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越简单的相机，安上取景器和自动聚焦、测距仪等精巧装置一一十这全拜集成电
路片的开发所赐。德国人在这方面手脚不比日本人快。11年后，德国和新加坡两地
的罗莱公司都处于破产状态。一次重大的打击罗莱的失败，对新加坡的工业化努力
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因为欧洲投资者认为，这是欧洲无法把技术转移给新加坡的例
子。经济发展局费尽唇舌向他们解释，罗莱的失败是科技和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所致。
值得安慰的是，它的4000名受过精密工程培训的工人，成了80年代出现的磁盘驱动
器工业的宝贵建设资源。经济发展局一直是负责吸引投资的主要机构，所招揽的投
资项目源源不断，增值性越来越高。这么一来，虽然工资和其他成本逐渐提高，新
加坡却仍然能够保持竞争力。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依然是新加坡最优秀的大学生，大
部分留学欧美和英国，现任主席杨烈国更是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所熟悉的人物，他以
干劲十足和靠得住见称，言出必行。
回顾过去，我不敢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成就，是按照预定计划发展出
来的成果。分家前拟定的早期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的假设为基础的。健力士
已经付了按柜金，要在裕廊的一个地段兴建酿酒厂，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却告
诉公司的董事主席阿伦。伦诺斯克。博伊德，他连一瓶黑啤酒也不会批准进口。博
伊德于是在吉隆坡兴建酿酒厂，并表示愿意让我们没收按柜金。我们把按柜金退还
给他。几年后我们照样回敬陈修信，拒绝削减马来西亚健力士酿酒厂酿制的黑啤酒
的入口税。健力士只好发出许可证，让新加坡的一家酿酒厂替他们在本地生产黑啤
酒。
我们把大部分筛选工作留给跨国公司，是它们把各种工业带进新加坡，就由它
们自行选择它们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一些工业，比如修船、炼油和石油化学、银
行和金融等是由经济发展局、财长韩瑞生或我本人挑选的。贸工部相信生物科技、
电脑产品、特制化学品、电信仪器和服务等行业，日后可能大有作为。当峨们不能
肯定新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会有怎样的发展时，便采取分散风险的做法。
我们的任务是广泛拟定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期限。我们定期检讨这些计划，
并按照时局的新变化进行调整。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培训与教育工人来满足雇主的需
求，必须提前几年预先策划好。我们不像香港那样有一批现成的企业家，在中共接
管大陆的时候，从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逃到香港。他们都是中国的工业家和银行
家。如果我们等待我们的商人学习当工业家的话，我们早已饿死了。有论者在90年
代提出，要是我们当初培养自己的企业家，就不必过度仰赖飘忽不定的跨国公司。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香港即使从中国难民当中得到富有经验的商业人才，当地制造
业的技术水平，还是比不上新加坡的跨国公司。
政府率先投资发展新工业，例如钢铁业和服务业，促使大众钢铁厂以及属于服
务行业的海皇轮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应运而生。有两位部长因拥有多方面的才
于脱颖而出。韩瑞生为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保险公司和新加坡石油公司铺下成
功的发展道路。设立船务公司是吴庆瑞的概念，他通过巴基斯坦政府聘请了一位名
叫赛义德的船长来成立海皇轮船公司。他也借助于澳大利亚军械生产专家劳伦斯。
哈特尼特爵士，创立了新加坡特许工业公司。这是一家铸币厂兼生产小型军火的兵
工厂，因为两者都需要森严的保安措施和优良的生产机床，所以凑合在一起。新加
坡特许工业的执行董事王家国做事脚踏实地，为人足智多谋，在他的管理下，这家
企业也取得成功。后来，当时年纪尚轻的常任秘书杨烈国，接替王家国掌管新加坡
特许工业，成为企业主席，给它增添了新业务，而在日后衍生出新加坡科技公司。
这家高科技公司业务甚广，其中包括同顶尖的跨国公司合资设立晶圆装配厂。
新加坡必须仰赖为人正直，有头脑，有干劲，有魄力，但是商业嗅觉还有待考
验的年轻官员。名列前茅的新加坡奖学金得主是从每年最优秀的学生当中挑选出来
的，保送他们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
顶尖大学受教育，后来我们有了能力，把美国大学也包括在内。我们把他们训练成
企业家，由他们率领创立海皇轮船和新航等成功企业。我原本担心这些公司到头来
沦为需要政府津贴、不赚反亏的国营企业，跟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情况一样。韩瑞
生对手下的年轻官员了解得很透彻，他向我担保公司一定会成功，那些官员比得上
同类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都得到清楚的指示，这些公司必须赚钱，否则就得关门
大吉。我跟吴庆瑞和林金山讨论了这些大胆的计划，鉴于新加坡商界缺乏企业家人
才，他们两人都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我靠的是韩瑞生的判断。担任要职的官员是他
挑选的。这些项目旗开得胜，许多新公司随即纷纷在其他部长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
崛起，结果也连连报捷。于是我们让国营垄断机构如公用事业局、新加坡港务局和
电信局独立运作，摆脱政府部门的控制，像公司一样以讲求效率、盈利和竞争力的
方式经营。
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人员的素质。我们的高级行政人员并非个个都具有商业才
干。有这种无形天赋的人寥寥无几。侯永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担任大众钢铁厂董事
主席。另一个是沈基文，担任吉宝企业首脑。还有一个是比莱，担任新加坡航空公
司总裁。在他们的领导下，三家公司成为无人不晓的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
第一级股市占主导地位。新航改为私营的时候，我们几经困难才找到可以取代比莱
的顶尖的行政人员，由此可见本地企业家人才有多缺乏。
要我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们为什么会成功的话，我会选择“信心”。就是因为
外来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他们才会以新加坡作为开设工厂和炼油厂的地点。1973
