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
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
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刚强勇猛、
冲劲十足，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市场，我当时并没有答案。
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们必须为200
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则推一的生存
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摈城一样，成为马
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个时期，我不断接到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写来，标明“立即处理”或是“紧急
处理”的便条，其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关于有必要迅速建立军队的问题。可是，
要怎样建军呢？
我睡不安枕。芝请医生给我配些镇静剂，但是我发觉在晚餐时喝点啤酒或葡萄
酒，效果胜过镇静剂。当时我 40 出头，年纪轻，精力充沛。不论一天的工作多么
辛苦繁忙，我总是在黄昏时分，花两个小时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上50到100 个球，
并跟一两个朋友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那时的我经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
时分，刚履任的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急需向我怕达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
在床上接见他，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
因为威尔逊向我表示了他的关心。我在 1965 年 8月 23 日回信说：“请别为新加
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
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
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1965年8 月9 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
的道路。
第02章 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
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
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
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
秀的人员。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
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
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
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
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
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 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
300 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站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
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
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
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
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
卫队“护送”的。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1966年2 月回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左右，吴庆瑞忽然到我
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我报告一个坏消除：毗邻珊顿道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军训站
发生暴乱。他发现最近入伍的各个部队的新兵当中，有80％是马来人，这使他惊讶，
所卜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训练工作，并冻结所有的职位。军队司令误解了他的
意思，擅自指示华族少校解雇所有的马来新兵。这名少校让所有的人到操场集合，
叫非马来族士兵离队，随后通知马来新兵他们被解雇了。那些马来新兵对自己遭受
的种族歧视，一时之间瞠日结舌。当他们从错愕中回过神来时，场面开始混乱。他
们用棍棒和汽水瓶攻击非马来人，烧毁两辆电单车，破坏了一辆史古打，掀翻了一
辆小货车。一辆警察巡逻车闻讯赶到，马来新兵向它扔出无数的玻璃瓶，巡逻车无
法越过翻覆了的小货车。一辆消防车随后来到，也同样受到攻击。
珊顿道沿路聚集了大批看热闹的群众。附近工艺学院的学生离开课室，拥上阳
台和屋顶，居高临下，观看这场混战。下午2 点45分左右，镇暴队队员乘坐镇暴车
来到现场，发射催泪弹。接着，受过特别训练的镇暴警察出动，逮捕暴乱者，把他
们押上囚车，载到对面的刑事侦查局大厦。暴乱者被扣留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
里等候发落，看看是要把他们控上法庭，不准他们保释，还是准他们保外。
吴庆瑞担心让他们保释的话，他们回到芽笼士乃和其他马来人居住地区，散播
他们如何道解雇的消息，那可能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触发暴乱。我立即请英国最高
专员约翰。罗布到我的办公室来，把这件棘手的事情告诉他。由于当时新加坡警察
和军队几乎全是马来人，会同情暴乱者，我要求罗布通知英军司令待命，以防种族
暴乱失控。我告诉他，我准备到刑事侦查局亲自处理这件事。要是认为情势可以缓
和下来，我会让这些人回家，否则也许要在提控他们后加以拘留。这一来，当天晚
上365 个家庭将会等不到他们的儿子回家，有关马来人受到压迫的谣言将会传遍新
加坡。
罗布表示他会据实通报，但是也谨慎地指出，英国军队不能干预内部安全问题。
我告诉他，总司令或新加坡驻军总管应确保英军至少能防止暴乱者失控，以免他们
像1950年在一次涉及一名荷兰少女的宗教暴乱中那样转而对付白人的事件重演。
