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罗人材
在离肯尼迪就职前仅仅七十二天时,他着手拟定了一份全新的政府人选名单。美国政治没有规定在野党应组成“影子内阁”,并且肯尼迪的工作人员和顾问们也不等于影子内阁。他在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并没有对民主党的任何领导人承担义务。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动员了一个竞选班子,筹集了一笔竞选经费,也没有答应以任何职位作为报酬。在他自己心里,他甚至也没有对任命职务的事作过任何盘算。竞选期间,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记者们和史蒂文森的支持者们想说服他透露出国务卿人选的种种努力。他说,那样做是不适当的、是冒昧放肆的,而且回想到杜威在1948年所作的相反的决定,这更是不必要的对命运的挑战。他感到(尼克松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过早地宣布人选只会把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的问题搅混。与此相反,他把全部时间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赢得这场选举上。新闻界能够而且确实对肯尼迪可能组成的内阁进行了推测,但是他们从这位候选人那里既未得到任何帮助也未得到任何暗示。
因此,当1960—1961年大规模搜罗人材的工作于11月10日开始时,他的选择并不受到任何明确的政治义务或竞选诺言的限制。在此后的五星期里选定了来组成肯尼迪正式内阁的十名部长,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反映出肯尼迪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限制。
1.肯尼迪内阁里没有一个阁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自己的追随者。1913年,威尔逊觉得有必要邀请布赖恩①入阁;1933年,罗斯福则任用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著名的南方众议员科德尔·赫尔。可是肯尼迪却感到可以不受约束地绕过史蒂文森、鲍尔斯和其他一些全国知名的人物,而挑选不太知名的迪安·腊斯克当国务卿。一个甚至更不知名的人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被提名担任另一个高级职务——国防部长,而不是总统的竞选对手斯图尔特·赛明顿,或是行将退休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亨利·杰克逊。肯尼迪在当选总统整整一个月后才第一次会晤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恰巧是在12月8日同一天分别进行的。其他的高级职务也同样作了任命。史蒂文森被提名担任他最合适的职务——驻联合国大使,具有阁员的身份。
①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译者
2.肯尼迪内阁只有一个阁员曾经为1960年的竞选捐过一千元或更多的钱:道格拉斯·狄龙同他的妻子一起,捐了两万六千多元。不过狄龙夫妇的捐款是给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而不是给肯尼迪的。
3.肯尼迪内阁里没有安插他需要安抚的某一反对集团中持不同政见的代言人——例如艾森豪威尔内阁里的劳工领袖德尔金和林肯内阁里所有各派的领袖。肯尼迪内阁也没有包含任何象亨利·华莱士-哈罗德·伊克斯之流的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者。肯尼迪内阁的成员具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并向他提供各种独立的判断,而他们都一致愿为他以及为广泛的公众利益献身。所有的人,包括那两个共和党人,都是以一种跟他们的首脑相一致的哲学思想承担其任务。他的农业部长并不是由任何农业组织推荐的,也从没有提出过任何农业立法。他的劳工部长尽管作为一名律师,曾经同劳工运动有过长期的合作关系,但是有组织的劳工领袖们并不认为他是他们的自己人之一,他的名字也没有被列入他们提出的可以接受的劳工部长人选的名单。
肯尼迪认识到,他在种族隔离主义者,反天主教的人们和农场主中没有得到什么选票,但他并没有因此就任命他们中的任何人入阁,就象他不愿仅仅为了装点门面而任命任何一个妇女或黑人为阁员那样。他曾问过我有关亨利·福勒的背景,因为他想任命他做财政部副部长,我说,我相信福勒在弗吉尼亚州曾反对过财政委员会主席哈里·伯德的强有力的政治机构。当选总统说:“这就他说来是一个有利条件,不是一个不利条件。”这就是肯尼迪不愿意投人所好的一个事例。
