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能够对其中一个因素进行评判，那就是在我看来存在缺陷的白宫内部（决策）程序。在决定了该政策的宽泛轮廓后，总统设立一个计划，由希拉里和伊拉·玛格齐勒主持，后者是一位才智横溢、富有工作激情的管理顾问，与总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学生时代。但此举——为医疗保健改革特别工作组规定一个提交法案的期限（100天以内）——可能是不现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医疗保健涉及政府国内事务的众多领域，但至少在临近结束之前，本届政府中的重要参与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可以通过这一程序而对决策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经济工作组成员也属于这些人之列，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同意（改革的）总体取向。结果，其全身心的支持对（改革）至关重要的那些人时常感到自己有点被疏远了，因此，他们的合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例如，劳埃德·本特森一度指出，他无法得出成本估计数，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被充分告知相关信息。另外，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实行的那类决策程序不同，（白宫内部就医疗保健改革所运用的程序）没有使各种争论和批评意见暴露出来。
当然，医疗保健改革的程序有另一个复杂因素：第一夫人亲自主持。在小石城，在本届政府正式就任前的过渡时期，当选总统问我对此事——让希拉里领导医疗保健改革特别工作组——有何见解。我告诉他，我赞同这个想法——她精明能干而且显然非常了解这个问题。随着我在过渡时期里对希拉里开始有所了解，我甚至天真地认为，她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白宫管理，这种想法可能由于我从未失去的某种感觉——与她相处非常融洽——而增强。当时我没有领悟到，总统夫人这一身份会使她担当的角色变得异常复杂。尽管有其所有的政治智慧，总统显然也未领悟到这一点。在与一位总统的家庭成员打交道时，人们往往言行谨慎，不那么直截了当。此外，此种假定通常会使上述程序在某种程度上遭受质疑：（克林顿）总统的一位至亲拥有某种不公开的、属于他们日常生活范畴的交流渠道。
有意思的是，与人们的某些印象相反，希拉里容易为责问和争论所左右。例如，我们中的一位成员一度开始相信，从财政和经济角度考虑，一个有更多限制、较少花费的一揽子补助金计划更为可取。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希拉里也认为，一个较为全面的一揽子补助金计划是值得的，但她还是倾向于彻底公开这个问题。某人建议，各个立场的拥护者中的行家通过辩论向总统陈述自己的见解。她同意了，接着就是在罗斯福厅举行的一场拥有几十名听众的辩论会，整个辩论坦率而充满活力。遗憾的是，这场辩论会的细节被泄露出去，出现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上。泄露消息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害——对内部交流以及对一届政府实施政治战略的能力——是华盛顿生活中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而且几乎永远无法知道——而不是怀疑——谁是泄露消息者。
在政治上以及在本届政府内部，医疗保健改革在本届政府的第一个半年里——这半年通常被认为是实现重大目的最佳时机——与经济计划竞相争取相关资源，接着又在1993年下半年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竞争。在经济计划于那年夏季通过以后，总统必须就此做出决定：优先考虑医疗保健改革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两线作战会分散我们用于政治行动的资源，从而造成某种更大的风险，即两者都会遭遇失败。9月初，经过我和麦克·麦克拉逖的安排，总统在白宫官邸召集了一次小型会议。沃伦·克里斯托弗、劳埃德·本特森和我都赞同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放在首位，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惟一真正的机会，因为随着中期选举日益临近，通过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贸易提案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希拉里和伊拉则赞同把医疗保健改革放在首位，既是旨在保持势头，也是由于选举同样也会给医疗保健改革造成某种麻烦。回过头来看，双方都是正确的。总统决定：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一”的原则来继续进行有关工作，并继续在医疗保健改革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努力，直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通过、医疗保健改革能够获得最优先地位为止。在我看来，这似乎既是一个好的决定，也是运转良好的白宫决策程序的一个范例。上述决定按我所希望的方式产生，我自然会说出这番话来。
我们就医疗保健改革所进行的广泛努力没有取得成功，但本届政府后来能够使一些规模较小的重要法案得以通过，这些法案涉及扩大医疗保健计划受惠对象的范围，把儿童包括在内，并涉及不断变换工作者的医疗保险的可转移性。此外，医疗保健改革计划产生了许多真知灼见、众多分析结论以及一些具体提议，我认为，他们会在未来的改革尝试中发挥作用，我还认为，在（将来）某个时候，情势会迫使我们就自己的政治体系做出重大调整。
我的儿子吉米在1994年与格雷特切恩·克拉夫特结婚，这场婚姻对他们来说是极其美妙的，而朱迪和我也（因参加他们的婚礼）而得到短暂休整。他们还是学生时就在耶鲁法学院认识了，现在则将要在格雷特切恩的家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结婚。我们的许多朋友将从纽约（城）和其他地方乘飞机而来，度过一个热闹的、有众多聚会的周末。格雷特切恩的父母杰克·克拉夫特和卡伦·克拉夫特以及她的妹妹伊丽莎白不仅成为我们的亲戚，而且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杰克深深卷入共和党政治——来自密苏里州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都出席了婚礼，但我认为，他对女儿的“叛党”已有所适应。杰克还对假蝇钓鱼兴趣盎然，而且是一名高手，在丰富多彩的旅行途中，我们尽力无拘无束地探讨政治以及如何挑选用做作钓饵的假蝇。
那个周末的婚礼有一件至少令朱迪和我特别难忘的事情，它发生在预演晚宴上。在就快该我们冒失的小儿子菲利普发表祝酒词时，朱迪看见他在一条餐巾上胡乱图写。她问他在干什么，得知他刚才正在编写祝酒词，朱迪非常震惊。当他起身讲话时，朱迪焦急地期待着。他的开场白就是，他要谈的与“愤世嫉俗”有关，此时我想，朱迪会晕过去的。但结果表明，菲利普所发表的是那晚最好的祝酒词：一段富有思想且令人感动的评论——吉米与格雷特切恩的关系如何与愤世嫉俗形成鲜明对照。又一个在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令人尴尬不快的插曲因而得以顺利避免。
