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全不惜力地做到了。人就是这样，活的是一口气，心里痛快，干什么都行。哪怕我住不上房，哪怕我提不上工资，哪怕你葛新发明天上班挤车，招惹一肚子气，只要一进车间，看见大家伙这十三张脸，那些不痛快的事，就全忘到脑袋后头去了。
听了这番话，刚才还是闹闹哄哄的一桌子人，一时全都静了下来，想着心事的样子。
杨小东赶紧发话：“咱们这是会餐，开成评功摆好会可就没劲了。”然后，他又装出诡秘的样子，压低了嗓子说：“别学咱们的田部长，净让咱们过什么革命化的春节，革命化的国庆节，革命化的元旦……咱们还是来点实惠的。你们不吃，我可要吃啦。”他转向郑子云：“您来点什么？ ”他抄起筷子，照准红烧鱼脊背上那块厚肉夹去，弄了一大块，放在郑子云面前的盘子里，“吃，吃，别客气！'‘然后又招呼大家：”不吃白不吃，快点吧，菜都凉了。“
葛新发表示不同意见：“你别说，他再来个革命化的春节，咱们的加班费合起来又够开一顿了。”
“那可就不是这么个意思了。平白无故混来的，没劲！ ”吴宾咕咚咕咚又是一杯下肚了。他把空酒杯往桌子上一蹴，鄙夷不屑地说：“忘了？ 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本来活就不满，设备又是刚擦洗完，他偏要到厂里来和工人群众过革命化的春节。吴国栋那会儿可求着咱们了，央告咱们说，‘各位弟兄帮帮忙，捧捧场，千万都到，就一会儿时间，保证长不了。部长劳动嘛，长不了，长不了，千万别让领导为难。回头一人还能落两瓶二锅头。’大年初一一早，就把咱们折腾到车间。好，等到十点，他来了，还带着个女的——哎，那女的是干什么的？ ”
杨小东答：“部办公厅主任。”
吴宾接着说：“什么主任？！捧哏儿的。两个跟演双簧似的，跟咱们吹了一个小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然后，嘀——嘀——屁股后头一冒烟，走人了。他敢情好，回到家里，有保姆做现成的伺候着。
不像咱们，还指望着过节放几天假休息休息，看看朋友。女同志还想趁这几天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这么一来，加上路上往往返返，一天的时间全泡汤了。他倒好，在厂子里混了一个小时，还落个部长下厂过革命化的春节，登报扬名，便宜全让他占了。这种花里胡哨的人，还一节节地往高里升，真他妈的邪门儿。中国还有希望没有？ 怎么打倒了‘四人帮’，还有这种事儿。“
葛新发又给他斟上一杯：“喝吧，喝吧，你操什么心，他当他的官儿，你干你的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工资一个也不少你的，不就得了。”
吴宾不肯罢休：“正经关系不小呢？ 这种人当权，能一心扑在‘四化’上？ 能把老百姓放在心里？ 工资一个不少，可也不见长啊。
要是当官儿的都这么个当法，咱们还有没有盼头了？ ”
画家又在桌子底下踢踢郑子云的腿。
郑子云的神色，不像刚坐到这张桌子上的时候那么神采奕奕了。他忽然显得疲倦、苍老、冷漠、拒人千里。他抓起那瓶没有喝完的茅台，给每个人都斟上一杯，急于收场地说：“各位小同志，我敬你们大家一杯，怎么样？ ”
吕志民握起酒杯：“总得有个说法吧。”
“说什么呢？ ”郑子云转向画家。画家依然用那双儿童一般充盈着笑意的眼睛看着他。郑子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地笑啊。
“这样吧，今天能和你们一块喝一杯，心里挺高兴，希望咱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做出好成绩。咱们后会有期，干！ ‘．众人一口饮下。
吴宾咂吧着嘴唇：“好酒。”
吕志民在跟郑子云握手言别的时候问道：“说了归齐，您二位又是干什么的呢？ ”
郑子云一面扣着绿色棉布军大衣的纽扣，一面答道：“他是画家，我嘛，干点行政工作。”
“啊，管吃、喝、拉、撒、睡的。”
郑子云笑笑：“差不多吧。我说你们这顿饭吃得真值。”
“车间主任的鼻子都气歪了。”
“再气一下，兴许就正过来了。”
出了饭馆，冷风扑面。在饭馆里变得有点沉闷的人，像一个猛子扎进了大海，让冷飕飕的感觉刺激一下，重又兴奋起来。
郑子云问：“你刚才笑什么？ 你说一会儿告诉我。”
“我忘了。因为我好像一直在笑。”
