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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内部对这项法案和这本小册子的辩论有助于澄清总统本人的想法。正如他在5月间所说的，民防只是一个保险的问题，不是威慑力量的问题。它同防务或裁军都没有直接关系，在冷战中也不是什么新武器。任何合理的掩蔽所计划都不能有助于阻止敌人的一次进攻，防止惨不忍睹的生命损失或者在危机的顶峰或边缘增强美国的地位。但是这种计划也不是挑衅性的、胆小的或不必要的。他仍然在热核武器时代承担着保护一亿八千万美国公民并使这个国家完整地存在下去的责任。核战争未必会发生，但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一天，他忧郁地对我说，“我不愿意听到劫后余生的人——如果还有人活下来的话，一说，在仍然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警告过他们，或采取任何行动至少拯救他们中的某些家庭。”
肯尼迪没有把掩蔽所法案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在1963年把它从总统的重要咨文一级下降到部际要求一级——但他继续（徒劳无益地）推动这个法案。由于注意到公众对这个问题兴趣的减退几乎就象它初起时那样突然，他在1962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太平无事时，谁也不感兴趣。……随后，等战火迫近——（而）我们毕竟保证不了战火不会到来……人人又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多采取一些措施？我认为应当趁现在就采取措施。”
恢复核试验
1961年夏天，由于大气层核试验使人们产生了新的忧虑，关于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问题的争论又突出了。1956年以后，肯尼迪追随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的主张，曾经认为——正如他当时所说的——“美国应该带头结束这类核试验。”1959年，作为参议员和总统逐鹿者，他曾经强烈反对洛克菲勒州长提出的恢复地下核试验的要求，因为在日内瓦举行谈判谋求缔结正式的禁试条约时，双方都暂时停止了地下核试验和其他一切核试验。196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他保证不首先恢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也不恢复地下核试验，直到他花时间“用尽了一切合理的机会”去谋求达成协议为止。1961年1月，在他就任总统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他曾透露他委派了一个特别小组来研究新的谈判立场，并起草一份合理而有效的条约的切实可行的草案。他私下认为，美国在1960年采取一个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各方面较为合理的立场，将会在那年达成一项禁试条约。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的最有希望的领域。
可是那年春天，当他派阿瑟·迪安带了一份经过精心筹划、旨在满足苏联的一切正当异议的新条约前往日内瓦时，他发现苏联的立场和我们相去更远了。他们争辩说，刚果的事态使他们确信，他们不能信赖由一个中立国家或由大多数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活动，而且任何一种他们不保留否决权的禁试视察制度将是不可能接受的。
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对肯尼迪坚持说，他不能相信任何中立国家会不允许美国进行间谍活动，每年就地视察地震干扰三次以上就是间谍活动，并且整个课题应当归入他那闪烁其词的裁军计划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里。肯尼迪就其他国家也会发展核武库这一危险的问题，对他步步进逼。但是，赫鲁晓夫虽然同意肯尼迪的说法有点道理，却说证实肯尼迪的论点的就只有法国藐视日内瓦谈判并继续进行核试验这一件事。
但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维也纳确实说过，苏联将等着让美国首先恢复核试验。葛罗米柯向腊斯克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两人都同意肯尼迪的说法，即日内瓦谈判应该继续下去。总统在他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事关重大，我们不能放弃”作出努力。8月间，他请迪安返回日内瓦去，“带着我们的希望和祈祷，而且我认为还带着全人类的希望和祈祷”，再作一次努力。他要求迪安在谈判中的坐功、舌战和耐力方面要胜过俄国的谈判代表（迪安私下一度把这称之为外交上的“吹牛术”），直到他可以确定是否有可能取得一点进展为止。
但是自从就职以后，肯尼迪一直受到要他批准恢复美国核试验的压力。按照军方和科学界特勒一派人的说法，美国恢复试验对于发展新的核武器是不可缺少的。苏联人有可能在秘密地进行地下核试验，而这是对付这个问题的一个必要的对策。2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他，如果在谈判继续了六十大后未能达成协议，就恢复试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在他同意他们的立场时，他们才同意他的禁试建议）。他们主张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国防部则主张进行地下核试验；而国务院则主张暂不作出决定；各方面的核科学家却说，眼下不会达成协议，暂停试验危险地延缓了我们的技术进展，美国应该在继续谈判的同时进行核试验。
1961年7月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以超过二比一的差数表明，公众支持美国恢复自己的核试验。几乎一贯主张要拥有体积更大、质量更好的炸弹的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赞成恢复核试验。类似的压力来自国会和新闻界的各个方面。特勒博士公开坚持说，自从暂停核试验以后，苏联人一直在进行地下核试验。总统于6月间召集了一个科学家专门小组，研究苏联地下核试验的可能性，这个小组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最后，在8月初，马克斯韦尔·泰勒和参谋长们提出一项立即恢复核试验的新建议，于是肯尼迪决定下令做好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但实际上要等到不仅他自己而且全世界也都完全明白，即他已竭尽全力去缔结一项条约，而苏联人没有谈判的诚意或实际上不愿缔结这样的条约，自由世界的安全要求美国恢复核试验时，这样他才恢复核试验。
在维也纳和日内瓦，肯尼迪时时觉得，苏联人企图促使我们首先恢复核试验。美英两国富有说服力的建议似乎只使得他们更为恼火。不过，在8月3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苏联对美英建议不断提出的异议时，总统还不愿承认事情已毫无希望。但当天下午回到白宫后不久，他接到了严峻的消息：苏联人已宣布恢复大气层核试验。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能公开发表的。这是他个人的愤恨，他恨苏联人欺骗了他，也恨他本人相信了苏联人。因为很显然，他们的试验甚至在维也纳谈判之前和整个日内瓦谈判期间就一直在秘密进行准备了。他的第二个反应是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这种失望情绪比在他任期内他对苏联人所采取的任何其他行动所感到的失望全更为强烈。
