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1997年夏天，西方私人投资俄罗斯股票与国家短期债券的潮流涌向俄罗斯，当时俄罗斯的基金市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而丘拜斯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财政部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与国会提交的第481号报告中谈到：“叶利钦政府正在为自己挖掘一个财政大坑，西方允许俄罗斯联邦与地方政府用吸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可能给西方自己带来很大的不良后果。流向俄罗斯联邦的债务，让人联想起如鼠疫般传遍俄罗斯的金字塔模型，最后导致几百万的投资者手持一文不值的俄罗斯证券，并引起金融与经济危机，到那时就需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墨西哥风格’的援助，也需要来自美国、欧盟与日本的担保。克林顿政府需要采取的行动是，说服克里姆林宫采取从金融角度更为负责的政策，不应该再借更多的外债，而是放慢借债的速度，降低国家有价证券的利息，并且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寄存于第三方来偿还证券债务。”
美国中央情报局建议克林顿在八国首脑峰会上向叶利钦施加压力，以得到俄罗斯的特别保证，此保证的抵押物有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金钢石和其他矿产。中央情报局建议美国国会就俄罗斯面临的金融危机举行专门的听政会。这些建议不仅摆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桌面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能阅读译自英文的报告全文。但在199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0）
这一危机的发展并非“墨西哥风格”式的，俄罗斯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后果，但我们应当吸取这一惨痛教训。
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进行金融合作的基本方式不应当是借债，而应该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外国投资总额不大，到1994年，每年还不到10亿美元，1995～1996年，投资额增加到每年近20亿美元，1997年甚至达到近50亿美元，但是1998年数字又降低到25亿美元。于是许多经济学家说，“俄罗斯将被西方工商界持续遗忘几十年”。但到了1999年，外国投资又上升至近43亿美元，到2000年重新超过了50亿美元。乐观者估计，2002年西方直接投资可能增加到近100亿美元，但实际数字只有60亿美元左右，而俄罗斯的投资潜力超过这一数字几倍。
与国外投资问题紧密相关的是令俄罗斯非常头疼的资本流失。这里指的并非俄罗斯的富商与富人们愿意将资产存入外国的银行而不是俄罗斯银行（俄罗斯的银行现在信誉如此之低，这种现象也是自然的。甚至俄罗斯中央银行也将自己的大部分外汇储备存入西方银行，或将其投资于更可靠的西方国家证券中）。毕竟这些钱仍然是俄罗斯的，也可以用于俄罗斯的国家需要。谈到俄罗斯的资本外流，首先指的是，俄罗斯商人、高官与犯罪行业大亨们的大额非法收入。他们害怕将自己的资产留在俄罗斯。这些基本上是抢来的、或是在俄罗斯经济的混乱中“混水摸鱼”弄来的财富都从俄罗斯永远流失掉了。
流入西方的资本，其来源的那些商业形式，大部分在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在俄罗斯，主要是由于高额的税收与立法的漏洞，这些行业采取了半合法或是“影子”经济的形式。甚至最发达的国家也无法完全摆脱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专家认为，在英国和日本，“影子”经济的份额占11％～13％；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影子”经济的周转资金占20％～23％；而在希腊和意大利，比例甚至超过25％。但是在俄罗斯，许多专家评价，“影子”经济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为30％～40％。俄罗斯自2001年开始实施新的税收法，应当使俄罗斯经济的很大部分由“影子”经济变为合法。那么从俄罗斯流出的资金还有可能重新回来。
据各种估计，1992～1998年，从俄罗斯失控流出的外汇为150～250亿美元。最常见的路线是瑞士、塞浦路斯、卢森堡、摩纳哥和加那利群岛。钱款通过商业银行，或者是以现金的形式流出。西方报界举例说，对于当地商人来说无比惊讶的是，俄罗斯商人在购买不动产时，从100万到1500万的巨额都用现金支付！半合法、非法携带外币出境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1998～1999年冬天和1999年上半年，俄罗斯流出的外汇得以减少，办法之一是，让外贸商将其外汇收入的75％卖给国家。按照一系列专家的意见，1999～2000年，外汇的流出停止了，另一些专家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专家说，有征兆表明，俄罗斯境外资本有一部分回到国内，投向了利润最大的行业。是否可以加速这一过程呢？
一些商人和政治家建议，对俄罗斯1991年之后的所有资金宣布“完全大赦”。但是“大赦”反对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大额的资本，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往往已运到国外的，毕竟来源不尽相同，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处理态度。而且，只有国家杜马才有权宣布大赦，而杜马未必会对“所有人”都实行大赦。通过更加爱护现实经济的立法、减少税收的种类与数额、国家的总体稳定与经济增长、坚挺的国家货币这些因素才能把先前从俄罗斯流出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吸引回来。
当然无法保证不使用“警察式”的方法，包括国际刑警的方法与手段。各个国家的金融界，今天都比10～15年前要“透明”得多，为“脏钱”洗钱的银行也越来越少。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通过了许多新的法律、法规，使主要来自毒品业的脏款“洗钱”变得更困难。西方也没有人能够长时间地忍耐俄罗斯私人商业银行由于1998年金融危机而形成的债务。当资金达到几千万和几亿美元的数额时，是不存在秘密的。
有很多办法可以了解到俄罗斯官员们企图隐藏在境外银行的非法账户信息。1999年，国际刑警建立了不少关于俄罗斯富商的卷宗，包括以现金购买昂贵的不动产等。西方有些国家打算在未得到俄罗斯请求的情况下独立行动，比如调查在俄罗斯政界与商界远非无足重轻的人物巴维尔·博罗金。
早在1992年，以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就宣布，要找到并挽回神话般的“苏联共产党经费”。盖达尔与“克罗尔”侦探公司签订合同，这是世界上当时被认为是承担类似业务最好的侦探公司。俄罗斯政府付给“克罗尔”公司2000万美元的报酬，但经济侦探的所有努力都毫无结果。该公司领导说，这是他们25年工作中最大的失败。但是1999年一些西方投资者仍然求助于“克罗尔”公司，想调查清楚拖欠他们债务的俄罗斯富商们的财产数量与秘密账户。
