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约 作者:陈鲁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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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约 作者:陈鲁豫-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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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间歇,我和郎平说了不少悄悄话。因为是悄悄话,所以不适合播出,也不适合发表。我只能说,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像郎平这么出色的人,一定会有美满的归宿,也许道路有些曲折,但前途绝对光明。
  郎平在北京从不逛街,因为还不够别人看她的呢。我笑她:
  “谁让你这么高,到哪都没处躲没处藏的。”
  “可不是吗?不光站着,连躺着都有人认识。前几天我在天坛医院作了个小手术,护士把我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我戴着帽子,身上盖着被子,就这样,走廊上还有好几个病人,都打着点滴呢,举着吊瓶指着我大叫:‘看,郎平!’”
  我能想象那个场面,换了是我,也会兴奋地指指点点:“快看呐,是郎平!”
  采访结束后,郎平惊喜地发现餐馆里有哈根达斯冰激凌,她挑了草莓口味的,边吃边期待地问我:“你也来一个吧!”那样子,就像中学时两个要好的女生互相怂恿着吃零食一样。于是,我也要了个草莓口味的,和郎平面对面坐着,吃冰激凌。
  郎平很关心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说来很怪,我是一个和人交往相当慢热的人,但她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让我很自然地把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了解的有关感情的事告诉了她。
  对郎平的访问,我表现得十分感性,尤其在节目的结尾,我说:“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郎平真是个好人。”这个评价很主观,很自我,但我自信,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无数中国人的看法,因为郎平的勇气、毅力和无私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们。
          廖静文
        提起悲鸿,廖静文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我曾经两次听过廖静文做的报告,一次在初中,一次在高中。两次演讲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惟一有印象的是廖静文提到徐悲鸿时哽咽的语调。我那时太小,不理解这种感情。
  十几年后的2002年,我又见到了廖静文女士,她的外表让我吃惊。她已年过八旬,但头发依然乌黑浓密,皮肤很好很白,五官仍如她年轻时一样清秀。廖静文穿了一件紫色上衣,我说好看,她有些羞涩:“悲鸿最喜欢紫色,我就常常穿紫色的衣服。”
  提起悲鸿,廖静文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采访廖静文之前,我和同事们都认为她一定会谈很多她和徐悲鸿的故事,但我们想更多地关注她的人生。采访开始以后,我发现从廖静文嫁给徐悲鸿开始,她的人生故事中就没有了我这个概念。悲鸿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主角。
  廖静文的听力很不好,戴着助听器还需要我大声而缓慢地讲话,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但她的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每一件事都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1945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蒋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为此徐悲鸿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徐悲鸿后来也不会英年早逝。所以提起蒋碧薇,廖静文那么温婉的一个人也显出了愤怒与不屑。
  徐悲鸿去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一个年轻的女人独自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再有新的情感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决定不去触及那一部分,出于对廖静文的尊敬,也出于对徐悲鸿的尊敬。但是她主动谈起了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感情经历。当时我只是问她,这一生有没有遗憾。我的意思是,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徐悲鸿,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是不是感到遗憾。没想到她说,是有遗憾,而这份遗憾竟是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情感经历。
  在一次外出的火车上,廖静文和她的孩子们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高大英俊的叔叔,而他也对廖静文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和她们一家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明爱意。廖静文被他的真诚感动,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强调,徐悲鸿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他表示理解,于是,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与日俱增,她感觉对方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在失望中,他们离婚了。
  廖静文声音颤抖地说:“我今天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就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我做过很多采访,无论面对谁、听着什么样的故事,我都能保持平静、客观,而此时,我的眼眶湿润了。透过余光,我看见樊庆元和吴穷都在擦眼睛。
  “如果真的有黄泉,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五十年来我对他的思念。”
  我被这样一份伟大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
          毛阿敏
        “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毛阿敏的一句话,立刻冲破了我内心所有的障碍。
  毛阿敏
  《鲁豫有约》的第一位嘉宾是毛阿敏。
  开节目策划会的时候,樊庆元和阿忆建议应该围绕毛阿敏备受关注的几件事:税案风波、情变和出走香港来反映她光彩夺目又充满坎坷的演艺生涯。
  而我,忽然害怕,想要临阵脱逃。
  按照惯常的访谈模式,我应该充满期待地问阿敏:“最近又出新歌了吗?刚拍完的MTV,你的造型好像又有改变,能不能给观众介绍一下。”
  这样的谈话一定不精彩,但至少宾主能言谈甚欢。可是,我却要一路追着去寻问她曾经的伤痛。这让我很苦恼并且不情愿:“如果我都承受不了真实,嘉宾能承受吗?观众能承受吗?”
