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了起来。多出的肉十分累赘，她的体形改变了。以前虽说也不匀称，可毕竟是女孩儿家，总是有一股抹不去的清静秀丽，如今却蠢笨了，像个村妇一样，臀部沉重地垂在了腿上，走路像鸭子那样摇摆身子。并且日益的邋遢，毫不讲究衣着，穿得乱七八糟，却还扑粉。举止也无半点注意，将条皱巴巴的裙子向后一撩，就坐了下去，站起时，凳上便留下一摊汗迹，正是一个屁股的形状。有好心的女伴对她说了，她也不加在意，一会儿就忘了。
“她像个娘们儿了。”女孩儿们背后议论道。又有结过婚的人断定：“她是个娘们儿了。”
天气实在太热，几十个人的大通铺里简直睡不得人，男人们早已露天睡了，女的也逐个逐个地移出了宿舍，移上了剧场顶上平台。男女各半边，谁也惹不着谁，虽说下半夜的露水将身子打了个透湿，可谁也没勇气进那房间。房里是一片黑暗，蚊子如同一万把提琴拉着的空弦，嗡嗡嗡地响彻个天地。有一日，深夜里，他们事先谁也没有说好的，偷偷地溜下了顶楼，进了没有一人的房间。蚊子肆意地飞翔着，一排排地掠过脸上，手上，身上。他们静静地站立着，只听见对方急急的呼吸。站了一会，他抓住了她的胳膊将她搡进了一座不知谁的蚊帐里，蚊子也跟随进来了，轰炸般的在耳边鸣响。顿时，身上几十处地方火燎似的刺痒了，可是，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身的大汗，在肮脏腥臭的汗水里滚着，揭了席子的，粗糙木板拼成的床板，硌痛了他们的骨头，擦破了他们的皮肤，将几十几百根刺扎进了他们的身体，可，他们什么也觉不出了。忽然，蚊子的轰鸣刷地静了，闷热退去了，竟觉着了凉爽，那是转瞬即逝的一霎那；紧接下来便是屈辱的悔恨。她嘤嘤地哭了起来，泪汗纵横。他虽不哭，却是起心的懊恼，眼泪往心里流着。
天哪！这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了？是不是要去看看大夫，问问人了？可是，多么羞耻啊！这是不能为第三个人知道的啊！因为有了这必须严守的秘密，他们便再也摆脱不了孤独与寂寞了。他们永远有着一份肮脏的隐秘，他们永远无法泰然自若地与人相处，他们永远孤独了！他用手握成拳，重重地不敢出声地捶击着床沿。蚊帐里飞进成千上万只蚊子，包围住他们，尽情地喝着他们的血。他们周身已经麻木，再不觉得疼或者痒。世界处在一片呻吟般的轰鸣中间，没有东西南北中了。
秋凉时分，他们回了县城。傍晚时就看见了那簇绿荫荫的树丛，太阳从那后边一点一点往下落，将那绿色的树丛映得金光四射。慢慢地暗了颜色，最终成为黑漆漆的一团一团，隐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了。天黑了，船才靠了岸，走下剧团的大队人马，疲惫不堪地掮着行李，走过窄窄的跳板，上了岸。水客依旧在唱着，悠长而曲折，荡漾在黑沉沉的水天之间，传得极远。他们走在人群里，走过颤颤悠悠的跳板，那跳板在他们脚下颠簸得厉害，却决不将他们甩下河去，那颤悠于他们既是熟悉极了的，却又陡地陌生了。他们的即使黑夜也没遮掩住憔悴的脸，微微昂起着，淡漠地看着这分离了三个月的小城，止不住有点心酸似的。一切都那样的亲切，却又有点隔阂了。他们走上河岸，停了一下，不远的地方，有一架水车努力攀登着陡峭的河岸，水客深埋着头，号子的歌唱在最低沉处有力的回旋，平车摇晃着，水从桶口泼了出来。
前边通往街心的大路，被月光照耀着，走着稀疏的人和一架车，车是毛驴拉着的，蹄子清脆地叩着土路“嗒嗒”地响。他们走上了大路，大路直通街心，却也分出了几条岔路，去向看不见的远处，毛驴拉着小车，走上一条岔路，不见了，只有清脆的蹄声，传来了很久。
大路通往街心，街上的商店与人家，全已经闭了门，静悄悄的。他们一群人杂沓的脚步，惊扰了这宁静。有人推开半扇门张望着，伸出披了衣衫的半边身子。照相馆的橱窗暗了灯光，依然摆着那几幅上了颜色的照片，大多是剧团的女演员的剧照，眼圈画得又粗又浓，嘴是鲜红欲滴的两瓣。其中也有她的一幅，没有上彩，挤在角落里，是“喜儿”的装扮，半身，天真而做作的拧着脖子。他们走过窗，不由得向里张望了一下，那就像是很远很远的事情了，又好像是另一个他们都不熟识的人。他们极淡漠地看了一眼，走了过去。
脚踩在月光下的石子路上，碎石子光滑地反射着光亮，每一块石子的边缘都勾勒得清晰，看久了倒不像是一路碎石，而是一张线条纵横交错曲折迂回的网络。他们走在这张网络上，犹如走进一个梦境，一个十分清静的梦境。他们竟有些恍惚起来。可周围的一切又是那样的切实，路在脚下是坚硬得拍出了声响。月光如水，泻在身上是凉而暖的。路边粘着的柿子皮是滑的，不小心踩上了，就要跌倒。小饭铺紧闭的门前，封住的炉子是热的，闪着隐隐现现的火星。街边茅厕的气味是臭的，弥漫得那么广泛，已经不觉着臭了。
“我们终于回来了。”他们在心里想。
“我们到底回来了。”他们又想。
可是心里却出奇的平淡，还有些怅怅的。他们好像将什么丢失了，没有好好儿的全部带回来。他们好像是两个陌生人走进了这不陌生的小城。这三个月犹如三十年，三百年那样的漫长。小城却依然如故，只是多出了几万只野猫，十分的安静，悄无声息地窜来窜去，或趴在墙头静静地注意地看人。有一座新扒倒的院墙，新房起了一半，半截新房安静地坐在一地的砖瓦石木中间。
他们终于走进了剧团大院，剧团的大门敞开着，灯火通明，传达室亮着灯，茶水炉亮着灯，伙房亮着灯，有家属的人家也亮了灯，看门老头站在门口翘首等待。他们在热烈的欢迎里进了院子，各自去了宿舍，开了门，开了窗，灯一盏一盏亮了。练功房的灯也都大开着了。他们穿过练功房去伙房吃夜餐，走在褪色的红漆地板上，地板微微有些动摇，发出吱吱的声响。他们不由得都在镜子前停留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竟有点陌生。她小小的年纪，下眼睑却有点松弛，脸上的皮肤很粗糙，鼻沟里的汗毛孔也涨大了，走路的姿态那样蠢笨，老鹅似的，他竟瘦出了皱纹，疙瘩留下的疤痕很深很密地布满了全身，他急切地渴望彻头彻尾地洗一个澡。洗澡房门口排起了长队，有等不及的，便端了水去自己宿舍洗，水泼了一地。二楼的水透过疏漏朽烂的地板，滴到一楼，一楼如下雨
本次列车终点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