我接着返回华盛顿和一个充满不快事件的世界。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日，民主党人在40年里第一次失去对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在众议员、参议员或州长竞选中，没有一位在任共和党人失利。没有一位独立观察者，也没有一位白宫人士预计到这样一种对比鲜明的结果。白宫西翼里的人像是患上了炮弹休克症。我也感到震惊，但由于没有过深的情感投入，所以我本人还没有产生那种反应——我所关注的经济政策以及如何设法使国家经济委员会得以有效运转。而且，我并未开始预见到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全部后果。
但我非常关注这类争论：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本届政府应该做些什么？选举日次日，一些政治人物在通讯部主任马克·格朗的办公室聚会。我不清楚自己是否会被应邀参加——我实在没有资格就这些人（如政治部主任拉曼·伊曼纽尔、演讲稿首席撰写人迈克尔·沃尔德曼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进行评论。但有人邀请了我，于是我就去了。
第二部 第13节
在那次会议上以及在选举结束后一段时间里，人们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是否采取某种更具平民主义性质或某种更具中间路线的方针？选举结束后不久，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内政策委员会按一种新程序就医疗保健改革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后，我与鲍勃·里奇和希拉里就此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鲍勃说，此次选举表明，民主党基层选民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我们因而需要更大程度地采取某种平民主义的方针。我的观点是，被鲍勃冠以“平民主义”的某些政策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措辞本身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我敬佩并掌握了鲍勃就此问题——教育、培训以及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发表的那些深刻见解。但我强烈认为，他和某些政治顾问急于使用的措辞（诸如“公司福利”这类术语）可能会对企业的信心造成负面影响，而这种信心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我还认为，从政治上看，“平民主义”也是无效的。希拉里表示同意，她告诉里奇：“鲍勃，我们现有的民意测验结果和政治信息表明，我们需要争取的那部分人并未对那种平民主义取向做出良好反应。”她非常实际——她认为这一取向不会有效，所以才这样说。
但如果里奇就选举结果进行的阐释不对，那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本人1994年（选举）溃败的见解强调五个因素：首先，到（中期）选举时，经济的强劲势头以及克林顿有关决定（对此做出）的贡献还未显现出来。其次，对手将我们的预算削减说成是对中产阶级的增税，而这种错误归结证明是极其难以撼动的。与此有关的则是第三个因素：这种错误印象——克林顿是一个倡导大政府的旧式自由主义者——由于医疗保健改革而得到增强，而这一改革本身也被对手误导性地加以描述。第四，克林顿倡导就枪支管制进行立法，这影响了某些场次的选举（结果）。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一系列问题和插曲，它们大都无关紧要，但被新闻界过分大肆炒作，被政治对手巧妙地加以利用，而且，白宫对它们的处理有时在某些方面有欠妥当，因而成为一个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
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白水事件，这是一个复杂得令人索然无味的新闻题材，事关克林顿于20世纪80年代在阿肯色州进行的一项蚀钱的房地产投资。《纽约时报》在1992年大选期间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以后几年，新闻界及国会诸委员会的调查给本届政府投上一层阴影。这些查询毁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并为总统的对手提供了无穷的弹药。但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大多数明智的人都认为——如同独立检查官最终得出的结论：最初那些就白水事件而对克林顿夫妇提出的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许多人觉得白宫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使事情变得更糟，尽管我能够理解克林顿夫妇的沮丧。
在白宫的那两年里，我沉浸式地强化学习，试图了解政治以及华盛顿的运转情况。本届政府初期，克林顿对我说，他在军队同性恋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将在今后很多年里真正给南部民主党人造成伤害。
“总统先生，不会的，”我回答说，“我的意思是，这是今天发生的事，他们不喜欢它。第二天人们就关注另一件事情去了。”
但克林顿回应说：“不，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人们对我们的看法。”
这个事例恰当地表明，一项决定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一个具有政治灵敏度的人能预见某些可能产生而其他人未加注意的影响。鲍勃·斯特劳斯曾对我说，要么你有政治直觉，要么你没有。我认为，刚到华盛顿时，我有那么一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这种直觉有了增强，但从未接近总统或白宫其他一些人的水平。
在提及1994年选举的各种会议上，我曾向总统暗示，医疗保健改革和枪支管制与此次选举溃败有关，此时，他就会提醒我注意这两个原因：增税以及我们未能有效地宣传我们的经济（政策）要旨。我从未听到他就失败原因做出更深思熟虑的判断。在选举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而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为应对一场记者招待会而进行准备的情形。在与椭圆形办公室相通的小型宴会厅里，乔治和其他人在不断向他提问。他通常是应付这类局势的高手，但此时却没有回击这些旨在热身的提问。他似乎情绪低落，有点无所适从。
我对克林顿的同情源于自己经历过的某种感受，他可以追溯到高盛公司的套利活动或固定收入交易遭遇麻烦的时期。过去能有效赚钱的方式停止发挥作用了——就像克林顿的政治战略停止发挥作用一样，我在高盛公司的那些同事和我一时间都觉得自己没有了根基。当时的感觉就是：坏消息纷至沓来，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