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Bobby和崖子一起去找卫星时间，两人威逼利诱，软硬并施，就差出卖色相了，终于东拆一块时间，西抢一块时间，凑够了直播所需的卫星线路。
事后，我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地回忆Bobby和崖子的工作，其实，他们的工作难度和压力之大，外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之所以能够体会，是因为当直播结束后，Bobby这么矜持的香港绅士竟然会抱住小宋放声大哭。
我知道，他们很难。万一卫星时间租不下来，大家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
正所谓祸不单行。
卫星时间好不容易敲定，卫星线路却出现了故障，直到7月13日上午7∶58，故障仍然没有排除。
Bobby事后回忆说，他当时上吊的心都有。
凤凰于是立刻制定了新的直播方案，假设线路一直不畅通，8∶00—14∶00，现场先交到香港演播室，那儿的主持人是小莉和胡一虎，由他们通过其他电视台的直播信号介绍在莫斯科的情况，等卫星服务恢复正常后再将现场交给我和文涛。
谢天谢地，到7点59分时，卫星线路奇迹般地通畅了。
我和文涛
比起幕后工作人员，我和文涛的工作显得很是轻松。
我们的任务就是熟悉小山似的一堆资料（除了从香港背到莫斯科的20斤资料，一见面小宋又给我们一人打印了100多页的奥运会奇闻逸事，供我们在直播时用。），并保持最佳状态。
整整36小时，除了下楼去餐厅吃饭，我一直在房间里看资料、做笔记。
我们下榻的乌克兰酒店是典型的苏联时期50年代的建筑，外形很像北京展览馆，是不是美，见仁见智，但看起来绝对大气。酒店还算干净，但条件很差。房间里倒是铺着图案华丽的地毯，只可惜年头已久，床前、门口常常被人踩踏的地方已磨去了颜色，并且隐约露出了地毯下暗黄色的地板。酒店没有空调，这对莫斯科人来说很正常，他们担心的是冬天，寒冷而漫长，夏季既使气温再热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咬咬牙就过去了。
这可苦了我，我是个既怕冷又怕热的人。偏偏2001年7月中旬的莫斯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天气，平均温度都在摄氏37°C上下。
晚上，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还是热得一趟趟往洗手间跑，用冷水冰脸。
7月12日晚9点，我终于大汗淋漓地看完了所有的资料。想想第二天的直播，我还是不放心，于是给文涛的房间打了个电话。
“咱们现在分分工吧。”
文涛的声音很干哑，一听就是和我一样，也在屋里闷了一天，“咱们这次事先不做任何规定，明天以最松弛，最自然的状态来主持，完全是生活式的。我说的时候，你听着，我说完了，你接着说，我再来听。这样，我们不会抢话，还能彼此补充，引出新的话题。”
“好像也只能这么办。”我用手拍了拍面前的资料，“这么多内容，真要事先分工的话，分到明早也分不完。”
“你放心，按我说的方式去做，明天你会发现，咱们的主持艺术将跃上新的高峰。”
挂上电话，我又洗了把脸，然后带着对攀登主持艺术新高峰的企盼和满头大汗沉沉地睡了。
7月13日清早6点整，我在闹钟叫响的那一刻，就从床上一跃而起。
天已大亮。干爽清凉的空气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屋里，这让我觉得十分舒适，连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今天，凤凰在各地的主持人和出镜记者将统一着装：白色西服配淡粉色衬衫。相同的服装我们也给北京台的同事一人准备了一套，并且在胸口处绣上了凤凰和BTV的标志，象征两台强强联手。可惜，这次酝酿筹备了几个月的合作却在最后关头胎死腹中。既然不能联合完成直播，衣服上北京台的台标就得想法遮掉。不知是谁的主意，把印有凤凰图案的不干胶撕下来，贴在我和文涛白西服的胸口处，不大不小，正好盖住BTV的标记。
6：30，我准时来到楼下，等着和大部队一起去俄罗斯大酒店的直播现场。
来到莫斯科一天多了，我还是第一次站在莫斯科的街头。我这才发现，乌克兰酒店竟然就在莫斯科河边，红场、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也在不远处。
我听虎子介绍过，乌克兰酒店门前的马路是普京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有一次，普京的车队经过时，有一个男人开着辆破破烂烂的伏尔加从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斜插过来，差点撞上普京的座驾。那个男人立刻被保安带走，也不知是不是车臣的恐怖分子。这以后，克里姆林宫方面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总统车队的车速，避免再有类似的事发生。
