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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说，苏联人只签订和约或是把西方权利转交给东德人，由他们废除掉，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否定西方按条约取得的权利就是一种交战行动。赫鲁晓夫回答说，可以达成一项保全面子的临时协议来度过今后六个月，可是苏联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在签订和约结束战争状态后，西方继续留驻在东德领土上就是非法的、羞辱性的，是对东德边界的侵犯——而这些边界将得到保卫。我们要用武力来对付武力。美国应为此作好准备，苏联也将同样作好准备。如果美国希望战争，那是它的问题。苏联除了接受挑战外，别无他法。战争的灾难是共同分担的。在12月份签订和约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除非有一个六个月的临时协议）。
总统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一个严寒的冬季。”可是，当时却是个更为炎热的夏季。会谈结束后交给总统的一份苏联官方的备忘录，以比较正式的、不太好战的语言重申了同样的论据和建议，可是它把期限问题弄得混乱起来。备忘录只提到两个德国可以讨论分歧的时间为六个月，却不提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年底”的限期。可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他就维也纳会晤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再次强调他打算在“今年”使西柏林“摆脱占领制度……”的意图。东德首脑乌布利希宣布，和约很快就使他能够关闭西柏林难民中心、广播电台以及股拍尔霍夫飞机场。铁幕的两边都普遍地预言，赫鲁晓夫要在10月份共产党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一次对德和会。这样留给肯尼迪和西方就没有多少时间了。
总统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是：维持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是美国不惜任何代价（包括冒核战争的危险在内）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据某些人报道，总统由于担心他也许会使本国陷于半毁灭状态而深为烦恼。事实上，他镇静地确信，为西柏林的自由而采取坚定的立场，归根到底会减少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而在西柏林问题上屈服只会削弱未来我们防务的可靠性。7月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起一篇这样的报道：苏联大使在离开华盛顿去就任新的职务时曾嘲笑说，“到危急关头，美国不会为柏林而战斗的。”肯尼迪只是干巴巴地回答：“我们打算履行我们的义务。”
他的第二个重要决定是对这次行动负起了全部责任。有几个月，他一直埋头研究这个问题。他研究和修订应急的军事计划、常规力量的集结、外交和宣传活动的开展、预算的变动以及经济战的计划。他考虑到每一行动可能对柏林的士气、盟国的团结、苏联的不妥协以及他自己的立法和对外援助计划的影响。他同盟国领导人、葛罗米柯以及德国人谈话，随时关心着所有的电报，阅读了所有会议记录的副本。他抱怨国务院的工作进度（但收效不大），抱怨盟国传阅文件时把机密泄漏出去，抱怨缺乏新的外交建议。
最使他失望的经历——同时这种经历使他看到了在国务院内部必须有效率更高的管理，以及寻求盟国立场一致的困难和进展的迟缓——是他要给苏联备忘录一个迅速的明确的答复，这一复文应是他就职以来西方关于西柏林立场的第一个正式官方声明。他等待国务院的复文稿本。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对苏联同时递送来的关于核试验的备忘录也答复了，可是美国官方对西柏林问题仍然保持沉默。最后，过了一个月，总统要求将最近提出的复文稿本拿来，以便于美国独立纪念日在海恩尼斯港度周末假期时审阅。使他感到惊愕的是，他看到的不是所有美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都可以理解的、条理清楚、简明扼要的答复，而是将一些陈词滥调和消极词句汇集在一起，其中没有一点新东西。整个文件本来只要花现有稿本四分之一的时间和十分之一的篇幅就可以写出来了。他要我在当天下午提出一个比较简短的文本。后来他才知道，如果不在盟国之间以及各部之间再次传阅通过，这一改写的文章就不能代替正式照会。可是，不管怎样，他还是用它作为总统对于正式文本的一个“说明”。甚至到那时候，正式照会还是要到7月18日才能准备好，这样两星期又过去了。
到了7月18日，就美国所应作出的全面答复，他已考虑好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决定。赫鲁晓夫在维也纳曾一再强调，如果为柏林问题采取军事行动，那必然是美国发动的。他显然不相信肯尼迪会为了高速公路的交通管制问题发动一场核战争。因为完全被东德领土所包围的西柏林特别容易为共产党军队所攻占或困死。在和约签订后，如果西方通道为东德的一个警卫班、一个中队、一个营或更多的部队所封锁，多年来过分依赖大规模核报复的西方，就不能以其非核力量对抗共产党部队。那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要么打一场核战争，要么就根本不采取什么行动——正如总统所指出的，“不是大规模破坏，就是忍受耻辱”。
肯尼迪从维也纳回国后，立即专心地研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联合参谋部所制订的柏林军事应急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如果发生封锁通道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将进行一系列军事“试探”。可是由于西方没有在地面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打算和能力，这些小规模试探不足以表明一种认真的意图，而且必然迅速受到苏联人的，甚至东德人单独的遏制。随后这些计划就提出需要使用核武器。总统说，总之，“我们从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立即进入相互使用核武器的行动，这当然就意味着……我们也在毁灭本国。”这样，每一方都没有什么时间或机会可以犹豫一下，进行商谈，重新考虑或者判断对方的意图。一份柏林计划的文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挪掉使全球毁灭的核弹的火线，至少我们可以把火线拉长一点。
