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气,甚至骂我一顿,也是可以的喽。”
田守诚什么情况都能应付,让人人都能皆大欢喜。“文化大革命”时,部直属厂全下放给了省、市,“批林批孔”时,市里又想拿陈咏明开刀,在一次会议上,田守诚因为没有看见走在陈咏明身后的某市委书记,深表同情地对陈咏明说:“听说又准备搞一搞你? ”
话音没落,一回眼,看见了紧跟在陈咏明身后的那位市委书记。田守诚面不改色,立刻握住那位市委书记的手说:“听说你们又保了陈咏明一下? ”
这脑袋有多灵! 反应有多快! 换了谁,一时也会显得尴尬、语塞。
话说完了。能指望田守诚有什么改悔,或对某些人来个批评? 那不等于批田守诚自己? 他能承认这是不正之风,陈咏明的愤慨似乎也就云消雾散了,他的要求不高。
但郁丽文用这样婉转的方式,娇嗔地表示了她的忧虑,倒让陈咏明爱怜起来。他猛然弯下腰去,捧住她的脸,在她脸上落满急促的吻。但她站得太低,他双手伸向她的腋下,把她抱到自己站立的台阶上来。郁丽文一面笑着,一面想要从他有力的双臂里挣脱出来。“别闹了,当心人家看见。”
“怕什么,吻自己的老婆又不犯法。”
郁丽文用手理着自己被丈夫揉乱的头发,问道:“你去吗? ”
“傻瓜,我才不去当那个部长呢! 干些具体工作比在官场实在得多。‘’他无限憧憬地说:”我要把这个厂子办好,成立一个中国联合汽车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过美国、日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简直不像个干企业的厂长,而像一个热情洋溢的、充满幻想的诗人。
一头蓬乱的花白头发,在陈咏明的头上乱颤,黑黑的脸膛变得更加红润起来。再没有比他更可爱的男人了,郁丽文幸福地叹息。
病房里的人多半看不出刘玉英是吴国栋的老婆,要不是她已来探视过多次,谁也不能相信。真不像。
她来了,从一个灰里吧叽的人造革提包里掏出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用花生米、豆腐干、辣椒、瘦肉丁、豆瓣酱炒的什锦菜。那提包的式样至少是十五年前的。
“见好吗? ”
“好点儿。”吴国栋盘腿坐在床上,脸上木木的,像个打坐的和尚。“小强、小壮都挺好吧? ”
“还行。”
两个人的遣词用字都极为简略,语气也极为淡漠,好像怕浪费了自己的元气,又好像因为他们竟然是两口子而感到害臊。
然后两个人就没词儿了。刘玉英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一副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的模样。两个脚尖,像那些守纪律的小学生,摆得挺齐,还稍稍往里撇着。
卖肉的师傅想:这娘'iP~JD真不够味儿,来看病人也不在男人耳朵旁边悄悄地说两句私房话,脸上没有一点喜兴样儿,气色也不好,准是肉吃得太少。
因此,当陈咏明和郁丽文两个人走进病房的时候,简直像飞进来r 一对天鹅,让他们觉得眼前猛然一亮。
刘玉英立刻站起来,搬动椅子:“陈厂长,您坐。”
陈咏明大手一摆:“你坐。”然后把病房环视一周,从修理雨伞的那个小伙子的床头和大学老师的床头搬来两把椅子,一把给了郁丽文,一把自己坐下。对吴国栋说:“好久没来看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
吴国栋那木然的脸上,竟也现出一个公事公办的笑容,如同人们在接待室里常看到的那种。他坚决而迅速地说:“没有,没什么困难。”生怕一犹豫,就会让谁钻了空子,从而拉他下水,去干违法乱纪的事。
“那好,有你就说,不要客气。”
这时刘玉英对郁丽文说:“多亏陈厂长想得周到,给我换了个离家近的工作单位,又给小壮换了个离家近的托儿所,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听了,赶快从枕头底下掏出了钢笔和笔记本。
提起刘玉英调换工作单位的事,吴国栋咂嘴摇头说:“听说服务局趁势向厂里要了一辆卡车? ”
“对,是卖给他们一辆。”
“这,不大符合政策吧? 他们又没有分配指标,又不是国家的基本建设项目。”吴国栋不是假意,而是真的觉着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 今年缩减基建投资,计划调整之后,很多基本建设项目停建、缓建,产品的订货合同一下子减少很多,有的订了货还退货呢。汽车卖不出去,我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老向国家贷款行吗? 国家有困难,我们不自己找出路,难道都躺在国家身上吃闲饭? 现在是谁有钱买,我就卖给谁。”他向病房里所有的人打量了一眼,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个买主,他随时打算向他们推销自己的产品。“今年我还打算发展新品种,生产摩托车,这东西今后市场需要量很大。”
