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局面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谈到新总统的政策时，铁木尔·祖利菲卡罗夫在《明日报》更加气愤地指责：“您还等待什么，普京！您为什么还这样慢吞吞的？您还像执政伊始时的戈尔巴乔夫，充满热情地在远方的国家和沉寂的俄罗斯飞来飞去。我们的领袖应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走走，到遥远的村庄去看看！在那儿，甚至就连食品供给都令人忧心忡忡。应该让领导人到破旧的小木屋里住上一段时间，与农村的智者、俄罗斯的老人们谈天聊地，尽管他们已一无所有！他们是俄罗斯的杰出人物！俄罗斯所有的经济、哲学问题的根子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它们，在这儿都能找到答案。在这里，有人会跟您说，改革将如何进行以及它从何处着手。应当让那些真心拥护国家权力的人重新主政，他们包括马斯柳科夫、古斯托夫、波利瓦诺夫、博尔德列夫、罗曼诺夫、斯塔罗杜布采夫、纳兹德拉坚科、巴布林、帕夫洛夫等。在他们当中，波利瓦诺夫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天才，他可以让俄罗斯免遭崩溃的厄运！应当让那些追求真理的人，从孤独的深井里、从被忽略的黑暗中直立起来。在这些人中，教授科日诺夫、院士沙法列维奇、政论家邦达连科、教育家加尼切夫、地缘政治专家杜金等思想家们，还有亚历山大·克鲁托夫、阿列克谢·杰尼索夫、安德烈·费费洛夫、亚历山大·博布罗夫这些杰出者。”
对于他们的呼吁，弗拉基米尔·普京一概不予理睬。过了一个星期，这位作者又指责总统按兵不动，耗损国民的信任，“普京害怕与黑社会组织、阴谋团体、经济间谍以及‘动力吸血鬼’和反俄记者一刀两断，他恐惧人民像岩浆喷发、像地震一样自发地迸发出无法预测的巨大力量。他害怕成为领袖，害怕实现救世主那样的功勋”。
不过，俄罗斯国内还很少有人不害怕“不可预知的地震”和“突然喷发的火山”。这一切在最近100年已经遭遇过太多了。在20世纪末的今天，高尔基式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号召是不会得到任何人支持的。
“亚博卢”集团领导人已经几乎不再与普京作对了，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沉默了很长时间。《生意人报》对此非常愤怒：“就连‘亚博卢’党团也丧失了以普京反对派身份出现的勇气。普京上校太清楚苏联民众的心理了，他懂得，只要轻轻地吩咐一声，所有的人就立即会哑口无声。” 到了2000年晚秋，普京的主要反对者只剩下两派：一派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为代表，另一派是维克多·安皮洛夫和爱德华·利莫诺夫。与《新报》和《共同报》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闪电》、《公开性》、《柠檬》等报纸反普京的疯狂程度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三家报纸在200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上打出疯狂口号：“坚决拒绝普京主义”，“大家起来与普京主义斗争到底”，“在普京道路上筑起一面红墙”，“普京就是今日的科尔尼洛夫”等等。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7）
此外，独立电视台的“幽默”节目——“木偶戏”也对普京抱有病态的敌视。正如马克西姆·索科洛夫在《消息报》上所写的那样：“‘木偶戏’节目里虽然服装和道具在不停地变，但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表现的内容只有一个，即傻里傻气的普京与魔鬼似的沃洛申在摧残智慧、善良和永恒。其他人物早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群众，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俄罗斯联邦总统一个人似的。” 回应类似的责难，“木偶”节目的主要制作人 ．申杰罗维奇不但坦率说自己不喜欢普京，还承认自己仇恨普京。不过他同时也说：“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仇恨可以将一个人造就成像赫尔岑或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这样的天才，而社会仇恨完全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情感。”
不过，他的社会仇恨，或者说就是阶级仇恨的口号并没有在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那里赢得共鸣，因此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申杰罗维奇、安皮洛夫、诺沃德沃尔斯卡娅，还有马卡绍夫将军等人组织的反普京群众运动图谋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新报》和《共同报》又开始散布那些有关普京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团伙、甚至国际犯罪组织有关联，或者克里姆林宫已做好准备快要宣布普京为俄国新皇帝的流言蜚语。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莫斯科新闻报》承认确有此事：“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已不是秘密，普京甚至认为俄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同盟军，而非死对头。普京无须动一个手指，就能达到叶利钦所无法企及的目标——清理掉‘不妥协’的反对派。就连站在分裂悬崖边上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也打算成立新的组织，以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做斗争。”在2000年度年终总结时，由于俄罗斯反对派斗争乏力，《独立报》决定让该报为最有影响的反对派领袖而设立的特别奖“银牡蛎”奖空缺。
在地方行政长官当中，也没有出现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反对派。他们几乎全票通过赞成了（普京支持的）联邦委员会改革法案。就连弗拉基米尔·普京也对这种积极的、一致的支持感到惊讶。普京在年终接受采访时说道：“经常有人给我提这样的问题：在议会上院讨论地方领导人将不再在那里任职的法案时，您是如何劝说他们不投反对您的票的呢？要知道，每个人的手都长在自己的身体上，没有人被强迫接受这个决定。是的，我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一切都是公开的、并且公之于众。但是，甚至对我来说，能够产生这一结果也的确非同寻常。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他们已开始明白并意识到，如果不重新调整联邦体制的话，不仅阻碍全国的发展，而且首当其冲的是阻碍地方的发展。这是他们的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尽管草案是我递交的，但决定权毕竟在他们手中。” 反对普京的联邦委员会改革提案及其他重要提案的，事实上只有楚瓦什共和国的总统尼古拉·费奥多罗夫。在国家杜马，持有相似反对立场的也只有右翼力量联盟的活动家谢尔盖·科瓦廖夫议员一人。不过，他们的反对立场也很难用“不妥协的”来形容，称之为“建设性的”似乎更为合适。
当然，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非常需要这种建设性的反对派。但是，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可供选择且迄今为止尚无人向社会提出的合理纲领。
