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看了看手里的面包，说：“好！”
第二天，我们去长富宫健身俱乐部报了名，又去西单商场买了两辆一模一样的红色26女车，相约每天下午在花下班之后骑车去健身。
我终于发现，我其实是个有毅力的人。
7月份，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每天下午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地从南礼士路骑车到长富宫。每次走进长富宫的一刻，是最幸福的。外面骄阳似火，而开足了空调的大厅里清凉宜人。从饭店大厅到健身房，要上一层楼梯，再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这往往是我内心最挣扎的时刻：练，还是不练？
俱乐部里有一个日本女士，50多岁，身材瘦小，长得很像《血疑》里幸子的妈妈。这个日本欧巴桑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每天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在跑步机上飞快地跑步一小时，跳健美操一小时，游泳一小时，蒸桑拿一小时，最后倒立20分钟。我帮她算了一下，前后历时5个小时。
每次只要她一走进桑拿室，我一定第一个拿起毛巾落荒而逃。她最爱往滚烫的石头上泼水，总把桑拿室变成受刑的地方。
有时候，我会偷偷地打量她，一方面，希望自己中年以后，也能拥有和她一样的活力；另一方面，又充满困惑：她干吗天天把自己往死里练呢？
困惑归困惑，欧巴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
人瘦了，心情也好了
整整一个夏天，我坚持锻炼，控制饮食，人，慢慢地瘦了，心情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当然，我和花偶尔还是会经不起诱惑。一旦两人肆无忌惮地大吃了一顿，就会怀着无比悔恨的心情回到长富宫加倍锻炼。
那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那种对体重近乎锱铢必较的态度是不健康的。可我很怀念那段日子。
从1995年开始，我再没胖过。尤其是1996年加盟凤凰以来，我更是一天比一天瘦。我总对别人说：“想减肥吗？来凤凰吧！凤凰的工作量绝对能把胖的拖瘦，瘦的拖得更瘦。”说完才意识到，这分明是当年红军反围剿时对付国民党的策略。
现在，我俨然成了减肥专家，随时随地和别人分享减肥心得：
“你要多吃菜，少吃主食。”
“饭后一定要站半小时，才能坐下。”
“晚上睡觉前3个小时不能再吃东西，实在馋了，就吃水果。”
“冰激凌、奶酪蛋糕可以吃，但一个星期只能吃两次。”
“锻炼很重要，我建议你去练瑜珈。”
……
我的美甲师小平是个丰满可爱的女孩子，却一心一意要减肥。尝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见效，见到我总是一副羡慕的样子：“你怎么又瘦了呢？有什么秘诀吗？”
“很简单，晚上不许吃零食。”我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
“不吃零食啊？”小平面露难色。
“对。而且，吃完饭，先站半个小时。你是不是吃了晚饭就睡觉？”
小平不住地点头。
“以后，吃过晚饭要等3个小时才能躺下，记住了吗？”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找小平修指甲，见她果然瘦了，就是脸色不太好，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鲁豫，我按照你教我的减肥方法去做，瘦是瘦了，可我真坚持不下去了。”小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
“你病了？”
“没有，就是你跟我说的吃完晚饭要站3个小时，我站了几天，实在受不了。”小平愁眉苦脸的。
我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小平，你太可爱了。饭后站半个小时，不是3个小时，你搞错了。”
《鲁豫有约》剧组的主创人员大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女孩子。她们个个年轻漂亮，还有着女孩共同的特点，爱吃零食。见到我，她们常常口齿含混不清地说：“鲁豫姐，最近，我又胖了，怎么办那？”边说嘴里边嚼着话梅、巧克力。