这个例子证明，挽回从俄罗斯非法运出国境的资金与建立贷款和还贷的文明体系，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共同任务。2001年，俄罗斯成立的经济监控与金融侦察机构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众所周知，建立此机构的倡议得到了普京的积极支持。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1）
鼓励地方的主动权
1998～1999年，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危机接踵而至的时候，叶利钦有时也因病几个星期不到克里姆林宫办公。与中央政权机构相比，地方政权机构显示出更大的稳定性。大多数地方领导的责任感与独立性，缓解了经济危机和其他失误的后果。但在这个时候，有时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联邦政权体制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合理的自治往往发展成各自为政，重视地方特色演变成地方主义。分离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俄罗斯的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些地区的经济困难也越来越严重。
俄罗斯联邦机构远不是非常完美，因为这是近百年来在各种原则与动机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有78个省，其中一半左右是在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省的行政区划在苏联一直保留至20年代末，之后被改造为州、边疆区与自治共和国。30年代中期，为了便于接受中央的统一管理，最大的州和边疆区被拆分成为小的州和边疆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0年建立了52个联邦主体。1975年，同样的国土上已经有86个区域单位。
如果说俄国那些省在划分时没有什么民族特征，那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考虑到了最小民族的利益，但是很少考虑经济因素，在州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划分中，完全忽视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因素，大企业由中央统一管理，而各个州只负责管理地方工业。
俄罗斯联邦共包括89个主体，其中有49个州，6个边疆区，21个共和国，10个民族区，1个自治州与2个直辖市。联邦的各个主体不仅能力不同，权力也不同。考虑到对地方领导的支持，叶利钦并没有阻止许多权力流入州长与共和国总统手中，甚至地方通过与联邦立法相违背的法规时也未被加以阻止。
这是一个需要逐渐理顺的矛盾过程。所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先从联邦改革与建立七个联邦区开始、并改变了俄罗斯联邦的地位与组成，也就并非偶然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增加，其正面因素也不少。许多失去了中央帮助的企业很高兴得到地方政权的支持，地方政权也愿意在所辖范围内，让所有的工业与其他行业的企业正常运转。随着区域自主权的增长，其文化潜力也有所增加。地方选举成为俄罗斯民主形成的重要部分。地方层面上，在管理土地产权、私有化、改革城市住房管理体系方面也进行了重要的试验。
俄罗斯的每个地区几乎都积累了对全国来说值得学习与运用的经验，许多地方领导因此在俄罗斯国内享有很高知名度。但在有些地区的经济创举与政治实践中也有不少不合理的做法。许多地区的贪污与犯罪现象非常严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差距还很大；俄罗斯有很多地区人口很少，经济萧条落后，没有中央的大幅度补贴，他们就无法生存。
正因如此，可能会考虑加大联邦主体规模的建议。甚至有些实力很强的州也提出了合并的建议。比如克麦罗沃州州长阿曼·图列耶夫建议，将产煤区库兹巴斯与粮食产地阿尔泰边疆区合并，再加上石油开采基地秋明州。据一些专家的意见，联邦主体的最佳数量是30～35个。但这是一件长期的任务。
巩固与发展独联体成员国一体化
世界所有地区的一体化趋势都在加深。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苏联空间，占主导的是分离倾向。这未能给生活在这里的任何民族带来益处。政治家的失误与自负导致了几亿人口生活水平下降，所有新的国家都成为受害者，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在仍然没有彻底平息的军事冲突中，有几十万人丧生，几百万前苏联公民成为难民。
根本无需证明，俄罗斯不可能对独联体国家的状况漠不关心，而整个前苏联空间仍然是俄罗斯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地区。俄罗斯联邦对所有独联体国家来说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中心，这些国家若是不与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想得到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家间的地理位置，国家大小，经济、文化与科学联系，统一的交通体系，还有从苏联继承下来的统一的基础设施所决定的。还有共同的历史，无论其中有些篇章是多么沉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强寻求和北约与西欧国家的新型关系。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与中国都努力发展政治与经济联系。但这些努力并未取得独联体国家政治精英所预期的成果。我们可以再次确信，无论在今天，还是更远的将来，没有俄罗斯的参与，独联体国家经济与文化很难发展，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干脆就是不可能的。独联体国家以前建立的大企业、疗养地、农业部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是为了整个苏联的需求而设立的。摩尔多瓦、外高加索与中亚的主要资源，成功地补充了俄罗斯的资源，但对于西欧国家、伊朗、土耳其来说，并不具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各国的过境运输，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对这些国家本身都有重要意义。
独联体国家一体化的进程至今很缓慢，这类事情可能也并不需要操之过急，它需要的是一体化关系的可信与巩固程度。近几年来，相比之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展较快，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间的一体化进程要缓慢一些，进展更缓慢的是俄罗斯与外高加索各国，俄罗斯与没有加入独联体的波罗的海各国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