刘玉英急了,吴国栋真是不近人情,得了便宜还卖乖。她也顾不上是不是打断了陈咏明的话头,插嘴说:“国栋,人家是给咱办事,你怎么还这么说。”
陈咏明哈哈笑:“刘玉英同志,这点你就不如老吴。他这种精神让我佩服,并不因为自身利益就放弃他的原则。当然,这原则对不对,暂且不说。我也不能因为做了什么,就得他奉承我,何况这件事本来就是厂子里该做的工作,谈不上什么帮助不帮助。”
吴国栋点头称是。他觉得陈咏明在这一点上,和他是相通的,可以互相理解的。因此陈咏明的这番话,他听了心里很熨帖。
刘玉英仍是非常过意不去。
郁丽文轻声对她说:“别管他们吧,那是他们的事。”
吴国栋不放心地紧问:“拿计划内产品的材料,生产计划外的产品,部里同意吗? ”
“向郑部长汇报过。”
“他怎么说? ”
“他说:‘机械行业的企业,今年几乎都面临着一个吃不饱、发不出去工资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今年计划调整,基建投资减少,很多建设单位下马了,对机械部门的需要自然减少,生产任务自然要压缩。另一方面,大量进口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机械行业有我们的不足,可是这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的问题,很多机电设备明明我们自己可以做,却不愿意相信我们自己。难道我们都不行? 三万吨水压机就是世界第一的水平嘛。当然我们不能怨天尤人,还得自己解放自己。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要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要保护竞争,要有一定的市场调节,并且要使职工的收入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济搞活,逐步改变吃大锅饭和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既然这样,工厂任务不足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尽可能找任务。不但要找饭吃,还要设法打开出口的销路,竞争过外国产品。过去的情况是干的不一定有人要,要的不一定有人干,现在大家主动找活干,总比让工厂闲着由国家发工资强。而且这还能激发工厂搞好经营管理的热情和主动精神,促使工厂树立为用户服务的概念;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的概念;做好供应配件工作的概念;使工厂的领导人懂得企业管理不是只管大门内的事,还要讲究经营之道,学会做买卖。懂得除国家计划外,还有经济效益这一条。工厂拿了国家的基建费用,就有义务使机器天天转动,拿出好产品给国家积累资金。你们这个厂,大风大浪也见过,困难的日子也过过,经验也还有一点,办法也还有一点,就看你这个厂长,你们这个领导班子的本事了。也许坏事变好事,这种局面正是机械行业改组的一个好时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整个体制,但是突破一点是一点吧。总之,厂长们再照过去的老办法管生产是不行了。三中全会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我们得把这个精神同我们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我觉得郑部长把话说得挺透,至于具体怎么做,那就靠我们自己了。”
吴国栋脑门儿上的抬头纹加深了,每一条皱纹都像一个平躺着的问号,表示着极大的疑惑。
老办法不行了。老办法有什么不好? 生产计划不是年年完成吗? 就说长春第一汽车厂生产的“解放牌”卡车吧,用的还是五十年代那套生产工艺,也没见谁嫌不好哇,就那,年年还不能满足需要呢。瞎改什么,另改一套,还指不定行不行呢,不行的话,连这套也没啦。mpanel(1);