“饭后站半个小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别人推销我的减肥心得。
时间一长，《鲁豫有约》剧组都养成了很好的饭后站立的习惯。
我们每次采访嘉宾都需要一天的时间。中午吃过简单的午餐，嘉宾总是会客气地搬椅子要我们坐下休息。大家看看我，准是在一边晃来晃去，于是也赶忙推开椅子站起来，嘴上客气着：“不用麻烦了，我们站一会儿就该干活了。”
嘉宾们总是很感慨，以为碰到了八路军式的摄制组，与群众同甘共苦呢。
2001年年底，因为工作太累，我的体重掉到历史最低点：86斤。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少观众发来E…mail抗议：“鲁豫，你太瘦了，还是胖一点好看。”
那一阵，曹景行先生每次见到我，都会用他在《时事开讲》中充满权威性、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瘦得就剩下一根火柴棍加一个大脑袋了。”
我仔细照了照镜子，并没觉得自己瘦得可怕。
我终于发现，在内心深处，我永远是童年时那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渴望着拥有修长的双腿。
那一年，牛仔裤恨不得长在了身上
我当年的、也是一直以来的着装标准是simple and chic（简约而时尚）。
听家里人说，我小时候很臭美，一穿上新衣服就站在院门口扭来扭去，还不时地用眼睛瞟着四周，希望左邻右舍都能看到。小小的年纪嫉妒心倒挺重，明明觉得隔壁女孩穿上红裙子很漂亮，嘴上就是不认输：“你看那个红颜色，是不是很俗气？”身边的大人非得附和两句：“就是，哪有你漂亮。”我才高兴。
我是70年代的孩子，那时中国成年人的衣着很单调，童装倒是五颜六色的。看我那个时期的照片，走的分明是Shirley Temple（秀兰·邓波儿）的路线：短短的连衣裙，小皮鞋，人胖乎乎的挺可爱。用现在时装评论员的话说，我当年的着装风格是simple and chic（简约而时尚）。这也一直是我的穿衣标准。
那一年，牛仔裤恨不得长在了身上
80年代，Brook Shields（波姬·小丝，阿加西的前妻）为Calvin Klein牛仔裤拍过一辑广告，那句著名的广告语听得人热血沸腾：“Whats between my body and my Calvin Klein jeans？ Nothing！”（在我的CK牛仔裤和我的身体之间，什么也没有。）
小学三、四年级吧，我有了平生第一条牛仔裤。
那年北京市举办了一次妇女儿童用品展销会，盛况空前。我妈几乎挤破了头才在展销会上给我买到一条蓝色劳动布的裤子，那是国产牛仔裤的雏形。
第一眼，我就爱上了它。窄窄的裤腿，只在裤脚处微微地阔出了喇叭型，前后4个口袋上都细细地匝了几条黄色的线，十分醒目而别致。最新鲜的是，裤子的拉链在正前方，这让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街上那些和男生混在一起的大胆的中学女生。我兴奋极了。
一直以来，我穿的都是肥大的蓝布长裤。这种裤子，是左边开口的，通常钉着3个纽扣。腰身大小倒是正好，就是从屁股往下的剪裁哪里都不服贴，加上裤腿又肥，穿上这种裤子，从远处一看，肚子、屁股和双腿，哪都是圆滚滚的。
我于是迫不及待地套上牛仔裤，目瞪口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原来，我的腿竟然是细细直直的。
那一天，我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对自己几乎有了惊艳的感觉。
这以后一年多的时间，牛仔裤恨不得长在了我的身上。我妈老在我屁股后面端着个脸盆催我：
“裤子脏了，该脱下来洗洗了。”
又过了一阵，我长高了，牛仔裤紧绷绷地再也套不上，我才恋恋不舍地和它告别。
自己设计校服
初中，我上的是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年俗称150，应念成腰五零）。当年，我们实验的学生很以学校为荣，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只伸出右手扶栏杆，生怕挡住左边胸口别着的实验中学校徽。
文革以前，实验中学是一所女校（50年代的师大女附中），文革后，才改成了男女生并收的学校，而我所在的班级是当时惟一一个女生班。每天上午课间操时，全校同学在操场集合做广播体操，我们班53个女孩站在那里格外引人注目。