我站在酒店门口，打量着门前并不宽敞的水泥路面，想象着普京的车队在这呼啸而过。
文涛也晃晃悠悠地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只有我们俩去俄罗斯酒店，其余同事一直在直播现场根本没回来休息。
这时，住在乌克兰酒店的其他中国记者也陆陆续续下来准备坐车去新闻中心。我和文涛见到了中央台的主持人白岩松，彼此友好地打了个招呼。
在外界看来，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凤凰和中央台几乎在每一件国内外大事的直播上都要一争高下。对凤凰来说，能和中央台这样的大台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已是一种莫大的肯定，谁输谁赢并不重要。而在两台之间这种良性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电视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很自豪，在中国电视飞速发展的日子里，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们赢了
7点整，我和文涛已坐在了主播台上。
和每次做马拉松式的直播一样，我的面前摊着资料、做记录用的笔和纸、一面小镜子、一把梳子、一小瓶发胶、唇彩、粉盒和一瓶矿泉水。这是我冲锋时的全部装备。
宴会厅里乱哄哄的。
高雁、小宋带着虎子正和莫斯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比比划划交待着什么；酉年一手拿着他的宝贝硬纸板，另一只手像打太极拳似的慢慢向外推开，那个扛着机器专管流动机位的俄罗斯摄像立刻腾出左手做了个OK的手势，表示对他的意图心领神会；院长穿着一件鲜黄色的衬衫站在大厅中央，正亮着大嗓门打电话。
“现在信号还是没有，Bobby和崖子他们正想办法呢。”
挂上电话，院长迈着大步向我和文涛走来。
“鲁豫、文涛啊，今天总的基调就是要娓娓道来，和观众一起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今天这场直播，我们只有36小时的准备时间，技术上也有很多困难。等一下，你们从现场的电视屏幕上看不到我们直播的画面，所以什么时候镜头给到你们，你们该什么时候说话都看我的手势。”
到2001年7月13日那天为止，我已经做过无数次直播，可像这样因陋就简的条件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们的转播车停在俄罗斯酒店的停车场上。因为体型巨大，足足占了10个车位。酒店方面无论如何不肯降价，坚持按照停10辆车收费。到晚上结账时一算，40几个小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导播刘璐，带着翻译坐镇转播车，由于楼层太高，转播车上的线路不够长，刘璐和22楼的现场导演小宋的联系只能靠手机来完成。
在长达11个小时的直播中，刘璐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工作姿势，两手操作切换台，头向左边倾，夹住放在左肩上的手机。直播结束后的一个星期里，刘璐的脖子一直处于落枕状态。
我曾大惑不解地问她：“为什么不用耳机？”
“我忘了！”刘璐如梦初醒。
另一位现场导演高雁则用宴会厅里的惟一一部电话和香港方面保持联系。
俄罗斯人实在精明。酒店的总机得到上级通知，对于从香港和北京打来转22楼宴会厅的电话一律回答“无法接通”，这一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由高雁拨国际长途打回香港。没到过莫斯科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在酒店里打国际长途到底有多贵。等到直播结束，高雁叫来酒店负责人结账的时候，电话收费一栏里的天文数字让她备受刺激，她几乎从22楼一跃而下。
正常状态下的直播，主持人都带着耳机，由切换台上的导播直接下命令：“看3号机；还有1分钟出广告；现场信号还没来，接着说别停；鲁豫你左边的头发有点翘，用手整理一下……”7月13日这一天，我和文涛没有耳机，是聋子，现场的电视屏幕也看不到自己的画面，是瞎子，我们只能依靠院长的手势。