寡头问题
俄罗斯媒体早在大选前就已经喋喋不休、大选后也没有从报纸和杂志消失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普京对待那些被称为“寡头”的人的态度，或者相应地，这些寡头是如何看待新总统的。众所周知，正是因为有了寡头们所提供的大量金钱以及他们手中所控制的大众传媒的积极支持，鲍里斯·叶利钦才在1996年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同样，不止在经济领域，而且在俄罗斯政权机构内，这一点都让那几个最野心勃勃的寡头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实力。但这对国家没有任何益处，在对政权的所有要求当中，呼声最强烈、最坚持不懈的就是消除贪污受贿和犯罪，消灭乱施淫威的寡头。
因此， 在2000年初竞选开始前的那段时间里，“普京与寡头”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种说法，而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有何惊奇之处。一方面，普京不得不听取与大资本家有紧密合作关系者的许多建议，这些人认为，缺少大资本家的支持普京会难于管理国家；另一方面，普京又不得不听取与此完全迥异的其他期望：应当清晰明了地谴责寡头的活动，甚至恢复对最遭人痛恨的个别寡头的司法调查。不只是俄共的思想家们要求普京坚决彻底地与寡头划清界限，俄罗斯著名政论家亚历山大·齐普科也认为，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普京的全部未来将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解决寡头问题。齐普科写道：“如果他不仅善于疏远寡头并与他们所有人保持等距离，而且还能切断寡头暴富所依仗的行政潜力和经济资源的话，那我们就算得救了；但如果普京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那我们就未必还会有文明发展的机遇。”
不过，另外一个阵营里的政治学家们则认为，寡头问题本身不过是一个传出来的神话而已，是强加于俄罗斯社会意识之上的。阿列克谢·切斯诺科夫认为：“所有那些有关‘寡头’拥有无上权力、对国家造成极端负面影响的说法，不过是释放的烟雾罢了，其目的在于转移民众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力。‘寡头’真正取得成功的高峰时间非常短暂，到1997年他们的辉煌就已经结束了。那时，他们将国家机构置于自己直接掌握之下的企图宣告破产。从那以后，我们所见到的已经不是‘寡头之战’，而完全是不同权力联盟间的正常政治较量。当然，也不排除有这个或那个‘寡头’混迹其中。但是，这些‘寡头’所起作用并不明显——他们既不是领袖，也非战略家，而仅仅是赞助者而已。但早在总统大选之前，这场政治争斗事实已经结束，普京赢得了最终胜利，而原来的对手们这时都向胜利者伏首称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统说句‘把寡头浸到水里’的话，那么就会马上有一批‘好心人’愿意效劳——而这不过是一句喊得很响的空话罢了。”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8）
在某种场合，俄罗斯寡头的影响显然是被夸大了，而在另外场合很显然又被缩小了。不过，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根纳季·久加诺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美国政治学家李·沃洛斯基在华盛顿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杂志，俄罗斯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以及著名的货币投机商、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在英国《卫报》上所表明的态度证明，他们的思维是一致的，甚至就连他们谴责俄罗斯寡头、财阀们等恶势力的措辞都完全一样。
俄罗斯的大资本家已经存在，显然这既不是什么神话，也不是所谓的由某种拥有共同利益的企业家和金融家组成的团体。这当中，不乏俄罗斯最大金融工业集团的领导人，他们在西方大公司角逐中竭力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是，这里同样也能找到不劳而获的大金融投机商，这些人靠盘剥俄罗斯羸弱的经济生活，并将自己非法捞取的财富转移到遥远的海外。
在这里，人们还可以看到大型国有企业和公司的经理们，即那些可以辞退也可以任命的国家官员。但也有一批人，他们与其说是利用自己的财富发展自己的金融和工业公司，不如说是在拼命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中不乏使用那些最迂腐过时的手段；还有这样一些企业主，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兴建起新型的工业生产部门和新的工厂，从而保证了上千人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收入；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为自己，而非俄罗斯社会和国家牟利。因此可以说，将列姆·维亚希列夫（“天然气工业公司”）、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统一电力”股份公司）、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罗戈瓦斯”汽车公司）、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卢克”石油公司）、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 “梅地亚…桥”公司）、阿纳托利·贝科夫（ “克拉斯”公司）、谢尔盖·普加乔夫（“国际工业银行”）以及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系统”金融股份公司）等“寡头”划定到一个集团里，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米哈伊尔·罗斯托夫斯基给自己和读者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普京会拿这些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怎样办呢？” 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正确。这两类人（一类像“乌拉尔汽车制造厂”的卡希·贝努基泽、“费廉”股份公司的弗拉基米尔·布伦察罗夫、“帕宁特尔”联合公司的亚历山大·帕尼金等；另一类如“莫斯科实业银行”的亚历山大·马穆特、“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尤科斯公司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富商）的财富来源完全不同，服务的目的也不一样。2000年初，可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没有想好对这些“俄罗斯最富有的人”采取何种政策。普京没有干涉1999年秋天各寡头集团之间对“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控股权的争夺；也没有干涉2000年冬天寡头集团对特大型铝制品企业控股权的争夺。但总统办公厅明显向古辛斯基担任总裁的“梅地亚…桥”集团公司施加了压力，因为该公司向普京及其班子发动了大规模的新闻战。
普京赢得总统大选后，“梅地亚…桥”公司旗下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