我当时是班上的文娱委员，一有文艺汇演之类的事就忙得不亦乐乎。初二那年“红五月”歌咏比赛，我和班上几个文艺积极分子琢磨着我们班合唱时该穿什么服装。一个同学说：“八中有校服，咱们实验都没有，不如我们自己做班服吧！”
这个主意获得了热烈响应。于是几个人分头行动：设计款式、选布料、找厂家、量尺寸。我记得，我们找到的制衣厂在三里河二区工人俱乐部附近，门口的牌子上倒是白底黑字写着×××服装厂，其实就是临街的两三间平房，屋里几架缝纫机，大概是街道附属的一个加工组。我和几个同学下午放学后就站在厂门口，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要求见“你们领导”。领导见没见着我不记得了，印象中一个戴蓝色套袖，脖子上挂一条软软的皮尺，眼镜滑到了鼻间的老裁缝接待了我们。一通讨价还价之后，服装厂拿到了一份不小的定单。我们呢，一个星期后，穿上了女生班的班服。如果没记错，每人交了17块钱。
1984年5月份，我们初二三班成了全校最出风头的班级。
很可惜，那条裙子早就找不到了，但它的样子我永远记得：长袖、豆绿色、布料是很厚、很挺括的那种，胸前系扣子，腰间系着同一种布料做成的宽宽的腰带。
那年歌咏比赛，我们穿着班服，唱起自己创作的班歌：
“迎着晨曦，挽起伙伴的手，
我们可爱的姑娘，像那跳跃的浪花，
欢歌在祖国怀抱中，
啊啊……
彩笔将描绘祖国的未来，
浪花将汇入时代的洪流，
莫辜负青春年华好时光，
努力飞翔吧，
向着明天，
飞翔，飞翔，飞翔！”
那首歌，那条裙子，是我少年时代最美丽的回忆。
高中三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尴尬的一个阶段，我长高了，长胖了，既没有了小时候的可爱，身上又没有一丁点十几岁女孩子应有的清新。我觉得自己整天灰头土脸的，一点儿也不漂亮。当我不自信的时候，也就没有了精益求精的心情。所以，那3年是我在穿衣打扮方面最乏善可陈的时期。
高二开始，外国服装品牌走入中国。
有一天上课间操的时候，我们年级7个班的同学一直在唧唧喳喳地交头接耳，气得领操台上的体育老师对着扩音喇叭直骂：“高85级的，你们怎么回事？”
我们吓得不说话了，可眼睛还是不住地往二班一个男生的脚上瞟。因为，他穿了一双价值200元人民币的NIKE鞋。
那真是爆炸性新闻。
1986年的时候，200块是很大一笔钱，NIKE更是一个刚刚听说，但可望不可及的名字。而我们身边竟然有人将那么名贵的鞋，随随便便地穿在脚上，这太让人羡慕了。
从高二到大学，我的时尚梦想就是拥有那样一双NIKE鞋：布面的、低帮、鞋的两侧各有一道淡粉色的SWOOSH（NIKE的标志）。
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为，当我攒够了钱，NIKE早已不生产这种款式的鞋了。
当年穿不起NIKE，我也不气馁。碰巧在清华附中附近一个不起眼的鞋店里买到一双棕色方头厚跟皮鞋，喜欢得要命。
我买了穿到学校，在班上的女生中间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几天后，我们班女生几乎每人一双棕色“踢死牛”（班上男生起的绰号，挺形象）。眼看自己带动起一阵时尚潮流，我很是得意。
一直到今天，我都喜欢样子笨笨，鞋跟又不太高的鞋。细高跟皮鞋让我觉得不踏实。
2002年8月初，我在香港GUCCI店里看中一双小羊皮皮靴，样子美极了，我惟一担心的是鞋跟那么细，会不会折断？女店员觉得我不可理喻，因为他们的鞋是最好的，不可能有问题。
上了大学，广院校园里到处都是青春靓丽的女生，我在穿着上没出过什么风头。还好我那时整天埋头苦读，没功夫和别人争奇斗艳，否则会自卑死的。回想广院时，我做的惟一一件能称得上时尚的事，就是减肥。减肥结果，体重从110斤降到90多斤，而减肥心得只有两个字：毅力。
真正开始打扮是定居香港之后
真正开始打扮是定居香港之后。我发现，我原来是那种能SHOP TILL DROP（逛死为止）的人。
有一阵儿，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流连在尖沙咀和金钟的太古广场。买东西成了我辛勤工作之余惟一放松和犒劳自己的方法。可惜，就这么点嗜好后来也再没功夫享受了。1998年开始，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工作量也大得惊人。别说逛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