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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2月的主要事件不是有关北约的谈判，而是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声明。众所周知，有关这个条约命运问题，不仅是2000～2001年俄罗斯所有对外政策谈判的主要问题，而且也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主题。但是，有关这个问题，没有出现任何意想不到的轰动。
反导条约是苏联和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签署的条约，它在当时符合两国的利益。但在几年前，美国对此做出结论：这个条约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1972年苏联和美国签订的这个条约中，就有一章明确规定终止条约的程序。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门前的玫瑰色草坪上宣布：“我今天将美国准备退出反导条约正式向俄罗斯作了通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导条约束缚了我们政府部署保护人民免受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导弹进攻的能力。”在谈到美国这一决定对俄美关系的影响时，布什说：“美国和俄罗斯正在构建一种新型的令人放心的建设性关系。我们正在努力用‘相互合作’取代‘互有保证可以消灭对方’。我和普京已经谈妥，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既不会破坏我们的新型关系，也不威胁俄罗斯的安全。正像普京所说的那样，我们正走向另外一种基础性关系，‘冷战’已经被抛到后面，我们今天又将冷战的最后一块残余抛在后面。”
从布什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和普京在得克萨斯私人农场里都谈了些什么。
当天晚上，普京面对电视屏幕宣读了自己的一份声明。声明说：“美国决定6个月以后退出反导条约，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意外，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众所周知，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于其他核大国，他们很久以来就拥有战胜反导防卫的有效系统，所以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美国做出的决定不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
普京还提到：“当前俄美两国关系水平不仅应该保持下去，而且应该以此为基础尽快制定战略关系新框架。”几天以后，普京在解释自己立场的时候说，俄罗斯不打算利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机会制造歇斯底里式的反美情绪。第一，美国的国家反导体系现在还不存在；第二，它能不能建立起来这是个未知数；第三，即便能建立起来，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而俄罗斯今天就拥有战胜任何反导的一切手段。因此说，美国的决定不会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在“九一一”事件以后形成的新的世界局势下，反导问题已经失去从前那种强烈感觉。普京指出：“在我和布什接触过程中，他一次也没有欺骗过我，他的言行始终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可靠的伙伴。至于我们在某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上观点不尽一致，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
2001年12月底，《论据与事实报》提到，俄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对普京在反导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不满。但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传说。公开批评俄罗斯总统的只有共产党的报纸，它们指责普京“在与北约的对弈中拱手于人，忘记了本国利益”。《苏维埃俄罗斯报》呼吁普京不仅不要削减，而且应该大规模扩充俄罗斯的核武库，“否则，世界上谁也不会严肃地对待普京先生，他的言论所能获得的关注，甚至还比不上白宫上空飞过的蚊子”。
这些都是错误的立场。众所周知，加强进攻性武器始终伴随着防御系统的提高。比如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坦克的装甲越来越坚固，火器也越来越猛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各种类型的反坦克武器也在不断地完善。坦克制造者的头脑里总想着，在坦克上装备能够拦截反坦克炮弹的系统。如果这种系统从原则上讲是可能的，那么当然要比坦克本身还要昂贵。但是，这个系统能够使坦克拥有免受打击的完全保障吗？能找到击毁坦克和装甲车有效方法的可能对手吗？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22）
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能拥有几百亿美元富余资金来进行国家反导系统试验的国家。经过几万名科学家8年的持续努力，美国建立了可以拦截自己发射导弹的反导系统（单弹头的导弹可以在晴朗无云的好天气被击毁）。
但谁也不知道，还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美国才能建立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拦截多弹头导弹的反导系统。因此说，平静地讨论这个问题，做出某种新的决定的时间还没有失去。
阿富汗及其周边
2001年12月，在阿富汗进行的打击塔利班的反恐战争已经结束。这样复杂的军事行动这么快就能取得胜利，无论是美国总统布什，还是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以及那些军事专家，事先都没有料到。所有这些人事先都倾向于，这将是一场长期、艰苦的战争。
对于美国军人来说，这场战争几乎是没有流血的。死伤的多半是西方的记者，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跑在大部队的前面。早在11月底，北方联盟经过十天的围困之后就成功地拿下昆都士市，并且控制了昆都士省。12月的头几天，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普什图部落武装的协同努力下，塔利班控制的主要城市——坎大哈也被夺了过来。塔利班的残余武装都投降了，奥马尔逃跑了，搜捕他的行动已全面展开。
北方联盟和普什图武装攻占了阿富汗东部山区的大部分地域。据推断，本·拉登和他的残余就隐藏在这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领袖的人头被美军宣了重赏。硌杉矶警察小组也参加了搜寻本·拉登和奥马尔的行动。这是一个秘密行动，整个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阿富汗社会早已厌倦了20多年的内战，粉碎塔利班并没有引发（观察家们所预料的）不可避免的内讧。阿富汗各民族和各政治派别领袖参加了波恩大会，大会最终以各派相互妥协的结果结束。会议决定在阿富汗成立执政期限6个月的临时政府，普什图领袖卡尔扎伊被选为政府首脑，大量重要部长职位落到了北方联盟手中。2001年12月22日，拉巴尼总统移交总统全权，临时政府接管政权，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
阿富汗没有出现任何游击战，美国和阿富汗北方联盟可以把自己当成这场不同寻常战争的主要胜利者。有关战争胜败经验、教训的研究和评论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所有人都承认，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鼎立支持，这场战争不会这么快就结束，也不会取得如此胜利。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很快要在阿富汗部署国际维和力量，很多西方国家的精英部队都参加了维和行动。在一共5000人的维和队伍中，英国派出的军人最多。维和部队的司令官由英军少将约翰·麦克尔担任。不少维和军人是从科索沃转到阿富汗的。正如人们所知，俄罗斯决定不向阿富汗派出军队。