肯尼迪把当时制定的战略看成是一种软弱的、危险的主张。双方在该地区能够迅速部署的地面部队是那么的不平衡，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促使他逐步地切断去西柏林的通道，使我们无法用核打击来报复。他说：“如果赫鲁晓夫先生相信我们只有原子弹，他就会以为我们……不大可能会使用它。”
因此总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采取了在中欧迅速集结战斗部队的办法——使集结起的部队大到足以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切身利益已深深地卷了进去，以致我们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防止这些部队被击败或者被俘虏。这就需要调集大量兵力足以使东德警卫队不能单独地轻易夺取这一城市以免削弱我们的谈判力量——并且要使兵力大到足以在选择核战争还是退却之前不是有一个小时而是有一个月的真正的“踌躇时间”，还要有足够时间调动后备部队，显示我们的决心，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并在使用“最后的”武器之前，双方的最高一级能够先联系一下。
肯尼迪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功使赫鲁晓夫不逐步封锁西柏林。此外，这样承担的义务也会支撑西方的意志，即暗示美国人将呆在那里。他争辩说，如果赫鲁晓夫指望盟国在核威胁面前不团结和胆怯，那末其他西方各国也增加地面部队（它们并不都听得进他这一意见），就可以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的可靠性有所增长。
下一章里我们将讨论这种集结的确切性质和人数。除了军队和文职人员之间在作出任何重要的军事反应之前，就是否应先采取经济和政治行动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以及空军人员对由他们担任非核性任务有些怨言外，在1961年夏天，政府内部对这一做法的必要性很少有不一致的看法。至于对还要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那僵硬到危险地步的军事应急计划，使用储备物资和进行空运准备工作以加强西柏林的战备，以及在通道被切断的情况下对东德实施经济制裁等问题，在内部也是意见一致的。可是政府内部也有尖锐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有关的问题上：（1）总统是否要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2）在军事集结的同时，是否需要立即建议举行谈判。迪安·艾奇逊在最后的报告中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而对第二个问题则作了否定的答复。他的看法最初在国防部和国务院占优势。
艾奇逊争辩说，只要赫鲁晓夫相信美国是相当认真的要为柏林而进行一场核战争，他就会被吓住———而现在他不相信这一点。常规力量的集结，虽然似非而可能是地会造成那种印象，但我们不能冒风险去使赫鲁晓夫只相信我们限于打常规战争。宣布全国处干紧急状态能便总统召集一百万预备役部队，处长服役期限，把妇孺等从欧洲撤退回国，并使我们的盟国、我们的公民，尤其是使赫鲁晓夫先生对我们看待这种局势的认真态度获得深刻的印象。兰尼兹尔将军还说，单靠增加征兵，我们不可能在年底以前就拥有足够的训练好的人员。
肯尼迪说，可是在猪湾事件后，为了在盟国之间重新树立他的领导威信，他经不起作出过分的反应。全国紧急状态的宣布是向全国发出警报和承担义务的最后武器。他理解到这种宣布是不能经常搞的，或者轻易解除的。在不低估柏林威胁的严重性的情况下，也许最好等苏联真的签订和约或对通道采取行动时再说。他说，赫鲁晓夫能够在柏林和其他六、七处地方放松压力或施加压力，这就需要美国准备作出长期的全球性的努力，而不是为了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高峰”的事态——如他所说的——经常制订“应急计划”。为宣布全国紧急状态而设想扩大新预算和税收，将危及长期需要的对外援助、空间研究工作和国内各项措施。
此外，他喜欢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来电中的意见：不使我们盟国感到惊慌失措的那些实质性的、但却是静悄悄的行动，更可能影响苏联的意向。其他苏联专家也劝告说，更能对苏联人施加影响的不是戏剧性的姿态，而是我们的备战工作中的长期性的军事集结。这是和肯尼迪本人的哲学相一致的：如果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就不怕调子放得低一些，因为这种决心是名符其实的，而那些大喊大叫的人是很少能吓倒别人的。他的情报顾问们补充说，在早期阶段就大吹大擂，将迫使苏联人用强硬的公开姿态和自己的军事措施来回答，并使他们的谈判立场更为僵硬。
总统逐步地说服麦克纳马拉、腊斯克以及其他人同意他的看法。国防部长同意通过一项迅速而不十分显眼的国会决议案，可以更为逐步而有秩序地集结起军事力量来。7月19日星期三下午三点钟，总统在官邸二楼起居室同我们一小批人会晤，对他的计划作最后润饰。经过六个星期深入细致的会议，总统以坚定、明确的语调阐述了每一项决定。要求追加的军事预算总共是三十二亿，而不是四十三亿。要求国会给予准备动员预备役的权限，而不是立即进行动员。动员征兵数将增至原来的三倍以上，西柏林应作好准备，盟国对经济制裁应取得一致的意见，并将要求增加临时税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一决定后来被撤销了），以及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总统和这些顾问随后于下午四时在内阁会议室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同更多的人一起会商。对刚才达成的一些决定就“落实下来”，写进正式记录。艾奇逊挖苦地质问对他建议所作的修改，而使总统感到高兴的是——他就喜欢口头上的交锋——那位只在前一天才最后转向支持这些改变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用同样的激情为这些改变作了辩护。
同艾奇逊文件以及总统顾问中最初占优势的观点相反，总统还是决定西方应当在谈判问题上“向前看”。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克里姆林宫的专家又起了作用。他们建议说，能够对苏联人施加影响的是我们在谈判立场上的坚定而不是采取拒绝一切谈判的做法。艾奇逊劝告说，赫鲁晓夫不会接受什么合理的东西，而会把所有建议看成是软弱的表现。总统回答说，对于苏联倡议的和会，我们不能失去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后来说：“我们不想让宣传的讲台和讨论的方式听任别人来挑选和垄断。”如果只有苏联人提出“和平的”解决方案，他对世界规模的宣传运动——关于西柏林“自决”和两个德国的对比——所抱的希望必然会化为泡影。他不想诱使西方相信，谈判桌上的会晤会缩小整个危险。但是他希望说服赫鲁晓夫，在尚在积极探索可供选择的办法之时，推迟签订和约。
然而，在向赫鲁晓夫提出达成协议的任何新意见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