郑子云陪着画家慢慢地向电车站走去。他的眼睛，在街灯的映照下闪烁着，像有许多飘忽不定的念头，一个个地在那里面闪过。他忽然打破沉默：“今天吃饭，收获不小。那个杨小东帮我解决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问题。怎么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不能光靠空头的说教，也不是什么先生产、后生活。靠的是关心人，相信人，鼓舞人。古时候还有一句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呢。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向往革命的？ 既不是因为看了《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看了《资本论》，而恰恰是因为看了一本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爱的教育》。它使我相信并去追求真、善、美。杨小东是个了不起的心理学家。你说是不是？ 不过，有点对不起你，说是请你吃饭，结果让你陪我听了一晚上你毫无兴趣的谈话……”
“谁说我没兴趣，他们说的，不正是大家心里想着的吗？ 况且．我也有很大的收获。”
“噢？！”郑子云有点惊奇，他停住，定睛看着画家。
“我一直在琢磨你，观察你。将来我想替你画张像。不过要画你是相当困难的。你的思绪、神情变化得异常迅速。每一个瞬息的变化，都从不同角度显示着你的气质，丢掉一个都是可惜的。可事实上不得不在丢掉，它太难以捕捉。”
郑子云异常严肃地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画家那像随人摆布的儿童一样的眼睛，也变得严肃起来，像郑子云一样的执拗，绝不退让地说：“也许你有你的理由，但可以想见的是，你的任何理由，都是狭隘的。每一个正直的勤奋工作的人，他，和他的工作，都不只属于自己。”mpanel（1）；
八
像时钟一样的准确，差十五分八点，田守诚迈着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四平八稳的步子，走进了办公室。边走还边和迎头碰上的、小字辈的工作人员，开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
天天如此。他不像其他部长，常常在八点以后，汽车才驶进部机关的大院。
田守诚习惯地往他那张大得足以容下一个人在上面睡觉的写字台瞥了一眼，上面，一大摞文件、报告之类的东西在等着他。这是每天要办的第一件事。
田守诚脱下大衣，往衣架上挂去，不行，那个衣钩松动了，他又换了一个。转过身来，双手习惯地捋了捋一丝不乱的头发，又泡了一杯花茶，然后在写字台前坐下，开始翻动桌上那一大摞东西：密码电报、中央文件、值班室的电话记录、等着他签发的各司局的请示报告、人民来信……等等，等等，全按文件制定单位的等级、问题的轻重缓急，顺序排列着。
肖宜，是田守诚颇费踌躇，而后又颇为得意地选定的一个秘书。因为肖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全部造反派的一个头头。
田守诚明知肖宜把他这个决定的动机看得底儿透，但田守诚并不把肖宜的感觉放在心上。他只须估量这个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群众，能否造成他所期望的印象就够了。和一个小人物是不必花费心思去较量的，田守诚只把精力花费在对付等量级水平的对手身上。何况至关重要的事情，还有林绍同秘书去办。
田守诚顺水行舟般地一路看下去，该划圈的，划了；该签发的，签了；该批示的，批了。
在一份部办公厅请示该不该给本部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分发奖金的报告上，田守诚那支洋洋洒洒的大笔停住了。
发奖金？ 给招待所的服务员？ 这两天报纸上的社论，又在强调思想教育，政治挂帅。要求个人所得奖金不得超过本单位两个月的平均工资。似乎有刹住奖金风的趋势。工厂都在压缩奖金开支额，服务人员就更不好说了。何况这是部里办的招待所，又不是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办的，也不是市服务局办的。人家那里，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一套办法、条例。不过那套办法，当然是根据他们的情况制定的，不好照搬，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田守诚不打算由他来开这个口。于是，他在报告上批道：“按上面指示精神办。”
对自己这条批示，田守诚觉得很得体。上面？ 哪个上面？ 让经办人揣摩去，就这么含含糊糊的才好。而且，根据田守诚的回忆，关于各部自己办的招待所该不该发奖金，似乎上面从没有过具体的指示。
下面，厚厚的一份报告让田守诚发怵。难道写这报告的人，不懂得那个不成文的规矩吗？ 给上级机关打报告，越往上去，字应该越大，字数也应该越少。
田守诚信手翻去。原来是上面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
肖宜怎么搞的，这样的信也要转给他吗？ 继而又想，肖宜不会错，肯定需要他亲自处理，才会送给他的。
