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且各口岸轮船生意己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
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巨用繁，初办恐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李鸿章还认
为“船厂、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于是建议“招觅商人购买机器开采”煤、铁矿，“设法劝导，官督商办，
但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
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①。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不仅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得以续造轮船，而且沈葆桢、李鸿章的兼造商船，由华人雇领
的建议也得到清政府的采纳。总理衙门上奏称：“间造商船、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
随时察看情形，妥筹办理。”清廷下旨曰：“依议，钦此。”②经李鸿章半年的努力，同治十一年十一月（1872年 12
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左宗棠对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是表示赞同的。他说：“宗棠原奏请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
所雇沙船之价给之，并听商雇，薄取其值，藉以护商捕盗，与现设之招商船局所议略同。”③由此可以说左宗棠是近代
民用企业的倡导者，特别是福州船政局的创办和经营确为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带来了机遇。对于这种机遇，李鸿章是颇有
感触的。他说：“思同治六七年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内，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置造洋船章
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晓谕各口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现在机会到来
了，李鸿章设想通过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而“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
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①此外，李鸿章在关于续造轮船的奏折中，提出了以官督商
办形式兴办近代机器采煤的建议，也为日后煤炭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样，在 19 世纪 70 年代，由创办近
代军事工业转向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从“求强”观转
①《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14—117 页。
①《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19—124 页。
②《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6册，第 5页。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
①《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6册，第 5—6 页。
向“求富”观，已是大势所趋。用“求富”特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同以往笼统谈富强的观念加以区别，并明显地
界定“求强”与“求富”的内涵，是由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薛福成提出来的。光绪元年（1875年），薛福成在代李鸿章
写给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的信中说：“方今中国欲图自强，先求自富，自富之道，以矿务为一大宗。”
②此后，李鸿章正是接受了他的幕宾薛福成等人的建议，使其对洋务的认识水平大为提高，甚至超过了左宗棠等其他洋
务派官员。而左宗棠虽在西北征战多年，却并未因此而落伍于时代发展的认识水平，他的“求富”思想依然跟上了近代
化发展的历史脉膊。
左宗棠“求富”观的内涵是“阜民即所以裕国”。他着手于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实践活动始于光绪三年（1877年）。
是年他致函在上海的胡光墉，主张设立兰州织呢局和采用机器治理河道。他说：来示新出掘井、开河机器，极为利用。
自明以来，泰西水法已著称。前年曾托幼丹制军代购，迄未见复。又兰州制造委员赖长以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呈验，
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伊拟购办织呢、织
布火器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希即留意访购，赖镇所呈之图并附览。盖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
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也。见通饬陕人凿井区种，以救旱荒。尊处购掘井、开河机器，并请雇数洋人，要真好手，派
妥匠带领来甘，以便试办。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火机同一利民实政也。左宗棠把兴办民用企
业视为“利民实政”，完全是为了实现“阜民”的目的。特别是他主张以民用机器生产“为边方开此一利”，更为祖国
大西北的开发和近代化的起步立下了首功。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鉴于兰州织呢局试办一年初见成效，主张将机
器生产加以推广。他指出：陇中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新疆南北两路夙号腴区，从未经理，兵燹以
后，更难覆按。见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
购运泰西机器，延至师匠，试行内地，有效则渐推之关外，以暨新疆。纵使有成，亦
非十年以后不能睹其成效。自知衰朽余年，神识钝绌，未足语此。然目睹时艰，①舍此不图，又无以善其后，如是
则劳费虽巨，亦有所不辞耳。
左宗棠提出“阜民即所以裕国”的主张，目的是通过引进西方的民用机器来改变西北地区的落后状况。仅就织呢等
行业的情况来说，这已同洋务运动进入“求富”阶段之初，许多民用企业多有服务于军事工业的情形大不一样，表明左
宗棠兴办民用企业的“求富”思想确有独自的特色。其“求富”
观不仅仅体现在“裕国”方面，而是以“阜民”作为前提的。
对于“阜民”和“裕国”的关系，左宗棠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85年 2月 7日）的《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
源折》中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从中可以归纳出其基本思路及实质所在。他认为：开利之源，自以因民所利而利之为善，
盖源开而流弊自少，故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也。？？海滨之农，种蔗熬糖者十居七八。昔年中国自为贸易，衣
食粗足。外洋通商以来，岁购红白糖数十万后，民当增富。讵农日加勤，其贫犹昔。考厥缘由，证诸西艺，
