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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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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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他喜欢敞开衬衣扣子,把里面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一双手掌,像洗澡时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绒绒的胸脯上搓来搓去,于是,便有细细的泥卷掉落下来。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裤腿儿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双毛绒绒的腿。到了冬天,这一切活动都变得不大方便的时候,他就脱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带子的鞋他不喜欢,穿脱起来都很麻烦——搓脚趾头缝,好在天冷,他才没脱袜子。这些习惯,在开会的时候,尤其显得突出。好像小学生做不出算术题就咬铅笔杆。 
  贺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虑措词,还是压根儿忘记了为什么把他找来。 
  不,冯效先不过正在记忆里搜索,把与贺家彬有关的印象连缀起来,然后决定用什么分寸和贺家彬谈话。这个人不是学大庆的标兵,也不是先进工作者,喜欢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尖刻。爱发奇谈怪论,爱吵架抬杠。有点理论水平,张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 
  他还到方文煊那里反映过家乡为感谢自己对当地兴建电站的支援,送来过“土特产”。幸亏我让何婷去处理了那些东西,并且一再声明我什么也不要。核桃和竹叶青酒是何婷给送到家里去的,我付了钱。虽然那是个象征性的价钱。这是何婷的不慎,这种事怎么搞了个满城风雨? 什么事要给人留下把柄,就是顶大的笨蛋。 
  老方不是抓住了这一点嘛,在党委会上提出什么不能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分配给计划外的建设单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响呀,等等。哼,大惊小怪,装模作样。冯效先当即作了一个文不对题的、调子很高的发言:“是啊,我们应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过去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比现在难不难?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抗美援朝,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都抗过去了。 
  那是为什么? 党的威信高啊。党的威信是通过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来体现的。现在,有些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的事业。“ 
  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会的人谁也搞不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他犯不着当面和老方顶撞,逢到他们的矛盾趋向表面化的当儿,冯效先总是显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暗地里,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在方文煊周围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但会有人及时汇报给他,就连方文煊还在脑子里想着的事情,也会有人加以分析,然后具体化、形象化地反映给他。 
  这个方文煊,有什么能力? 又有多少资历? 四一年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晚两年,竟然当了正局长。凭什么? 无非肚子里有那么点文化水。有点文化水也许是坏事,净爱想点邪门歪道的事儿。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眼前这个贺家彬和方文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想到这一点,他好像有了谱,便开始了迂回的包围:“你最近怎么样啊? ” 
  这种问题让人怎么回答? “什么怎么样? ” 
  冯效先皱了一下眉头。这叫什么答复? 跟领导谈话,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呢? 太不尊重领导了。不过他并不表现出来,还是耐心地解释着:“哦,这个,比如说,思想、工作、生活……” 
  贺家彬明白,没有哪个政工干部是因为没事好干,忽然会关心起一个无声无息的人物。他猜错了,根本不是什么调动工作的问题。从刚才何婷的话茬儿分析,这场谈话也许和他既不做个人学大庆的规划、又不写年终学大庆的总结有关。冯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聪明呢? 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对付冯效先含混的问话:“没什么,一般还过得去。” 
  得,还是让他逮着了。 
  “过得去可不行啊,按照我们局的规划,两年达到大庆式的单位嘛,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大庆的标准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贺家彬心里想: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你学大庆的个人规划执行得怎么样啊? ‘’贺家彬想,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写学大庆的规划,也没有写学大庆的总结,何婷早就向他汇报过了,何必还这么假模假式地绕弯子呢? 要是方局长,绝不这么干,他一定张口就说:”贺家彬同志,你怎么不做学大庆的规划,也不写学大庆的总结呢? “ 
  而这,就是他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没有做过学大庆规划。” 
  “为什么不做呢,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贺家彬心中暗笑,要是他告诉冯效先,处里有些人学大庆的规划,是以某同志的规划为蓝本,互相传抄的,他会怎样呢?冯效先把花镜戴上,对着贺家彬直愣愣地看了好一阵子,好像贺家彬顷刻之间变成了动物园里的四不像,需要认真地看个仔细。 
  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对付贺家彬。扣个帽子? 不行,那玩意儿现在已不大时兴,而且人们对扣帽子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谁也不再拿它当回事儿了,对贺家彬这种人,就尤其不管事儿。再说,一时也找不到一预合适的,过去用过的那些帽子,规格品种还不齐全。 
  那么,批评他? 一时还搞不清他真正的意思,如何批评? 但是,他对学大庆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苗头。他既然是分工管人事、政工的副局长,就更加感到这个问题的分量。大庆,是老人家树的旗帜,从没见过有人持不同意见,怎么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就出在他主管的单位? 这还了得? 而且这个人不分场合,到处都敢乱放炮。张扬出去,对他本人怎样暂且不说,对他这个主管政工、人事的副局长却极为不利。怎么办呢? 首先,他想到的是立刻表明自己的态度。 
  “你这种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我还没有说过我是什么观点呢。”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善于诡辩。但是,老弟,搞政治,你那两下子不行,还差着点儿呢。 
  “那么你不妨说说你的观点嘛,不做规划,不写总结,总得说出个道理来嘛。” 