接着，我召见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握，讨论应该如何处理那些人，看看我的做
法是否行得通，并请他陪同吴庆瑞和我到刑事侦查局去会见暴乱者。在刑事侦查局
的四方院子里，我通过一个手提扬声器用马来语向新兵讲话。我告诉他们，命令规
定只招募新加坡人，而少校误会了，以为不包括新加坡籍马来人。
迅速建立装甲部队由于担心这些暴乱会蔓延到新加坡来，我们不得不迅速建立
装甲部队。1968年1 月，以色列要更换军备而减价出售法国制造的AMX －13轻型坦
克，新加坡决定购买。到1969年6 月，30辆经过整修的坦克运到，同年9 月又来了
42辆。我们也买了170 辆V22 型四轮装甲车。
英国人没提出要像50年代协助马来亚那样协助我们建立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
幕后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为新加坡争取平等的待遇，却引起马来西亚
的不悦。如今他们必须应付的马来西亚，不仅是对他们有点不悦而已。他们也必定
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联合国和共和联邦的马来西亚已打好算盘，有意成为新加坡
的军事教官，以确保我们对防务的认识不会胜过他们。
我们必须收回两营军队，恢复它们的新加坡身分，确保它们忠于新加坡。当时
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在新加坡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出任国防部长。任务很艰巨，我
们得从头做起，他却愿意挑起这副担子。当时他的全部军事知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得来的。英军在1942年2 月投降之前，他担任过新加坡义勇军的中士。我叫
他着手进行。吴庆瑞跟以色列驻曼谷大使莫迪凯。基德伦接触，要求帮助。他是在
几次到曼谷出席会议时结识基德伦的。8 月9 日分家几天后，基德伦从曼谷飞来新
加坡，提出了一些有关协助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吴庆瑞带他来见我。1962到1963
年间，基德伦曾经几次见过我，要求我允许以色列政府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他向
我保证东姑已经同意了，我们不必等到马来西亚成立后才做决定。我告诉他，既然
东姑同意了，领事馆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设立不会有问题，但是在马来西亚成立之
前设立，肯定会使基层马来穆斯林情绪激动，以致发生争端，打乱我的合并计划。
他非常失望。不出所料，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没允许以色列开设领事馆，事实上
也无法允许。
我听了基德伦有关军事训练的建议，但是要吴庆瑞暂时按兵不动，因为我寄出
了两封信，一封给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另一封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统纳
塞尔，要求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武装部队。我要等他们的回信。
在给夏斯特里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军事顾问前来新加坡，协助我们建立五
营军队。两天后他回信说：“真诚地祝愿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荣。”对我的要求，
他只字不提。纳塞尔总统回信承认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跟夏斯特里总理
一样，对我要求他派遣一个海军顾问前来协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卫力量的事，也避
而不谈。我原来也曾预料印度政府会小心翼翼，不想被人看成反对马来西亚。不管
怎么说，印度是比较靠近我们的亚洲邻国。但是纳塞尔却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选
择不理会我的要求，我很失望。也许他要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领袖保持伊斯兰教的
团结。
印度和埃及不肯给予协助，我于是叫吴庆瑞继续跟以色列人接洽，但是秘而不
宣，保密越久越好，以免引起新马两地基层马来穆斯林的反感。1965年11月，亚克。
埃拉扎里上校率领了一小队以色列人前来。12月又来了六个人。他们肤色够黝黑，
我们管他们叫“墨西哥人”，以便掩人耳目。
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我们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捍卫国家的独立。东姑对分家
改变主意我倒不怕，但是还有赛加化阿巴等其他影响力很大的马来领袖。赛加化阿
巴极力反对分家，连巫统秘书长的职位也辞去了。他可能游说阿尔萨戈夫准将，告
诉他作为爱国者，扭转分家的局面是他的职责。阿尔萨戈夫和他那驻扎在新加坡的
步兵旅，大可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我和所有其他部长沦为阶下囚。于是我们保持闭口
不言的低姿态。吴庆瑞作为国防部长则狂热地工作，以便尽快建立一些防卫力量。
新加坡的军队和警察的种族成分，使我们还须冒另一种安全风险。独立了的新
加坡不能延续英国人的老一套做法，把一个有四分之三人口是华人的城市的治安，
交由马来族警察和军人去负责。英国人招募的主要是马来人，他们多数在马来亚出
生，传统上到新加坡来人伍。马来人喜欢当军警，华人却避之惟恐不及，那是因为
在中国的动乱和军阀时代，士兵到处抢劫，留下了历史包袱。问题是，新加坡政府
已经不再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政府，而是马来人眼中的华人政府，军队和警察还会
不会同样效忠呢？我们必须设法吸引多些华人和印度人加入警队和军队，以反映实
际的人口比例。
分家后不久，应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我们派出了新加坡第二步兵营到沙巴执
行“对抗”任务。尽管当时两国还未缔结正式的防务协定，我们要表示对马来西亚
有善意，要跟它团结一致。这一来，整个淡马锡军营便成了空营。马来西亚建议派
一团马来西亚步兵到淡马锡军营，我们同意了。我们的第二步兵营定在1966年2 月
完成在婆罗洲的任务，双方参谋部谈妥，到时马来西亚军队会撤走。但是马来西亚
国防部长却要求别让新加坡的步兵营重返淡马锡军营，而应把新加坡一营步兵调到
马来亚本土，以便让马来西亚步兵团继续留在淡马锡军营。作为国防部长的吴庆瑞
不同意。我们要两个新加坡营都留在新加坡。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之所以改变初衷，
是因为他们想在新加坡驻留一营军队，以便控制我们。马来西亚人拒绝离开。于是
回国的新加坡步兵营的先头部队必须搭起营帐，暂时驻扎在花拉公园。吴庆瑞急忙
来找我，提醒我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在营帐里呆太久，食堂和厕所设备太差，很容易
引发暴乱或哗变。他说，他的处境就像一位英国将领统率一支以意大利兵占多数的
军队。马来西亚有可能利用这个局面，临过阿尔萨戈夫准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