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催他去做检查。他想到医院要一点润肠药就回来参加紧张的会议，没
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医生严肃地问他：“为什么现在才来？”
邓稼先知道，因为忙，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九院职工的体检，没想到这
一次终于发病了。
医生语气坚定地说：“别走了，立即住院。”
邓稼先告诉医生，他要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住院。医生却微笑着
回答：“这里是医院，不是会议室。”他明白了，他知道的这一天，1985年
7月31日，这么快，这么静地来临了。
8月6日的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后，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医生：“活
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医生冷冰冰地回答：“这个，按常规要
在一周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将军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来。半小时后，
冷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8月10日，邓稼先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早晨，张爱萍将军、九院和核
工业部的领导都来到了301医院。眼里噙着泪水的许鹿希，默默守候在手术
室外面，盼望着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佳音。然而，手术后的病理诊断是：“肿
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脾癌，直肠旁淋巴结七个，
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
良。”
邓稼先在 301医院住进了一间高级病房。理智告诉他应该做最坏的准
备，但情感，又驱使他盼望着康复，他期望着自己能有好运，因为他感到要
做的事情太多了。
手术过程是顺利的，手术后，医生给他下腹部的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
邓稼先对这个东西讨厌极了，但他毫无办法，这也是他为了事业在生命最后
阶段所付出的代价。
邓稼先在手术后第四天，就用颤抖的手书写条子要研究院从四川给他送
材料和书籍来，要搜集到的关于“星球大战”的资料和剪报，还让别人帮他
借来了一大堆英、法、德、俄等文字的杂志，他的同事来，病房立即变成会
议室。
1985年11月1日，他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写了1500字的整党收获，
使九院党委的同志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手术一段时间以后，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他知道让他回家的原因，他
要把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间抢回来，把几件必须做的事尽快做完。
邓稼先最先做的一件事，是请于敏同志来，谈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设
想，要和于敏等人一块研究起草一份向中央的建议书。
1986年初，邓稼先约一位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到家里谈工作。这位同志下
了公共汽车，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他就是这样多年来严格要
求自己，不特殊，养成了习惯。
邓稼先仍然常常显露天真的童心，地坛庙会恢复以后他没有去过，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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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姐邓仲先陪他去一趟，但是他被工作拴住了，出不来。后来，他还是由
妻子陪着逛了一趟，如愿以偿。
邓稼先非常热爱生活，有好电视，他会看完电视再加班。他会像孩子一
样起来给中国女排鼓掌。他还能一本正经地给别人介绍到剧场钓票的经验。
遗憾的是，事业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了。
1986年3月29日，他又做了一次取活体检查组织的小手术。邓稼先预
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
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2尺多高的书籍和
资料，想到什么问题马上给九院领导打电话，谈工作、定方案。
他和于敏同志反复商讨，并由他二人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
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为中国领导人作最后决策提供的
重要的建议书。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一次治疗要几小时，他只能躺着
或靠坐着，边治疗边看材料。坐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
汗。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常是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靠着毅力忍受病
痛的折磨，终于改完了稿子。
他让妻子把建议书送到单位去。他对紧紧抱着建议书要离开病房的许鹿
希说：“这份材料比生命还重要。”
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但是，医生在手术台上
见到癌组织已侵入到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了。手术以后，他感到自己的
身体越来越虚弱。
邓稼先还在拼命地干着另一件事，写本预计80万字的书。他开了一个很
长的书单子，让李医生回基地给他带回了病房。然后，他在晚上8点以后，
偷偷地写。
但是，这项工作是完不成了。
1986年7月15日，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邓稼先，告诉他国务院决定
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他，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动模范。他
说：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
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他的遗言：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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