  采访前两天,我一直心事重重,但还是按自己的方式了解了关于毛阿敏的一切。
  我的工作方法是:1、阅读大量有关被访者的资料,沉浸在他(她)的世界里。
  2、和工作人员商量访问重点。
  3、事先绝不和嘉宾见面、通话,保持彼此的新鲜感。
  4、不准备提纲,但开场白一定要想好,它将决定谈话的基调和气氛。
  我和毛阿敏的对话地点是在北京学院路上的一家酒吧,时间是2001年的12月。
  那天,我早早到了,然后一直捧着杯热茶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着这场访问该如何开始。这时,酒吧外站着3个冻得哆里哆嗦的女中学生,她们是毛阿敏的歌迷。樊庆元怜香惜玉,几次出去请她们进来暖和暖和,女孩们就是不肯。
  一小时后,毛阿敏到了。她很瘦,穿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下摆翘翘的,很别致。脖子上围着一条“上海滩”的桃红色长围巾,牛仔裤,山羊皮的皮靴,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
  “你好。”她进门后冲我笑笑,眼神显得害羞而无助。
  我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对话。困难之处在于,我有心理障碍。
  “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哪出血。”不记得这是谁说过的,但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勇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是最好的方法。
  于是,我对毛阿敏说:“直到现在,我还是挺担心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那些往事。”
  “我知道,你会问得比较坦率。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没想到毛阿敏眼睛都没眨一下。
  她这一句话,立刻冲破了我内心所有的障碍。
  谢谢阿敏。她的美丽、温婉和坦诚让《鲁豫有约》有个近乎完美的开始。
          庄则栋
        终于,我鼓足勇气委婉地提到了那个传言,短短的两句话一出口,庄则栋乐呵呵倒没什么,我已是满头大汗。
  两年前,我买了本庄则栋自传,题目很直白《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书中的文字挺流畅,但现实和回忆夹杂在一起的叙事手法读来有些生硬。倒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和作者年龄不相符的孩子气的骄傲和得意,很是可爱。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采访庄则栋之前,樊庆元一再警告我:“要中立,要客观。”
  庄则栋是个有魅力的人。我们的编导姜笑静先去见了他一面,回来后,话里话外那份景仰之情,挡也挡不住。
  我嘴上对樊庆元逞强:“我一个工作这么多年的老同志,怎么会把握不住自己呢。”可心里也在打鼓。他曾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即便现在,仍多少有些敏感。我该如何面对他才能既善意又不失立场,这很难。
  庄则栋的家在京沈路边一片别墅区里,小区里不少房子都空着,外表破旧不堪。只有他的小楼,光洁如新。
  我下车,胸前别上麦克风,让摄像跟在我身后,记录我和庄则栋初次见面的情景。
  “您好!”我隔着铁门冲庄则栋打着招呼。
  他的样子并不是特别热情。“她,前几天我见过,”他先指指姜笑静,又指指我:“她,我不认识。”
  他的坦率让我吃惊,但并不介意。在我的想象中,他就该这样。
  摄像开始忙着搬椅子、布光,我只能找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和庄则栋闲聊。
  “您看上去真年轻,完全不像60多岁的人。”
  “小鲁豫,你试试我的小腿,像铁疙瘩一样硬。”才两分钟而已,他已经叫我小鲁豫了。
  我不好意思地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腿,忍不住叫了起来:“您真厉害,真是和铁疙瘩似的。你们来摸摸!”攀庆元他们正忙着找角度、打灯光,可架不住我的大呼小叫,只好放下手里的活,一个个礼貌地摸了摸庄则栋的小腿,然后纷纷表示:“您让我们都羞愧难当!”
  庄则栋开心地笑了,房间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亲近起来。可是,艰难的谈话还在后面呢。他在文革的经历、他和鲍蕙荞破裂的婚姻,哪一样不是在揭开过去的伤疤呢?好在所有的事情已沉淀了许久,当年不好讲不能讲的话,如今总可以说了吧。
  越是艰难的对话,我越是用温和的话题开场。我首先提到了庄则栋的“三连冠”。
  谈起辉煌的战绩,庄则栋无比自豪:“乒乓球国家队内部三连冠,全国三连冠和世界锦标赛三连冠,不是吹的,二十世纪中国乒坛只有我一个。”
  1971年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上,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的偶然交往,竟成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发端。一次比赛之后,科恩错上了中国代表团的车。在全车人的沉默和尴尬中,庄则栋向他伸出了双手。第二天,日本的各大报纸都在头版登出两人的合影,并配以醒目的标题:“中美接近”。
  乒乓外交给庄则栋的人生带来巨大的荣耀和坎坷,用他的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对自己政治生涯的评价,他很坦率:“我站错了队。”
  我发现,我开始喜欢庄则栋了。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体验过文革的残酷吧,我无法对眼前这位和我父亲同龄的长辈心生怨恨。他文革中犯过错,并为此受到了惩罚。可他更是一个为中国人取得了无数荣誉的世界冠军。
  节目策划会上,阿忆和樊庆元一再坚持,我一定要问有关庄则栋和江青的传闻。我立刻拒绝:“这问题很无聊。”
  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是担心我根本问不出这么尖锐的问题。
  阿忆很执著:“我们就是要澄清这段历史。”他的理由说服了我。
  可话到嘴边,我才发现,这远比我想象的难一万倍。
  终于,我鼓足勇气委婉地提到了那个传言,短短的两句话一出口,庄则栋乐呵呵地倒没什么,我已是满头大汗。
  “这传闻我也听说过,怎么可能呢?人家那么大的领导,每次接见谁,身边秘书、服务人员一大堆,那些闲话都是没影的事。”庄则栋的神情没有一丝不快。我可是紧张得快虚脱了。
  不过,在后期节目的编辑过程中,我们还是决定不采用这段精彩、真诚的对话。那时,《鲁豫有约》刚刚播出两集,观众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到底能接受多少,我没有把握。我不敢走得太远。
  可我从心底感激庄则栋,他能那么大度、坦率地面对一个晚辈锲而不舍的追问。
  对毛阿敏的采访打破了我内心的障碍,对庄则栋的采访真正树立起了我的自信。做《鲁豫有约》我开始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璩美凤
        璩美凤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经历创痛之后,短短的时间可以生活得如此高调,秘诀是什么?
  决定采访璩美凤后,我的同事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担忧,担忧的性质基本按地域划分。
  大陆来的,生长在红旗下,正直惯了,眼里不揉沙子,毫不掩饰愤怒和鄙夷:“你采访她干吗?”
  香港同事在光怪陆离的商业社会中呆得时间长了,对任何事都见怪不怪:“璩美凤啊,好啊,新闻人物呀。”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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