但是气愤和失望并不是惊慌失措。当苏联人在两个月内进行了一系列巨大的爆炸以后，赫鲁晓夫大肆吹嘘说他们有了亿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俄国的军方报纸《红星报》说，“任何具有超级深度的掩蔽所也经不起这种武器的全面毁灭的打击。”赫鲁晓夫对两个英国客人说，他希望使西方震惊，这样好使他们在柏林问题和裁军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如果这真是他的意图，那他注定是要失望的。
在苏联人宣布恢复试验后召开的一系列紧急会议上，肯尼迪是会议室中最镇静的人。他的顾问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其中包括详谈我们核优势的一次“炉边谈话”，迅速宣布我们自己恢复核试验，立即爆炸一颗试验炸弹以表明我们并非毫无准备，以及用一颗位置恰当的核弹摧毁苏联的核试验场等等。但总统拒绝了所有这些答案，内心充满着各种问题：我们的情报机构为什么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准备活动？他们需要试验的是什么类型的武器？我们能如何彻底地监听他们的试验？目前我们光是通过地下核试验能不能保持我们的优势地位？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试验，在什么时候宣布？
在总统看来，最有见地的一项建议就是他的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R·默罗提出的。默罗极力主张不要草率从事，以免失去这一巩固我们在非共产党世界的领导地位并孤立共产党集团的机会。他说，“今天极力催促你立即恢复核试验”的那些右派的意见，“明天就会争论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只不过是对苏联行动的又一次为时已晚的反应。”
这一系列会议的结果就是作出一种有节制的、慎重的反应，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敌对情绪大部分都转向苏联人，同时并没有放弃我们自己进行试验的自由：
1．在8月30日当天晚上，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苏联的核试验是危及健康与和平的行动，也是他们伪善与奸诈的证据，这使美国“不得不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作出决定”。
2．下一天，在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以后，又发表了一个声明，称苏联的行动“主要是一种原子讹诈，旨在用恐怖代替理智……不仅是试验核装置而且是考验自由世界的意志和决心”。这个声明向所有盟国保证——在随后召开的一次全面情况介绍会上也向国会提出了保证——我们的核能力是充足的。
3．在劳动节①那个周末前前后后正式和非正式发表的各项声罗中，我们表明亿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对于摧毁军事目标是过于庞大了的”，美国如果愿意的话，也能够制造这种炸弹，但是用两枚部署恰当的千万吨爆炸力的炸弹就能够取得同样的效果。
①指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节，定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译者
4．9月3日，肯尼迪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一起建议，三大国立即禁止大气层试验，以此向赫鲁晓夫提供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
5．9月5日，在“采取了一切通情达理的人都会认为是正当的步骤”，以及等到苏联的炸弹确实爆炸而使全世界人民都感到灰心失望之后，总统才下令恢复美国的地下核试验。这些试验几乎立即就开始了。
6．在随后的几周里，总统在同参加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发言人（这些国家战战兢兢地拒绝谴责苏联的核爆炸）的谈话中，以及在向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指控苏联人“趁我们抱着诚意在日内瓦谈判时……秘密准备毁灭性的新试验”，他为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必要性与安全性辩护，并抨击“那些通过规劝或傲戒都说服不了的人”使用恐怖作为一种武器。他公开向苏联人发出呼吁，不要试验这种只会污染空气的五千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在苏联人进行了这种试验后，我们就宣布爆炸试验的消息，就象我国政府宣布其大多数的爆炸一样。一份评论苏联在谈判中的消极立场和详细说明五千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的影响的白皮书，分发给了联合国的所有代表团和其他人士。
7．最后，当苏联的一系列试验在11月2日结束时，总统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他对这份声明比对我以前起草的任何此类声明修改得更为仔细。除了明确指出他们的试验并未结束我们的全面优势以外（“从全面的军事实力来说，美国将不会把这种地位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做交易”，总统认为这样说是不带有挑衅性的最积极的说法），总统发表了有关美国可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第一篇明确的声明。
尽管他对待这个问题处处谨慎、事事克制——这样做，是给全世界也是给本国的军方看的（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人就要求立即恢复各种试验）——但大多数人认为，恢复大气层试验的决定早已斩钉截铁地作出了。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这是总统不得不作出的最严密的决定之一。虽然他认为除了恢复试验之外别无选择，但他至少想让门开着。他并不想仅仅由于苏联人首先这样做了，便一时冲动，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他向五角大楼明确指出，为试验作准备并不等于他准许试验，每次试验的建议都必须得到他本人的批准；除了为提供必要的情报资料所绝对必需做的试验，或者非做试验便无法得到有关资料的以外，其他的试验便一概不要进行。凡是无法使放射性尘埃保持最低限度的试验便不进行；已经提出的试验有几种要加以合并，有几种予以推迟或在地下进行，凡是不必要的则于取消。8月30日前，他曾被告知说，光是地下核试验就能取得多大的进展，而现在同是这些军方和科学界权威人士却告诉他，只有大气层试验才能取得这一效果，他表示怀疑了。他想知道，不管苏联取得何种进展，我们的核优势和武器的发展是否还未达到充足的地步。因为苏联的进展并没有使我们的威慑力量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