这么简陋、原始的直播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我，并不担心。这些同事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我们合作多年，配合默契，技术的困难影响不了我们。
7∶59，喧闹的宴会厅安静了下来。
我用余光看了看身旁的文涛，心情益发的平静。和他合作，我觉得踏实。再看看大厅里的同事们，高雁、小宋都举着电话听筒，右手高高举在头上，准备倒计时；酉年站在摇臂车旁边，那架势，万一俄国佬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掳袖子亲自上阵了；Bobby和崖子不在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正在落实8点钟的卫星线路；院长双手叉腰笑眯眯地站在我和文涛面前，鲜黄的衬衫被明亮的阳光映照得更加夺目。
我的心里充满了创造的快乐。
这就是我喜欢电视的原因，它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它的创作过程是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体现团队精神，精诚合作的过程。
“10、9、8、7、6、5、4、3、2、1——开始”
院长大手一挥，我和文涛上场了。
“大家好，现在是莫斯科时间7月13日上午8∶00。
今天，国际奥委会将召开第112次全体大会，并投票选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酒店，我们的直播间就在酒店22层的克里姆林宴会厅里，大家通过我们身后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红场、莫斯科河、克里姆林宫……”。
我和文涛流畅地说着开场白，事先完全没有安排，只是遵循一条原则：他说的时候，我听，我说的时候，他听，互相补充，绝不重复，不抢话，一气呵成。
5分钟后，院长举起了右手，我和文涛于是按照事先的约定，将现场交给了香港演播室里的吴小莉和胡一虎。
这时，院长带头鼓起掌来，然后整个宴会厅掌声雷动。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知道，我和文涛开了个好头，今天的直播将会顺利进行。
中午一过，由凤凰请来的200多名广告客户和热心观众进场了，宴会厅里摆好的十几张圆桌一下子坐得满满当当。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好几瓶香槟，等萨马兰奇一念出北京的名字，香槟就会喷洒得满屋都是。
莫斯科时间下午6点钟，萨马兰奇手拿信封，缓缓登上了主席台。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北京！”
一片沸腾。我只记得自己双手捂住脸放声大哭，旁边的文涛、李玟、周星驰都抱在了一起又跳又叫。
我们终于赢了。
9·11前传
真正的直播就该是这样，没有流程表，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画面，主持人和观众一样面对神秘莫测的未来……
2001年9月11日，香港仍然闷热得要命。
那个星期轮到我主持《凤凰早班车》，可偏偏身体不舒服，每天发低烧，还觉得恶心，症状像极了怀孕初期的妊娠反应。接连几天，我就像悲剧爱情影片中不慎怀孕又惨遭抛弃的女主人公一样，每隔半小时就冲进洗手间撕心裂肺地咳上半天，然后颓然瘫坐在地板上，大口地喘着气，最后再坚强地用手背擦擦嘴，拍成特写的脸上闪现出疲惫但圣洁的母性光芒，最好再有些低回婉转的音乐衬托着画外音：“无论多么艰难，我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可是，我没有怀孕，我只是得了毫无情调的感冒。
医生给我开了泰诺和一个名字当中几乎包含了所有26个英文字母、连我也不会发音的药，专治恶心。药的疗效不错，但吃了让人昏昏欲睡。
9月11日晚上，在药物的作用下，不到8点钟，我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一阵尖利的声音猛然钻进我的耳朵。我的意识先醒了过来，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可我人还在昏睡。那声音就像锋利的电钻一样一直在我的耳朵里钻着钻着，直到我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卧室里一片漆黑，我几乎是本能地把手伸到枕边，拿起一个小小扁扁的东西——我的手机兼闹钟。
“4点钟了，该起床了。”我近乎绝望地想着，人醒了一半。
手机还在执著地叫着，铃声在寂静的黑暗中显得绝望而恐怖。
“是电话。”我彻底清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