什么问题呢？ 他潦潦草草地看去，竟然是批评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到二ooo 年建成多少钢铁基地、煤炭基地、十来个大庆的规划，是左倾思想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是沿袭五八年大跃进、不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错误。信上列举了一九七九年的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中，有哪些不够基本建设条件的项目，硬是列入了计划，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浪费了多少有限的基本建设投资……看得田守诚眼皮直跳。他沉下心来，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写信的，准是重工业部的人，所以这封信才会转给他。谁呢？ 田守诚翻到最后一页。哦，贺家彬。“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这个贺家彬折腾得挺热闹，又是送花圈又是写诗，要不是他那个局长方文煊顶着、包着的话，差点没给送去坐班房。不过也幸亏有人顶着、包着，不然，真的送了进去，现在又是田守诚的一笔账。田守诚不由得笑了一下。什么年月了，还吃这碗饭，太不识时务了。
照转贺家彬所在的司局吗？ 不，这件事比较棘手。对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方案提出指责，上面不会不挂号的。部里不表示个态度就这么转下去，万一将来上面有人想起来，问上一句，怎么答复呢？ 田守诚把有关部门在信上的批字又看了一遍，似乎看不出什么倾向性的意见。只写道：“转去人民来信一封。”
这该如何处理？ 田守诚不停地、机械地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很长时间，不知怎么下笔。最后，他终于在那份人民来信上批了一句：“请郑子云副部长阅处。”这么处理还是说得过去。郑子云现在正热衷于抓什么体制改革、企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在和“学大庆”唱对台戏。不是吗？ 前些日子在曙光汽车厂搞了个民意测验，真是笑话。
什么“你喜欢什么？ ”他们喜欢什么？ 喜欢邪门歪道！ “你关心什么？ ”关心他们自己！ “你痛恨什么？ ”痛恨干活！ “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钱，就知道向钱看！ “业余时间于什么？ ”吃喝玩乐，不信上馆子里看看！ “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希望吗？ ”问他们？！“四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现在谁能听谁的？ “你愿意在这个厂工作吗？ ”他愿意上美国，你送他去吗？ 搞的什么名堂！ 思想政治工作这么搞还不乱了套？ 民意测验，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
拿郑子云和田守诚相比，一个好比是打守球的，软磨硬泡；一个好比是打攻球的，一个劲儿地猛抽。
田守诚会时不时地给郑子云吊上几个小球，然后冷眼地瞧着郑子云毫不吝惜地消耗着自己的精力。他并不把郑子云当做太了不起的对手，犯不着跟他费那么大的劲。郑子云的对手早就有了，那便是这个社会里，虽说是残存的、却万万不可等闲视之的旧意识。
鸡蛋碰石头啊。
去年田守诚出国考察，开中央工作会议时，由第二把手郑子云参加。那时，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庐山会议也没有平反，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提到日程上来。你郑子云听就是了嘛，发什么言！ 说什么：“干部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以后谁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错误，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是叛徒、特务。刘少奇那个专案的材料，什么问题都不说，光说是叛徒、内奸、工贼，我认为这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办法。
还有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的问题，也说他们里通外国，抓一些莫须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