虽然很明显,如果他的内阁阁员都是天主教徒,那他将会感到关切,但是他在选择阁员时并没有考虑到宗教问题。我提出来的三个白宫助理-迈克·弗尔德曼、李·怀特和迪克·古德温,祖先都是犹太人。当我感到必须使他注意到这个事实时,他干巴巴地回答说:“那有什么?人家还告诉我这是第一个包括有两个犹太人的内阁呢。我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能否称职。”
4.肯尼迪内阁只有一个罗斯福-杜鲁门时代的官员——迪安·腊斯克。他曾做过副国务卿帮办。同时,在肯尼迪的内阁里通过选举而担任公职的人,任职期没有一个比他长久的。在内阁一级,特别是在助理阁员一级上,有许多人对公共事务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新进的人代替了那些老的、熟悉的脸孔。肯尼迪的内阁是二十世纪最年轻的内阁。卢瑟·霍奇斯①是唯一出生在1900年以前的阁员。肯尼迪并没有致力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取得平衡。相反地,在很早时期,当我谈到保罗·塞缪尔森曾经提议让罗伯特·鲁萨做财政部长,并且提醒肯尼迪,鲁萨只有四十三岁时,肯尼迪回答说:“一个四十三岁的财政部长……嘿——可能跟四十一岁的国务卿麦克·邦迪②是个好搭档。”
①卢瑟·霍奇斯是肯尼迪政府的商务部长。——译者
②即麦乔治·邦迪,肯尼迪总统任内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译者
5.就民主党的历届总统来看,肯尼迪内阁在非党派政治和两党政治方面的特别风格是不同寻常的。它里面只有四个曾谋求担任公职的人(里比科夫、尤德尔、弗里曼①、霍奇斯),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并且内阁里只有四个是“威斯康星州预选前支持肯尼迪俱乐部”的成员(鲍勃·肯尼迪、里比科夫、尤德尔和戈德堡②)。这四个人是由弗里曼和霍奇斯拉进竞选运动里来的,不过肯尼迪跟腊斯克(他曾经支持提名史蒂文森当总统候选人)或共和党人麦克纳马拉并没有政治关系,甚至也没有私人交情,而且肯尼迪还知道狄龙支持过尼克松。五角大楼里一个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留用人员、研究处处长赫伯特·约克向我指出了一个奇异的事实:在新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中,他是最早支持肯尼迪的人,当所有别人都拥护洛克菲勒、赛明顿、约翰逊或史蒂文森的时候,他就支持约翰·F·肯尼迪了。跟传统决裂的另一个事例是,邮政总局局长一职并没有派给一个支持肯尼迪的政客或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是给了一个熟练的行政官员——J·爱德华·戴,他是史蒂文森的支持者,约翰·F·肯尼迪以前只偶尔见过他一面。
①里比科夫、戈德尔、弗里曼分别担任肯尼迪政府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内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译者
②戈德堡是肯尼迪政府的劳工部长。——译者
有一种传说认为,任用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狄龙,是跟肯尼迪作出的对所有艾克的人“来个大清除”的保证相矛盾的。实际上,肯尼迪在竞选中宣布的录用人材的唯一明确的标准是:“要有高超的工作能力”。肯尼迪也简略地提到他不喜欢的事。他不愿要他的内阁阁员完全来自社会的一个阶层,例如企业界。而且凡是个愿“作出保证长时间稳定在工作岗位上以学习其必须学习的东西”的人,他全不想要。
要求阁员们在经济方面作出的牺牲也是相当大的。甚至根据州和地方政府的标准来看,联邦行政官员领取的薪金也是低得惊人的。密苏里州拉杜的督学拿的薪金比国防部长还要多(前一年,麦克纳马拉在福特汽车公司的收入是四十一万美元)。伊利诺斯州库克郡的首席遗嘱查验法官的薪金比国务卿还高。单单洛杉矾市就有二十八个官职的薪俸比任何内阁官职的待遇都高。
