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
②［俄］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亚的回忆》，第 440页，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
③《西国近事汇编》，卷三，页一四，光绪三十二年上海石印本。
④《派兵前赴肃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册，第 113页。
①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第 185页，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①《与刘毅斋京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四七至四八。
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②”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
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
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
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
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
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左宗棠以新疆军务的”局外人“能对谋略规复新疆考虑得如此周密，这正是其甘
于以”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体现。接着，左宗棠于十二月上奏请简派新的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以收复新疆。他说：”关
外局势，以区区之愚揣之，实非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不可“。”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他建议特简贤能
接任陕甘总督篆务的理由是”精力心思迥不如前，设有疏误，边城安危必更烦朝廷异日之擘画，问心何以自安！“②显
然，左宗棠并非知难而退，他的上奏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强调对收复新疆必须”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他对荣
全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他试想说服清廷简派陕甘总督去谋略新疆的用意已是不言自明。清代官场上欲进先退的
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对左宗棠的做法亦可以如是观。
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当俄国侵占伊犁后，清廷派伊犁将军荣全“前往收回伊犁城池”，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
“相机规复乌鲁木齐”，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迅速出关赴任所。荣全从蒙古的科布多行至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
向俄人交涉收还伊犁，俄国侵略者则采取狡狯蛮横的手法，宣称已向清政府说明他们无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
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使荣全在谈判交涉中不得要领而归。
景廉、成禄都按兵不动，待机观望。特别是成禄自同治四年新疆人民起义后不久就窜至甘肃高台逃避战事，他“屡奉谕
旨，敕令出关”，却直至同治十一年仍“尚无出关确耗”。此时，阿古柏已窃据乌鲁木齐二年，俄国侵占伊犁一年。成
禄不仅在高台“截留省粮，为数甚巨”，瞒报营数，其“实数不过五六营”却自称十二营，以多领军饷，而且“久驻高
台，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并遣人赴都接取第三妾来高台”，把“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甚至“虚报胜仗”，
可谓“”谬率乖张“。因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上奏说：”如成禄者，此时迁延不进，固失事机；即令勉强出关，终
难期其振作有力，克当一路“②，建议将成禄撤职。
鉴于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向左宗棠询问有关情况。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
函中，首先指出俄国侵占伊犁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
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
②《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2—173 页。
①《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7页。
②《请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册，第 403页。
①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五四，页四，《交涉志二》，宣统三年刊印。
②《成禄出关难期振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册，第 254—256 页。
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
左宗棠旋又对荣全、景廉等关外所用清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俄国“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
争也。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
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无从着手。”于是，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应办事宜和用兵
方略，他指出：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
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傅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
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
可转。
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
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
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
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的上述建议可以说为清政府筹划规复新疆从总体上进行了谋略，此后
左宗棠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沿循此战略构想进行的。特别是左宗棠提出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
的主张，反映出他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是多么鲜明！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八月率军攻克肃州（今酒泉
市）从而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即把战略重心移向关外，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他调派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
“嵩武军”抵达玉门关。三月，清廷派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率军出关。张曜也随即率军行至哈
密。七月，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八月，清廷命左宗棠在肃州设西征总粮台，督办
粮饷转运。此时，金顺所部前锋与额尔庆额马队已抵达新疆古城。
尽管清廷给予左宗棠的职权是负责从关内筹解粮饷以达古城，但左宗棠仍为谋略新疆积极献计献策。左宗棠认为景
廉“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采粮一石，运至古城需银十余两，劳费多，停止之”，遂“奏请出关粮料，应由关内接济”
①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从关内运粮至哈密，每石“已费银十一两有奇”，再“由哈密至巴里坤、古城又千余里，均
责关内转挽接济，是西师永无见贼之日矣”。②因此，左宗棠对景廉只派前锋抵古城，按兵不动，且留主力于肃州、安
西，“观望不敢继进”③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左宗棠上奏陈述了他对出关之师粮饷转运和设立粮台的看法。他说：
“军行粮随，移台之举自不容已。？？西疆地形，以天山为界，划分南、北两路，哈密全部介居其中：由哈密北行，迤
而西，历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各城，达伊犁，为北路，准部旧地也；由哈密西行，历辟展、吐鲁番、库车、阿克苏
各城，达喀什噶尔，为南路，皆回部错居之地。”因此，景廉进军北路，不宜在肃州设粮台，而应在科布多、乌里雅苏
台设粮台以供支北路之军。他认为“应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至三。
①［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68页。
②《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二○至二一。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68页。
顶为筹措，厚其储峙，备支应续进之军“。①左宗棠的这一建议未被清廷采纳，他只能”实力筹办，力任其难“。
②正当左宗棠为出关各军筹办粮饷转运之际，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日本侵略台湾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加强海防的讨论。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874年 5月6 日），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 3000 人陆续从琅登陆，进犯台湾。
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督办台防大臣，率自造轮船赶赴台湾，加紧布防。日本虽未敢贸然开战，却在外交上捞
到好处，清政府迫于压力，于九月二十二日（10月 31 日）签订《台事专条》，规定中国赔款 50 万两白银，日军撤出
台湾。日本侵台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很大震动。总理衙门在九月二十七日的上奏中指出，对于日本侵略台湾拿件，”明
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日本”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
也。“③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 6项旨在加强海防的措施，
请求饬令沿海、沿江有关大臣讨论。当天，清廷发布”上谕“，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李宗羲、钦
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沈葆桢等 10 余人详细妥议，限一月内复奏。于是，有海防之议。此时左宗棠因在陕甘总督任
上，所辖并非滨江、沿海地方，不在饬议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他”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将筹议海
防的 6条措施等函寄左宗棠，希望他能”筹议切实办法，以为集思广益之助“。①内地督抚将军中，受总理衙门之器重
者唯左宗棠一人而已。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874年 11 月 21 日），左宗棠收到了总理衙门的来函。他函复总理衙门筹议海防的 6条
措施可谓“因应之妙，道合自然”，“闳远精密，无少罅隙”，认为就“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规久远”。这表明左
宗棠对加强海防是完全赞同的。同时他感到用兵新疆主要依靠沿海各省协济军饷，担心“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
纷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拨之饷，大局何以能支？”②左宗棠如此估计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在
督办陕甘军务时常常遇到沿海省份应拨协甘之饷拖欠的情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复奏中不仅是要停
止西征之饷，而且竟谬提放弃新疆，实令他为之寒心和气愤。
十一月初二日（12月 10 日），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论及“筹饷”一条时公然提出放弃新疆的主张。他认为
乾隆年间统一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己为不值”，而且新疆已被俄、英势力围困，“即勉图
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何况“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因此，他强调只能重视海防。他指出：“新疆
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建议对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
匀作海防之饷”。①
①《敬筹移设粮台办理采运一切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册，第 119—121 页。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78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页一九。
①《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等奏折附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1册，第 105—
106 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四六、四七、五二。
①［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九。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75年 3月 6日），清廷下“旨”令亲王、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廷臣对沿海、
滨江各地方大员的复奏和左宗棠致总理衙门函进行“廷议”，限一月内复奏。二月初三日，清廷不待廷议复奏汇集之前，
又“密谕左宗棠通筹海防、塞防全局并关外兵事粮运”。清廷将李鸿章停西征之军和西征之饷的奏议转寄左宗棠，令他
统筹全局，酌度机宜，妥筹具奏。清廷在“上谕”中认为：“如可暂缓西征，节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