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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决定改变这种状态，立刻上街买衣服。
那是8月初，香港最热的时候，也是最新秋装上市的日子。我随便走进了太古广场的一间女装店，店里早已挂上了毛衣、皮靴一类的秋冬时装。我随手拿起一件深蓝色的短大衣，对着镜子在身上比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想试穿的意思。说时迟那时快，忽啦啦围上来四、五个销售小姐，这个帮我穿大衣，那个在旁边啧啧赞叹：“好靓啊！买下吧，就像给你定做的一样。”
我尴尬地四下张望，这才发现，我是店里惟一的客人。
怪就怪我那天根本不在购物状态，我不是想买东西，我是在赌气。不是没时间花钱吗？我今天偏要花钱。当然，那几个销售小姐也实在厉害，大衣穿上容易，想脱可就难了。我这人又好面子，几个人围着我团团转了半天，“我不想买”这几个字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结果是：一年没买东西，重出江湖不到10分钟，我就掏钱买下了一件昂贵的大衣。
我真佩服那几个营业员，她们竟然说服了穿小码衣服的我买下了中码大衣，理由是：大点好看。想知道大衣的下场吗？我勉强穿了一冬天后，就永远地扔进了我家的贮藏室。
女人买衣服的时候，神志总不太清醒，我是这样，我的朋友刘璐也是这样。
女人买衣服时，神志总不太清醒
欧元流通之前，刘璐随凤凰卫视《欧洲之旅》摄制组用了近半年时间跑遍了欧洲大陆。临行之前，她拿了根皮尺，在公司给几个要好的女伴量尺寸，量好一个，就在一根细长的毛线绳上打个结。
“有了这根绳子，我在欧洲就可以随时帮你们买衣服了。”刘璐边说话边帮我量腰围。
几天后，刘璐带着打了很多结的毛线绳、信用卡和计算机上路了。
在欧洲，拍摄工作一结束，刘璐就大街小巷地转悠，一间一间服装店去逛。她知道自己算术不好，一看到漂亮衣服又容易冲动，所以不管去哪，掏钱买单之前一定先把当地货币换算成美金，看看是否划算。
在欧洲走了3个月后，刘璐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文、法文，就连西班牙文也能蒙着听懂一两句。语言一通，人的胆子就大了。这时，《欧洲之旅》来到了米兰。满街的名牌店看得刘璐热血沸腾，于是她一头扎进Celine专卖店。已经是秋天了，欧洲早晚都有些凉意，刘璐打算买一件毛衣。很巧，Celine店里就摆着一件，是白色的厚毛线织成的，圆领，从领边到胸口用五彩的线绣满了一圈圈的图案，刘璐一眼就看中了。她先吸了口气，然后捧着毛衣上的价签掰着手指头数起了里拉后边的那些零，数完，再掏出计算器一通乱摁，得出的答案是230美金。
“挺贵的。”刘璐心里犹豫了一下，转念一想，一趟欧洲走下来挺辛苦的，就连逛商店也是走马观花，看的多，买的少，今天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衣服，虽然贵了些，买了犒劳犒劳自己也是应该的。于是，拿出信用卡，豪气地说：“我要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这里只说刘璐回到北京后，拿到了信用卡账单，米兰Celine店那一行是电脑打印出的几个阿拉伯数字：USD 2；300。00。刘璐几乎晕倒。
去年冬天，刘璐来我家吃饭，就穿了那件价值2300美金的名贵毛衣。吃饭时，我比她还当心：“要不要给你个围嘴，别弄脏了毛衣啊，将来可是要传给你孩子的，否则本钱穿不回来！”
关于衣服的记忆，大多是愉快的。不过，也有例外。
1999年，我随“千禧之旅”摄制组进入伊朗之前，在巴格达买了4件绣着金丝银线的阿拉伯长袍。当时我正在逛拉希德酒店里的古玩商店。我看中了一只镶着粉色透明石头的古董手镯，宽宽的金质扣绊上还刻着中国的篆字，我喜欢得不得了。开店的伊拉克老头很狡猾，提了个极高的价钱，我不肯，就每天跑去跟他磨。老头总是笑眯眯的，是个好脾气的人，就是死抠门，怎么都不肯降价。这天，我又在说服他：
“手镯是中国的，你卖给中国人还不便宜点？”
“中国人有钱，你还跟我这个可怜的老人讨价还价不成。”老头子又哭穷了，我赶紧环顾左右找别的话题，突然看到里屋半开着的木门后露出了五彩缤纷的一片。