肯尼迪需要的是一个人材内阁。他在搜罗最优秀的人材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压力。他过去所接触的人士和朋友大多数是属于政界和新闻界这两个领域里的。他们多数是东部人。许多最优秀的国会议员宁愿当议员,不愿进入行政部门,他们认为议员的位置既稳定又有资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呆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倒可以对我们更有帮助。在诸如劳工、农业这些特殊领域里,每个私人的压力集团都提出了同一领域内其他集团所不能接受的人选,当选总统发现要想悄悄地查核一下一个人的能力及其思想而不致引起他的种种期望,不致惹恼他的民主党参议员,或招致某些党派的反对,那是很难做到的。那些传说已被考虑到的人选的消息——有些是肯尼迪从来都没有听到过或考虑过的——不断地走漏出去,传给了新闻界,新闻界于是很快便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人选是肯尼迪方面故意放出的“试探气球”。甚至一些人品问题也暴露出来了。例如,肯尼迪对于史蒂文森迟迟不就驻联合国大使一职表态,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公开宣布,提出这个职务为的是要使他更难拒绝。
还有时间因素造成的种种压力。克利福德和诺伊施塔特都催促他似乎立即应任命一个预算局长。新闻界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在12月1日宣布了他的内阁的最后一项任命,而肯尼迪却在这天宣布了他的内阁的第一个人选(里比科夫)。甚至在12月17日他的内阁全部组成之后(最后一名是戴),还有大约六十个制定政策的其他重要职位和几百个重要的职位尚待填补。同时,他决定,在挑选“次一级阁员”方面不授权内阁全权办理。
安排新政府人选的过程既是漫长的、审慎的,又是艰苦的。一天夜晚,当我们在棕榈滩厌烦地审查着人选名单时,当选总统微带嘲弄的口吻说:“我原来希望这会是很有趣的一部分工作,但是这些对人选的决定竟然关系到我们大家的成败哩。”他既不缺乏顾问,也不缺乏助手。在一个新当选的政党从未进行过的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作中,拉里·奥布赖恩和萨奇·施赖弗的工作做得很干练,他们细致地审查了数以千计的为获得高级和低级职位而提出申请和受到推荐的人的资格。在邓根、沃福德、多纳休和亚当·亚莫林斯基的帮助下,他们不仅获得了一些名单,而且物色了一些新人。他们掌握的大量评价候选人的档案卡,并不象某些新闻报道所说的那样有系统,但是比它们所说的更切合实际。
在这方面的活动中,鲍勃·肯尼迪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每一个内阁成员一经被任命,在挑选他的属员方面就享有重要的发言权。在特殊领域内具有种种背景的肯尼迪的顾问们——特别是保罗·塞缪尔森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杰罗姆·威斯纳在科学和防务方面,切斯特·鲍尔斯在外交事务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名单。我们这些不直接负责人事工作的人,也仍然从竞选工作人员、捐款人、朋友和大学老同学那里(其中有许多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人)接到了纷至沓来的电话和信件。参议院的许多成员和肯尼迪家族的一些成员,也向他提供了许多意见。克利福德和诺伊施塔特偶尔也对他们备忘录里提及的职务举出适当的人选。他也跟一些别的名高望重的人士进行过磋商,其中包括当选副总统、达格·哈马舍尔德①、迪安·艾奇逊、沃尔特·李普曼、约翰·麦克洛伊②,尤其是罗伯特·洛维特③(肯尼迪曾徒劳地想把最后两人拉进他的内阁,麦克洛伊倒是接受了裁军事务方面的一个临时性的职务,并且干得极为出色)。
①达格·哈马舍尔德,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译者
②约翰·J·麦克洛伊(1895——),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福特基金会主席、肯尼迪总统的裁军顾问等职,还长期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主席。——译者
③罗伯特·A·洛维特(1895——),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国防部长、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等。——译者
但是就最高一级的三十至五十个职位而言,大部分工作和所有的最后决定都归肯尼迪负责。他亲自会见了几十个人,研究了另一些人的著作和资历,并同全国各地通电话去核对情况。他总问道:“你知道点这个人的情况吧?”“你对他熟悉到什么地步?——他是不是就好说上许多空话?”他在衡量人材方面具有一种非常出众的本能。他还很幸运地具有个人的魅力和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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