  “我没有什么观点。只是有个朋友的妹妹在大庆的一个女子采油队工作,那年她回家探亲.我碰到她。随便闲聊的时候,我问过她:‘你们平时下班以后,都干点什么? ’”‘不干什么。’“‘不干什么? 比如说,不看看小说吗? ’…不看。‘”’不看看电视吗? ‘“’…不看。‘”’不看看报纸吗? ‘“’不看。‘”’那你们怎么打发业余时间? ‘“’没什么业余时间,除了星期六晚上,每天晚上就是政治学习。学习完了洗洗涮涮也该睡觉了。洗澡堂子也是最近才有的……‘”您听听,是她们不关心时事,没有提高文化、技术的要求吗? 不是。她们是累得直不起腰来,没那个精力了。再说洗澡,也许是小事一桩,可人家是采油工啊。总算不错,到底还是修了一个洗澡堂子。 
  “还说什么赶美超修! 人家采油工的工作量比我们轻多了,靠什么赶超? 靠拼体力? 那是不行的,只有靠机械化、现代化。当然,我们的工人阶级有觉悟,能吃苦、能耐劳,我们的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可我们应该爱惜他们,不能这样挥霍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早晚要做现代化企业的工人,不给他们时间学习技术,提高文化,将来怎么掌握、操纵先进的设备? ”此外,想过没有? 他们还要恋爱、结婚、生孩子……他们是人,不是机器,机器还有个膏油、大修的时候呢…… 
  “还搞什么蒙上眼睛摸零件,一个人要不要熟悉自己的业务? 要。作为个人,这种精神也是可嘉的,可对主管人来说,却是思想上的一种倒退。世界已经进入了电子化时代,我们却还要倒退到连眼睛也不必用的地步。都这样闭着眼睛去摸,又何必搞什么现代化? 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这就好像让人回到用四肢在地上爬的时代,然后还要警告那些用两条腿走路的人:‘人们,你们让两只手闲起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你们会变成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二流子,还是像我们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诚地在地上爬吧! ’”他们那套模式我们就非得遵循吗? 那套企业管理办法很值得研究,只要用一点经济手段,哪怕是一小点,完全可以达到他们那种强制性的手段达不到的效果。共产党人不是要讲辩证法吗? 不能一个模式互相抄袭,年年老一套,十年如一日。应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的管理办法。并且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使之适合现代化的需要。“ 
  哼,他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了,冯效先不满意地想。要是连贺家彬这样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试巴、试巴,他冯效先又往哪儿放呢? 他必须敲打敲打贺家彬:“大庆这面红旗可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你不要犯糊涂! ” 
  “我没有说大庆不好。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没有油,大庆人为我们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国民经济弄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大庆硬是顶住了,抓住了生产。可是,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先进就永远先进? 再没有可以改进的了? 为什么不提超大庆? 我们干什么都喜欢划个杠杠,不许超过,不许发展。发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 
  这叫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您看着吧,将来准会超过,限制是限制不住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前进的,丰富多采的……“贺家彬越说越兴奋,而对冯效先来说,什么企业管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听起来实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他把贺家彬说过的话很快地过了一遍筛子,决定别的都不记,只记住他反对大庆红旗这条最根本的就行了。别看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实质性的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拿眼前这个人怎么办呢? 一切事情要看形势,看气候。 
  时间、条件、地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三要素。冯效先暗暗地赞赏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是有一套的。比方,以个人的名义,对某人或某个事件表什么态,搞什么名堂,都是冒险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许就变成了英雄好汉。《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怎么说的?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点辩证法嘛。孙中山在《总理遗嘱》里又怎么说的? 啊,“积四十年革命之经验”嘛。对,凡事总得留个后路。他那硕大的脑袋,活像摆满油、盐、酱、醋的杂货铺,装着七零八碎、五花AN的学问。 

  他决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讲几句:“你不搞学大庆的规划和总结,会影响你们处成为大庆式的处,你们处又会影响我们局嘛。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是应该知道的。不能因为个人影响全局嘛。你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局成不了大庆式的单位,你要不要负责? ” 
  “我才不负这个责呢。我干吗非得学大庆,不学大庆我就搞不好工作啦? 咱们单位年年搞这一套,总结呀,评比呀,传经送宝呀,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玩艺儿? 有这时间,干点踏踏实实、正儿八经的事好不好? 比方说,认真解决一下我们处的团结问题,干部问题。‘’冯效先被将了一军,感到不能再和贺家彬纠缠下去,谁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更让他尴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再也投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领导的私人生活。 
  甚至连谁找谁吃过饭,谁不花钱让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诸如此类的琐事,一下子就闹得满城风雨。风气大不如前了,谁也不再把维护领导的威信当回事,堂堂一个单位的领导竟还不如眼前这个一般干部气儿粗。人们动不动就向上级机关反映你,或是纷纷扬扬地给你扩散,要是你稍稍做点儿消除影响的工作,有人又会指控你打击报复……现在当领导真难啊! 人们的思想像豆腐渣,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谁敢对本单位的领导这样讲活呢。 
  五十年代是让人留恋的,多少人怀恋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状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冯效先也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贺家彬这样的言论,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 
  难怪他们支部把他的组织问题撂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组织观念这么差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不是祸害吗? 还是让何婷自己去对付他吧。 
  下班的时候,贺家彬在机关大院门口,碰见了万群。她站在泥泞的融雪里,紧紧地锁着眉头。她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 也许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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