年10月石油危机发生后几天，我决定向几家石油公司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对这些
公司储存在新加坡炼油厂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权。如果我们阻止这些存油出口，
新加坡将有足够的石油可供两年的消费。但是这样做将显示我们毫无信誉可言。1973
年11月10日，我会见所有炼油公司——壳牌、无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国石油
的首席执行员或董事经理，公开向他们保证：基于有难同当的原则，如果它们对客
户削减石油供应量的话，新加坡也会跟其他客户一样，不会有例外。它们的客户，
除了本区域的以外，还有远远分布在阿拉斯加、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地的。
这项决定提高了国际对新加坡政府的信心，它显示新加坡明白，它的长远利益
取决于提供一个可靠地点来进行石油交易和其他业务。结果石油工业满怀信心地扩
展业务，在70年代末扩展到石油化学的领域。90年代新加坡的炼油总量每天达到120
万桶，成为仅次于休斯顿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也成为继纽约和伦敦之
后，世界第三大石油交易中心。此外，新加坡还是世界船用燃料油的最大市场，也
是石油化学品的主要生产地。
为了克服先进国投资者一向对新加坡工人素质所抱的怀疑态度，我要求日本、
德国、法国和荷兰分别在新加坡设立培训中心，由他们本国的指导员前来提供训练。
有些中心由政府资助，其他中心由飞利浦、罗莱、达达等公司共同设立。经过四到
六个月的训练后，工人由于在犹如工厂的环境里受训，对不同国家的工作制度和文
化变得很熟悉，结果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员工。上述国家的投资者，若要知道
新加坡工人跟他们本国工人比较水准相差多少，这些中心便成为他们查询的地方。
他们证实新加坡工人的水平一点也不差。
5、金融中心的故事
……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至1998年两
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
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从
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
管理妥善的信誉。
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
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
样发生的呢？
故事要从1968年说起，那是一个最奇异的开始。温斯敏博士在口述历史档案中
忆述同友人的通话内容，对方是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他当时人在伦敦。
温斯敏说：“听我说，范伊厄宁先生，我们（新加坡）要在十年内成为东南亚的金
融中心。”范伊厄宁回答：“好，你来伦敦，五年内就能把它发展起来。”温斯敏
立刻启程到伦敦。在那里，范伊厄宁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来到一个巨型地球仪的
面前对他说：“你看这里，整个金融世界的活动，由苏黎世开始。苏黎世银行上午
九点正开市，接着是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到了下午，苏黎世先闭市，随后是法
兰克福和伦敦接着闭市。这个时候轮到纽约开市了，金融交易活动于是由伦敦转到
纽约。纽约下午闭市时，金融交易又转到旧金山。直到旧金山下午闭市，整个金融
世界就仿佛落了幕，无声无息待第二天瑞士时间九点正瑞士银行开市后，它才又活
跃起来。如果把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
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
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
范伊厄宁在温斯敏的要求下，针对上述课题做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当时的经济
发展局主席韩瑞生。韩瑞生也是温斯敏和我之间的特别联络人。韩瑞生来见我，向
我建议解除新加坡同非英镑区国家和地区之间所有货币交易的一切外汇限制的措施。
当时，新加坡依然属于对资金流动必须实行外汇管制的英镑区。韩瑞生向英格兰银
行一名职员打探消息。以了解在新加坡建立像香港那样的外汇市场，以便为新加坡
开拓“亚元”市场铺路的可能性。对方告诉他，香港之所以能够有此系统，同它特
殊的历史因素有关。对方也提醒韩瑞生，新加坡可能得脱离英镑区后才能落实这个
计划。我决定不惜冒险一试，吩咐韩瑞生大胆地去进行。由于英格兰银行没有追究，
新加坡也就无须脱离英镑区。无论如何，英国四年后取消了这个制度。新加坡不像
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前者是历史悠久，
在国际银行交易方面经验丰富的金融中心，后者在金融界是行家和信誉的象征。新
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必须向国外银行家保证，能够为他们提供稳
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能发挥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群技能
高、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另外还得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货币局和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有能力监管银行业。早在1965年独立后不久，我和吴庆瑞就认定，新
加坡不应该设立兼具印制和发行货币权的中央银行。我们决意不让新加坡货币在强
国货币的挑战下贬值，对美元尤其如此。因此货币局保留下来，只在拥有等额外汇
储备做后盾的情况下，才发行新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则拥有中央银行的一切权力，
但没有货币发行权。
金融管理局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保持专业水准，完全依据法律和条规运作。这
些法律条规定期进行检讨和修订，以便跟得上金融服务的发展新趋势。我们必须竭
尽所能，使外界对我们的刚直不阿、办事能力和判断能力有信心。我们的金融中心
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
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
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
一开始，新加坡小规模地发展岸外亚元市场，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