“对了，我这里有古董伊拉克民族服装，你喜不喜欢？”老头子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立刻读懂了我的心情。
“我不买，只是看一看。”我轻轻地摸着老头捧在我面前的伊拉克长袍，嘴上很冷静，心里却恨不得立刻掏钱买下。
“手镯的事明天我们再商量，你先买了这几件衣服吧，我算你便宜一点，4件，100美金。”
不知是因为老头的声音极具蛊惑力还是那几件长袍实在华美，我迷迷糊糊地放下100美金，抱着一堆绫罗绸缎回房间了。
至于手镯，在伊拉克的最后一天，我咬牙忍痛地付出了老头子要的天价。
再说我买下的4件衣服，分别是一红一蓝两件长及脚面的斗篷，式样简单，就是一块大大的半圆形的布，只在领口处系了绳子。穿上后很像略带巫气的魔术师。还有两件薄纱质地的拖地长裙，要套头穿，宽宽松松的，胸前飘着的一大块纱可以包住头发，在民风保守的中东地区，这样的服饰既时尚又安全。
正好我们的下一站是伊朗，早就知道女性在当地的公众场合不得露出头发，不能穿显露身体曲线的衣服，我不如就穿这几件长袍，既入乡随俗，又不至于从头到脚一袭黑纱那么压抑。
一走上德黑兰的街头，我就发现我的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没有飘飘然。我知道，并不是我倾国倾城，而是我的打扮实在怪异。伊朗妇女大都有一张美艳无比的面孔，只可惜，浑身包在一团漆黑的颜色中，看多了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如今，黑沉沉的大街上突然站着个头扎淡粉色头巾，身披天蓝大氅的外国女人，难怪伊朗人民多看两眼呢。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在宗教风气浓厚的伊朗显得有些疯狂，可我实在无法忍受穿衣打扮都要被别人严加管制。
当我站在德黑兰的街头，宽宽的裙摆被风吹起，我会得意地想：“这是我的fashion statement（时尚宣言），也是我的反抗方式。”
很奇怪，在伊朗的10天里，摄制组的女孩子都变得脾气暴躁，我更是像个二踢脚，一点就炸。
一天晚上，大家决定到德黑兰一家中餐馆去打打牙祭。
一走进挂满红灯笼的餐厅，我就兴奋得忘乎所以，一把拽下了包在头上的围巾。同行的几个女孩子看看我，也都扯掉头巾，大家一边落座，一边嘻嘻哈哈地说：“在中餐厅，是不是就和在中国使馆一样，咱们可以自由了。”
正说着，一个黑黑瘦瘦的伊朗老头子走过来冲我们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话。他系着白色的围裙，显然是餐馆的服务员。老头说得很是激动，干枯的手不停地挥动着。突然，他伸出手，一把抽起编导张力搭在椅背上的头巾，劈头盖脸地就往她的头上蒙。我的火噌一下就起来了：
“Dont touch her！”（别碰她）
我的声音之大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老头也愣住了，他的双手僵在半空，一动不动地呆了几秒钟，然后放下手里的头巾，脸色和缓了很多，指指围巾，再拍拍头，那意思再明白不过。
我狠狠地盯着老头，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You！ Leave us alone！”（你，别来烦我们！）我冲老头一挥手，他张张嘴想说什么，然后叹口气走了。
我一个人又运了半天气，还是重新包上了头巾。
离开伊朗回香港，我乘坐的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班机。一走进机舱，我立刻问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请问，我可以摘头巾吗？”
“当然！”
我恶狠狠地拽掉围巾，心里禁不住高喊：“解放了！”
现在，这几件五颜六色的衣服还挂在我香港的衣柜里。除了万圣节的化装舞会，我想不出任何可以穿戴它们的场合。
生活中，我算是个中规中矩的人，穿衣打扮喜欢得体而不张扬的风格（在伊朗时的疯狂完全是被环境逼迫而产生的逆反，所谓偶尔露峥嵘，不代表我一贯的表现。）这使我在着装上很少犯错。
不过，错虽然不犯，丑可是出过。
我意识到我的左肩膀已春光乍泄