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拒绝参加阿富汗的战后协调。俄罗斯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很多人道和技术援助，在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北部地区建立了几个野战医院，在阿富汗修复道路、桥梁，在广泛地域内排除地雷。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还在阿富汗建立了几个基地。俄罗斯派来的12架满载食品、药品、建材的大型运输机同时在喀布尔附近军用机场降落，展示了俄罗斯的能力和影响。
按照西方媒体的统计资料，俄罗斯2001年秋向北方联盟提供的武器援助额超过5000万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为阿富汗的战后协调提供了不少支持。西方国家的大部分维和部队都是从中亚的军用机场飞到阿富汗的。
到2002年初，阿富汗的局势仍然非常复杂，但还是处在可控范围之内。阿富汗的不幸在于，它最近30年一直都是各种极端思想做试验的独特靶场，也是世界大国之间激烈较量的舞台。
1979年初，阿富汗新总统、共产党人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对苏联领导人说，几年之后，阿富汗的清真寺就会变得空空荡荡。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承诺，“苏联用60年取得的一切成就，在阿富汗用5年时间就可以实现”。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极端的试验是如何结束的——20年的内战和塔利班宗教狂热分子的专制统治。今天开始听到了要按照西方模式尽快在阿富汗建立民主制度的声音。
可以这样说，阿富汗在西方、新俄罗斯和邻近的中国的共同帮助下，能够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某些初步结论和经验教训
2001年9月之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秋冬季节所发生的事件，既难以预料，又非常迅猛。如果把这些变化说成是俄罗斯转向西方，或者西方转向俄罗斯，或者文明与愚昧的斗争，或者各种文明之间的斗争都是非常错误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存在于今天的世界政治之中，但只是作为巨大而复杂画面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都看到了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可能、危险和增长规模。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恐怖主义本身只是实施某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在它后面还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恐怖主义是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军事组成部分出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既向西方世界，也向穆斯林世界发出挑战。
可以肯定，在21世纪初，与世界发生碰撞的不仅有非常秘密的国际恐怖组织，而且还有新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的挑战，甚至还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极端派别想要建立新的世界统治和重新划分世界的企图。这种危险不能低估，但也不能夸大。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不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且本身也分成几个相互敌视的派别。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23）
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战争所取得的胜利证明，这些极端组织完全被国际社会所孤立，就是在阿富汗国内也没有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要复杂得多，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横穿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家的“邪恶轴心”概念，而且有意将这一轴心消灭掉。确定性小一些，但准确性和理智性大些的概念，是普京提出的“不稳定弧”。布什所说的那个地区的局势实在太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多样性，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或者一个道德标准来理解它。
无论在近代历史，还是中世纪历史，也包括基督教历史，极端主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的世界经历并战胜了全球意识形态扩张的几次轮回。我们没有依据断定，应该把本·拉登抓起来还是把他消灭掉——这样的可能以后也不会有。
20世纪初，放纵的殖民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动荡。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如今生活富足的欧洲。意识形态扩张的回应波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20世纪30～40年代，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波浪席卷世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是这种思潮最危险的发源地，就是这些当今很平静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
苏联在20世纪50～7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本身也包含很多全球性意识形态扩张的痕迹。但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那几十年里也不是普通的空想，它们也包含着危险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扩张。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问题。各种类型的穆斯林极端主义是世界新的重大威胁，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以色列社会的某些极端主义也并非不伤人的。
很多人把现代世界的极端主义和南部或者第三世界人民群众的贫穷、绝望联系在一起。贫穷和绝望是产生狂热者、极端主义者的合适土壤，但它们不是出现这种结果的必然土壤。极端主义并非总是和贫穷联系在一起，而贫穷也不一定就是产生极端主义者的原因。
统治世界的欲望多半不会在贫穷国家出现，也不会来自被压迫民族。引发政治极端主义的根源不仅可能是反对欺辱和压榨的斗争，也可能是保护、增加不正当渠道获得的财富、特权的斗争。很富有的美国人中也有极端主义者，本·拉登就出自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一个家庭。瓦哈比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个派别，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从宗教要求和教条来说，瓦哈比一点也不比现代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规温柔。
极端主义的思想家和那些最活跃的信徒，往往不是出自贫穷的家庭，而是一般来自中等社会阶层，他们把贫穷和无知当作依靠。宗教狂热者的目的，不是让人们生活过得更幸福，而是让人对他们绝对服从，甚至强迫他人作奴隶。所有这些，我们在阿富汗都看得很清晰。但古老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