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主张引进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强调“艺事”的重要性及其内在价值，这比较那些“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
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①的封建顽固派来说，实在有着天壤之别，表现出左宗棠的开
明姿态和开放型的文化观。在左宗棠的思想意识中，他不认为中国人的才智比外国人差，而认为只要中国能够稍重视一
下“艺事”，就可以赶上西方列强。正如左宗棠所言：“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
时独形其绌。”②学习西方的“艺事”，这就是左宗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的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思想归结点。
通观左宗棠的文化思想，联系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环境，可以引导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左宗棠一生都奉
程朱理学为圭臬，但他并未于此而显得特别守旧，而他所大力倡导的却是经世致用之学和西学。因此，那种认为传统儒
学对洋务思想只有消极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儒学的崇奉者，但他们都能程度不同地
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大师，则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
之一艺之未，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成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③由此可见，
无论一个人在学术倾向中是尊奉宋学还是汉学，或者是治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其人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不能起
到完全的制约作用。曾国藩乃倭仁弟子，而他们二人却分属洋务派和顽固派。左宗棠曾说他与倭仁“颇属心交”①，但
①《与董韫卿大司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三。
②《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九。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一○。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卷九，页五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页七。
①《与崇俊峰方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四四二。
这只不过是对倭仁治理学的成绩表示敬佩，而左宗棠从来也未对倭仁始终反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表示首肯，他反复强
调的是自己学习西方的举动乃“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一贯坚持主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
同倭仁向来鄙视西学的见解形成巨大反差。总之，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在清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交融中是站
在先进人物一边的，对其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章左宗棠的教育思想
左宗棠出生于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第，其父贫居教书 20 余年，这样的家庭环境自然对左宗棠的成长有一
定的影响。左宗棠 20 岁中举，先后主讲于醛陵渌江书院和长沙朱文公祠，并在陶谢家教私塾 8年，旋以一名教书先生
的身份跻身仕途。从左宗棠的生平事业来看，他的前半生可谓以教书为主，其后半生则主要从事于军政活动。而他对于
教育问题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又大部分是入官后提出的。当然，这与其青少年时期的从学与教书活动也是密切关联着的。
左宗棠教育思想的内容，恰同其文化思想的底蕴有潜移默化的相通之处，他一生都尊崇儒学，服膺程朱，故极力主
张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他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所以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还由于他出身
“寒素”和一贯奉行通经致用的原因，他在家庭教育及培养子弟方面，反复提倡保持“耕读家风”，并一再阐述“读书
非为科名计”和读书讲求“经世之学”的道理。
一、“兴教劝学”，“经正民兴”
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汇集儒家道德
标准为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在教学管理中，他主张奖
勤罚惰，从严督学，“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发现不用功者，“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
知勉强学习，不谓苦也”。
①他认为兴办教育的关键在于“劝学”，即提倡和勉励读书学习以实现“经正民兴”的目的。他指出：“朝廷有重
士之意，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②因此，他在师行所到之处，
均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为己任，试图以此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
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并“亲课诸生”。③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
学》来灌输“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人
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
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
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
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因此，他力主在甘肃“分闱就试，届
时简派学政，按期校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甚于此矣”。①左宗棠还认为他一向不以博得科名为人生追
求，强调“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但他也认为“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
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②为了“兴教劝学”、“经正民兴”的目的，他对封建教育不断加
以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左宗棠常以“寒儒”自诩，大谈自己熟读儒学经典的好处。他在批阅甘肃兰山书院院生的文稿时说：本爵大臣四十
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
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
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③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他指出：经正
民兴，一定之理。？？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 1？？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
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儒先各种书残缺
本，辄欣然忘食。？？两公为平世理学名臣，而所莅之地皆有传书，即此可想昔吾先正之流风，其为斯世斯民谋者无弗
周。况当兵戈满目，学校颓敝之日，斯文断续之交，顾可坐令坠绪弗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至六。
②《徐熙庵先生家书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2页。
③《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4页。
①《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册，第 561页。
②《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册，第 561页。
理乎？①《六经》鲍本最佳，影刻较易。惟较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
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兄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
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之，殊歉然也。盼鄂刻成，先印千本，庶资分布。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辖区内“兴
教劝学”的风气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
的 11 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 30 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 320余所①，至于刊刻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
数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
《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
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
诸本己读毕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
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即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
自易为功也”。②尽管左宗棠向学生灌输的是儒家学说，但他如此热心于教育，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应当予以肯
定的。
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③这个表白，反映出像他这样征
战南北的军政大员能如此重视“劝学”，实为难能可贵。在他与发展教育有关的活动中，令他最为得意、也是其改革颇
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肃乡试分闱。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 210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
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
政的理由，他指出：甘肃“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掇科登第，以文章经济
取重当世者，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
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
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
“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
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
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
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缴寒微得照备省一律就近应试，
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
①《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4—245 页。
②《王道加敏禀刊〈六经〉即附崇文书局办理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8页。
①奉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253—259 页。
②《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六，页二二至二三。
③《翁藩司同爵禀呈《 四种遗规》 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7页。
可计日而待也“。①光绪元年（1875年），适值新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
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照例人
闱监临之责。他在家书中写道：”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百年旷举，足慰
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①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
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经数月加倍赴工，试院应备堂室、号舍等于初秋举试前建成。左宗棠又奏请简派正、
副考官，于八月初六日举行了甘肃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 3000 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九月初
榜发，第一名解元，恰是左宗棠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材生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左宗棠颇感高兴，据他在
致友人信中记述说：”榜首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