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他喜欢敞开衬衣扣子，把里面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一双手掌，像洗澡时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绒绒的胸脯上搓来搓去，于是，便有细细的泥卷掉落下来。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裤腿儿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双毛绒绒的腿。到了冬天，这一切活动都变得不大方便的时候，他就脱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带子的鞋他不喜欢，穿脱起来都很麻烦——搓脚趾头缝，好在天冷，他才没脱袜子。这些习惯，在开会的时候，尤其显得突出。好像小学生做不出算术题就咬铅笔杆。
贺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虑措词，还是压根儿忘记了为什么把他找来。
不，冯效先不过正在记忆里搜索，把与贺家彬有关的印象连缀起来，然后决定用什么分寸和贺家彬谈话。这个人不是学大庆的标兵，也不是先进工作者，喜欢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尖刻。爱发奇谈怪论，爱吵架抬杠。有点理论水平，张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
他还到方文煊那里反映过家乡为感谢自己对当地兴建电站的支援，送来过“土特产”。幸亏我让何婷去处理了那些东西，并且一再声明我什么也不要。核桃和竹叶青酒是何婷给送到家里去的，我付了钱。虽然那是个象征性的价钱。这是何婷的不慎，这种事怎么搞了个满城风雨？ 什么事要给人留下把柄，就是顶大的笨蛋。
老方不是抓住了这一点嘛，在党委会上提出什么不能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分配给计划外的建设单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响呀，等等。哼，大惊小怪，装模作样。冯效先当即作了一个文不对题的、调子很高的发言：“是啊，我们应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过去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比现在难不难？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抗美援朝，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都抗过去了。
那是为什么？ 党的威信高啊。党的威信是通过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来体现的。现在，有些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的事业。“
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会的人谁也搞不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他犯不着当面和老方顶撞，逢到他们的矛盾趋向表面化的当儿，冯效先总是显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暗地里，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在方文煊周围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但会有人及时汇报给他，就连方文煊还在脑子里想着的事情，也会有人加以分析，然后具体化、形象化地反映给他。
这个方文煊，有什么能力？ 又有多少资历？ 四一年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晚两年，竟然当了正局长。凭什么？ 无非肚子里有那么点文化水。有点文化水也许是坏事，净爱想点邪门歪道的事儿。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眼前这个贺家彬和方文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想到这一点，他好像有了谱，便开始了迂回的包围：“你最近怎么样啊？ ”
这种问题让人怎么回答？ “什么怎么样？ ”
冯效先皱了一下眉头。这叫什么答复？ 跟领导谈话，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呢？ 太不尊重领导了。不过他并不表现出来，还是耐心地解释着：“哦，这个，比如说，思想、工作、生活……”
贺家彬明白，没有哪个政工干部是因为没事好干，忽然会关心起一个无声无息的人物。他猜错了，根本不是什么调动工作的问题。从刚才何婷的话茬儿分析，这场谈话也许和他既不做个人学大庆的规划、又不写年终学大庆的总结有关。冯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聪明呢？ 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对付冯效先含混的问话：“没什么，一般还过得去。”
得，还是让他逮着了。
“过得去可不行啊，按照我们局的规划，两年达到大庆式的单位嘛，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大庆的标准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贺家彬心里想：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你学大庆的个人规划执行得怎么样啊？ ‘’贺家彬想，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写学大庆的规划，也没有写学大庆的总结，何婷早就向他汇报过了，何必还这么假模假式地绕弯子呢？ 要是方局长，绝不这么干，他一定张口就说：”贺家彬同志，你怎么不做学大庆的规划，也不写学大庆的总结呢？ “
而这，就是他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没有做过学大庆规划。”
“为什么不做呢，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贺家彬心中暗笑，要是他告诉冯效先，处里有些人学大庆的规划，是以某同志的规划为蓝本，互相传抄的，他会怎样呢？冯效先把花镜戴上，对着贺家彬直愣愣地看了好一阵子，好像贺家彬顷刻之间变成了动物园里的四不像，需要认真地看个仔细。
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对付贺家彬。扣个帽子？ 不行，那玩意儿现在已不大时兴，而且人们对扣帽子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谁也不再拿它当回事儿了，对贺家彬这种人，就尤其不管事儿。再说，一时也找不到一预合适的，过去用过的那些帽子，规格品种还不齐全。
那么，批评他？ 一时还搞不清他真正的意思，如何批评？ 但是，他对学大庆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苗头。他既然是分工管人事、政工的副局长，就更加感到这个问题的分量。大庆，是老人家树的旗帜，从没见过有人持不同意见，怎么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就出在他主管的单位？ 这还了得？ 而且这个人不分场合，到处都敢乱放炮。张扬出去，对他本人怎样暂且不说，对他这个主管政工、人事的副局长却极为不利。怎么办呢？ 首先，他想到的是立刻表明自己的态度。
“你这种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我还没有说过我是什么观点呢。”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善于诡辩。但是，老弟，搞政治，你那两下子不行，还差着点儿呢。
“那么你不妨说说你的观点嘛，不做规划，不写总结，总得说出个道理来嘛。”
“我没有什么观点。只是有个朋友的妹妹在大庆的一个女子采油队工作，那年她回家探亲．我碰到她。随便闲聊的时候，我问过她：‘你们平时下班以后，都干点什么？ ’”‘不干什么。’“‘不干什么？ 比如说，不看看小说吗？ ’…不看。‘”’不看看电视吗？ ‘“’…不看。‘”’不看看报纸吗？ ‘“’不看。‘”’那你们怎么打发业余时间？ ‘“’没什么业余时间，除了星期六晚上，每天晚上就是政治学习。学习完了洗洗涮涮也该睡觉了。洗澡堂子也是最近才有的……‘”您听听，是她们不关心时事，没有提高文化、技术的要求吗？ 不是。她们是累得直不起腰来，没那个精力了。再说洗澡，也许是小事一桩，可人家是采油工啊。总算不错，到底还是修了一个洗澡堂子。