②［清］薛福成：《代李伯相复盛杏荪观察书》，《薛福成选集》，第 91 页。
①《与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九至六○。
①《答王夔石少宗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三三。
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熬煎失法，不能与外夷比，而朴拙同安，虽无利犹觉无害。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
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中国
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
臣宗棠等抵闽之后，见边防紧急，营勇日增，库司告竭，邻协维艰。不得已商借洋款，暂顾目前。然款多息巨，筹
填匪易。适有条陈糖利者，据称洋人煮糖之法精于中国，出糖之数加多一二倍，由红提白之法，中国亦可自行，不夺民
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
拟于借款内提银数万两，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
俟考定得糖实数，另议章程，或购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还之民，官止收其多出之数，著有成效，即行扩充，不
惟内地各口可以一律照办，台湾产蔗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惟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
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烊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办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左宗棠此论与其
所一贯坚持的“为政必先利民”的思想是一致的。外国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对中国手工劳动的冲击，造成了中国民间原有
之“利”被攫夺的局面。清政府在财政危机、饷源枯竭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地搜刮民间之“利”。这样，如何才能
“收回洋人夺去之利”和怎样避免争夺“民间固有之利”，成为晚清经济发展中能否正确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左宗棠
试图通过引进机器生产，以提高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产品能够与外国的商品相抗衡，以“挽回利
权”，这是其举办洋务的活动中所不断奉行的原则。同时，在兴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左宗棠反对只求官府的利益而对
民间加意盘剥的作法。他主张“不夺民间固有之利”，表明其重视民间的利益。他强调“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则是要
通过机器生产来改变原有的手工操作，把社会生产引入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轨道，以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所说的
“官止收其多出之数”，指的正是采用机器生产后由于技术提高多产出的那一部分，这对于解决以往官与民争利的矛盾
是有益的。在左宗棠看来，无论是照顾民间之利以“阜民”，还是官府收其多出之利以“裕国”，都是为了“收回洋人
夺去之利”，他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认识水平已达到了为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而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度。尤其是他在
处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进程中的官与商的矛盾时，一直强调官办不如商办，“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这正是
对洋务企业自创办到经营的十几年实践中，因官办近代工业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的清醒认识，表明左宗棠是力倡商办企业
的，反映了近代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愿望，不能不说左宗棠的“求富观”和创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代表了洋务运动
的正确方向。
当然，在对待“阜民”和“裕国”这一既辩证又矛盾的关系时，左宗棠作为朝廷命官，不可能不对“裕国”问题加
以关注。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1884年 1月 4日），他在两江总督任内谈及安徽池州煤矿时说：“集资拓办，冀收自
有之利以济财用之穷，实于税课饷糈大有裨益。”①尽管清政府与洋务派官僚都试图谋取由贫转富、由弱转强的出路，
但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又不能冲破封建主义的羁绊，左宗棠的“求富”愿望也不可能从根本
①《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四至五五。
①《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两江总督左宗棠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7册，第 108页。
上得以实现。然而，他对于“求富”的追逐与渴望，却是值得称道的。
到 19 世纪 80 年代，左宗棠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涉及纺织、开矿、电报、铁路、制糖等轻、重工业，其思想
认识已较 60 年代大为提高，特别是他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期间，又一次得沿海省区开风气之先社会环境的影响，
其洋务思想不断深化。光绪八年十一月十四日（1882年 12 月 23 日），左宗棠在奏请开采徐州铜山矿务时指出：“南
北洋筹办防务以制造船炮为第一要义，而各省所设机器、轮船等局制造一切，又以煤、铁为大宗”。于是，他建议“以
机器开采”煤、铁矿，并建议“酌减税银”，以敌“洋产”。②光绪九年六月初三日（1883年 7月 6日），左宗棠主张
筹办长江沿岸陆路电线。他认为：“电线兴自泰西，无论水陆程途千里，音信瞬息可通，实于军情、商务大有裨益”。
这样，左宗棠改变了 60 年代创办福州船政局时把“信线”视为“运思巧而不适于用”的看法，并鉴于“洋商议添设水
线，由长江以达汉口，虽经盛宣怀、王之春竭力阻挡，幸即暂止。然洋人狡作嗜利，未必遽作罢论”的情况，主张“应
由中国先行设立陆线，杜其狡谋，所有一切经费仍由华商自筹”，请求清廷“敕下总理衙门速咨江西、湖北、安徽各省
一律举行”①。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1885年 3月 11 日），左宗棠又把铁路视为“大政”，要求“次第举办”②。
在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中，他对西方国家致富的原因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坛，未能确
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诚以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
多所凌忽。
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而就三者言之，亦有次第，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