“千禧之旅”结束后，凤凰在深圳“世界之窗”举办了一台晚会。许戈辉、我、吴小莉等6个走过“千禧之旅”的女主持人分别上台讲述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当晚，我们都身着亮丽晚装，雍容华贵的形象和旅途中的风尘仆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穿的是一件紫红色曳地长裙，领口开得很低，正好包住肩头。那一阵，“千禧之旅”一路劳顿让我瘦了不少，晚装穿在身上松松的，好在裙摆宽大，看不出来，只是肩膀那老要往下掉。
那天，我在台上讲了在巴格达的儿童医院见到的绝望的母亲，讲到了在美军的轰炸中失去9个亲人的老妈妈。我讲得非常投入，一只手不时地比划着加重语气。说着说着，我觉得左边肩头的裙袖在慢慢地往下滑，我试着端起肩膀，想把它撑住，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意识到，我的左肩已经春光乍泄了。好在只是稍稍露了肩膀，这种尺度我能接受，想必观众也能扛得住吧。
晚会一结束，一直坐在台下的柯蓝跑到后台找我。一见我，她就挤眉弄眼做昏倒状：
“天哪，全国观众都精神崩溃了。我眼看着你的裙子不断地往下掉，我就在心里一个劲地念叨，‘往上走，往上走。’可你的香肩还是露了出来。告诉你，你在台上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光注意你的肩膀了。”
文涛正站在一边，一听说我在台上颇为暴露就对柯蓝正色到：
“你看你，鲁豫难得一露，我要是你，就在台下带着大伙一块喊‘往下掉，往下掉！’”
从此以后，每回上台前，我都要服装师把我前后左右打量个够，才敢登台亮相。
我爱菲佣
Nanette该不是对我四两拨千斤，不动声色地改造我的懒惰的毛病吧？
我的朋友说我有菲佣情结，她说得有道理。
1994年第一次到香港，礼拜天去逛中环，吓了一跳，大街上坐满了人，全部是来自菲律宾、泰国一带的妇女。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可看看每个人脸上都欢天喜地，一打听，才知道是每个周末菲佣们例行的聚会，风雨无阻。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她们。想想看，人在他乡，做着最琐碎的事，却还能保持这么健康快乐的心态，多么难得。
1996年初，我加盟凤凰卫视，把家安在了香港。踏踏实实住下来后，我急着找一个钟点工，帮我打扫房间。从理论上讲，我反对好逸恶劳，认为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但实际上，我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丑话既已出口，我也不怕告诉大家了。我高中、大学都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短短两天时间，却足够我把家里折腾得天翻地覆，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个烂摊子让爸爸去头疼。可怜的爸爸，礼拜一开始收拾心情整理房间，一直忙到礼拜五。家里好不容易有些新气象，爸爸又要兴高采烈却也提心吊胆地等着我第二天再回家。）不请工人，我的日子肯定没法过。
虽然对菲佣充满好感，可我总觉得请个本地人比较方便。于是，我雇了曹太。
曹太是香港人，长得很富态，神情中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她的神奇之处在于，每次打扫完毕，我家里窗不明几不净，还总像经历了一场浩劫似的。我不妨举些例子：
实例一：一次曹太为了擦窗子，登高作业，结果踩碎我圆桌上的玻璃一大块。
实例二：清洁洗手间，冲厕太过用力，结果水箱流水不止，以致水漫金山。
实例三：清洁厨房，不慎打碎饭碗若干，其中包括我千辛万苦从东京一路捧回来的日本瓷汤碗。
实例四：整理卧室，不慎将电话线从墙上拔出。我不知原因，以为电讯公司不仁，无缘无故终止服务，还三番五次骚扰香港电讯公司。
以上种种，不胜枚举。但曹太的威严，让我总是乖乖地原谅她。不仅不用她赔钱，对她后患无穷的打扫，我还要付出每小时60港币。
也不知曹太有什么魅力，让我对她念念不忘，半年后搬家，我居然还打电话再请曹太出山，却被她拒绝了——她已辞去所有工作在家专心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