“还说什么赶美超修！ 人家采油工的工作量比我们轻多了，靠什么赶超？ 靠拼体力？ 那是不行的，只有靠机械化、现代化。当然，我们的工人阶级有觉悟，能吃苦、能耐劳，我们的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可我们应该爱惜他们，不能这样挥霍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早晚要做现代化企业的工人，不给他们时间学习技术，提高文化，将来怎么掌握、操纵先进的设备？ ”此外，想过没有？ 他们还要恋爱、结婚、生孩子……他们是人，不是机器，机器还有个膏油、大修的时候呢……
“还搞什么蒙上眼睛摸零件，一个人要不要熟悉自己的业务？ 要。作为个人，这种精神也是可嘉的，可对主管人来说，却是思想上的一种倒退。世界已经进入了电子化时代，我们却还要倒退到连眼睛也不必用的地步。都这样闭着眼睛去摸，又何必搞什么现代化？ 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这就好像让人回到用四肢在地上爬的时代，然后还要警告那些用两条腿走路的人：‘人们，你们让两只手闲起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你们会变成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二流子，还是像我们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诚地在地上爬吧！ ’”他们那套模式我们就非得遵循吗？ 那套企业管理办法很值得研究，只要用一点经济手段，哪怕是一小点，完全可以达到他们那种强制性的手段达不到的效果。共产党人不是要讲辩证法吗？ 不能一个模式互相抄袭，年年老一套，十年如一日。应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的管理办法。并且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使之适合现代化的需要。“
哼，他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了，冯效先不满意地想。要是连贺家彬这样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试巴、试巴，他冯效先又往哪儿放呢？ 他必须敲打敲打贺家彬：“大庆这面红旗可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你不要犯糊涂！ ”
“我没有说大庆不好。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没有油，大庆人为我们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国民经济弄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大庆硬是顶住了，抓住了生产。可是，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先进就永远先进？ 再没有可以改进的了？ 为什么不提超大庆？ 我们干什么都喜欢划个杠杠，不许超过，不许发展。发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
这叫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您看着吧，将来准会超过，限制是限制不住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前进的，丰富多采的……“贺家彬越说越兴奋，而对冯效先来说，什么企业管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听起来实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他把贺家彬说过的话很快地过了一遍筛子，决定别的都不记，只记住他反对大庆红旗这条最根本的就行了。别看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实质性的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拿眼前这个人怎么办呢？ 一切事情要看形势，看气候。
时间、条件、地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三要素。冯效先暗暗地赞赏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是有一套的。比方，以个人的名义，对某人或某个事件表什么态，搞什么名堂，都是冒险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许就变成了英雄好汉。《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怎么说的？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点辩证法嘛。孙中山在《总理遗嘱》里又怎么说的？ 啊，“积四十年革命之经验”嘛。对，凡事总得留个后路。他那硕大的脑袋，活像摆满油、盐、酱、醋的杂货铺，装着七零八碎、五花AN的学问。
他决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讲几句：“你不搞学大庆的规划和总结，会影响你们处成为大庆式的处，你们处又会影响我们局嘛。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是应该知道的。不能因为个人影响全局嘛。你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局成不了大庆式的单位，你要不要负责？ ”
“我才不负这个责呢。我干吗非得学大庆，不学大庆我就搞不好工作啦？ 咱们单位年年搞这一套，总结呀，评比呀，传经送宝呀，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玩艺儿？ 有这时间，干点踏踏实实、正儿八经的事好不好？ 比方说，认真解决一下我们处的团结问题，干部问题。‘’冯效先被将了一军，感到不能再和贺家彬纠缠下去，谁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更让他尴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再也投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领导的私人生活。
甚至连谁找谁吃过饭，谁不花钱让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诸如此类的琐事，一下子就闹得满城风雨。风气大不如前了，谁也不再把维护领导的威信当回事，堂堂一个单位的领导竟还不如眼前这个一般干部气儿粗。人们动不动就向上级机关反映你，或是纷纷扬扬地给你扩散，要是你稍稍做点儿消除影响的工作，有人又会指控你打击报复……现在当领导真难啊！ 人们的思想像豆腐渣，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谁敢对本单位的领导这样讲活呢。
五十年代是让人留恋的，多少人怀恋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状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冯效先也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贺家彬这样的言论，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
难怪他们支部把他的组织问题撂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组织观念这么差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不是祸害吗？ 还是让何婷自己去对付他吧。
下班的时候，贺家彬在机关大院门口，碰见了万群。她站在泥泞的融雪里，紧紧地锁着眉头。她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 也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