自己找饭吃? 还讲不讲计划经济啦? 吴国栋在党校的时候学习过,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这么一来,还上哪儿去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吴国栋没法说。部长说过了,厂长说过了,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只有竞争过外国人这一点,吴国栋听了还算顺耳。不说别的,外国人身上的毛都比中国人多。在党校的时候学过,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说明外国人比中国人离猴子更近,就凭这一点,中国人也比外国人先进,为什么竞争不过老外? 只要大伙心齐、玩儿命干,别今天你一个主意,明天他一个主意,有什么不行的。再拿出五八年大跃进的干劲,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就能赶上英国。当时有个歌怎么唱的? 啊,“……踢开困难,排山倒海,赶上英国老王牌……”多好的日子! 多让人留恋和向往的日子! 每天都像踏着进军号在前进,就像过去“十一”或“五一”天安门前阅兵式的那股劲头,一个个胸脯挺得那么高;脚步跺得咔嚓咔嚓响;胳膊甩得刷、刷、刷的齐……那么些人就像一个人那样听使唤。后来为什么凉下来了? 唉,还不是总有人干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瞧瞧现在,社会上乱成了什么样儿? 不知哪儿来的一股风,喊起“民主”来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谁感到不民主? 只有地、富、反、坏、右才觉得不民主。啊,右,现在不算了,全都一风吹了。别说右不算了,连大寨也不行了,自由市场也出来了。老家里来人说,连算卦的也出来了,牛鬼蛇神又出笼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在世,怎么能有这种事嘛。
他自己也闹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一切都让他看不顺眼儿的感觉,像看不见的小虫子一样,钻进了他的心里,在里面闹腾、作祟。
一天天地、从早到晚,他都觉得日子过得不踏实,好像天要塌了。
他好忧心啊。
陈咏明却饶有兴味地看着刘玉英给吴国栋带来的那瓶小菜,好像在研究菜里加了什么可口的东西,那兴味并不亚于研究一辆新引进的汽车。他对什么都有兴趣,对什么都全力以赴,所以他比实际的年龄显得苍老。而他的脸,也许正是因为两种极端的混合才显得如此动人:孩子般的真诚、执著,和饱经世事的沉稳。
陈咏明的谈话使病房里所有的人听人了迷,别管是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当文书的小老头,卖肉的师傅,大学里的老师。他们对三中全会的精神,也许领会得还不够深刻,但不管是谁,只要他对生活还有那么一丁点热情,他就不可能不被这种谈话所吸引。
若干年来,他们读过不少中央全会的公报,听过不少次会议精神的传达,但那些经济政策和自己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总好像说不清楚。现在让陈咏明这么一说,好像清楚了许多,原来都是老百姓心里想着、盼着的大实话。
修理雨伞的小青年,收起了钢笔,用手支着下巴,眼睛里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中央的精神是这么回事,怎么在街道学习会上就变成了千千巴巴的东西呢? 如果让这些部长、厂长们给讲讲该有多好。
就连当文书的小老头,也流露出真正受了感动的微笑,再不是一成不变的、阿谀奉承的假笑。
教书的先生说:“嗯! 你们部长几句话就把中央的精神说清楚了。不简单。”
卖肉的师傅,自有他表示崇敬的独特方式。出于一种爱屋及乌的反应,他对郁丽文说:“郁大夫,往后您再买肉找我,您是要五花、里脊、肘子、猪肝、蹄子……只管说。”
郁丽文掩嘴而笑。
陈咏明没头没脑地搭了一句:“清醒的人是不痛快的。”然后看了看手表,吃了一惊似的对郁丽文说:“八点多了,你饿坏了吧。”
郁丽文没有回答,只微微皱了一下眉,表示他不该在这里说这句话。
刘玉英果真忙乱起来:“哎,这,这是怎么说的,您二位到现在连饭还没吃。”她依次拉开吴国栋床头柜上的抽屉和柜门,想要找些点心给他们。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教书先生从自己的小柜上,拿过一个饼干桶,递给陈咏明:“这儿有饼干,先吃点吧。”
陈咏明真不客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