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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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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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7月4日,笔者写成了一篇长论文《〈 红楼梦 〉·悲剧观·国民性 》,这是准备提交将于11月23日至28日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后来改题为《〈 红楼梦 〉的两种悲剧观 》收入1992年版的《〈 石头记 〉探佚 》。论文本来已打印提交会议,但周先生回京后来信说从南京寄回北京的邮包出了问题,故又重寄了一份打印本去。周先生读了论文后于1984年2月4日回了一封信。在周先生给笔者的一百多封信中,这封信颇有代表性,全璧录次:    
    今早接来札(并打印本),今下午适复奉到奠中先生朵云(过去对书信的雅称——引者),因而终日欣喜。——欣喜之中又有感慨叹息。大约这就叫“病态”吧?    
    我今日原是到一处饭店开《红楼》学刊之编委会,因身体未全复,发完了言也不愿去享大餐,就告辞回“府”了。加上下午会客人费精神……但还不顾疲乏地、艰难地阅读了你的论文。这是傻事,也是痴情。平生不自“爱惜”精力,不知“保养”如此。    
    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原信此处空格是讲礼貌——引者)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俟稍强,或当以诗题之。    
    奠中先生惠札一纸,语不多,词翰极不凡,使我倾倒。一位老教育家,一生精力付与作育人材,这是最大的贡献!又何必“著作等身”始为有其“学术贡献”乎!我向他老表示甚深之敬意。我盼望今年政协会上再与他把臂快谭一切。    
    汉中师院学报之拙文(好像是题作“红楼别境纪真芹”)兄已寓目乎?有何意见?    
    耑此拜启,灯下以点画字,不尽。祝    
    春吉!    
    周汝昌    
    甲子正月    
    84?郾2?郾24夜    
    兄之文字极好,文中只有一句,拙意以为可改。即不要说“将甲与乙进行一下比较”只说“将甲与乙比较一下”。(在第一个“比较”上面和第二个“比较”下面又添写“对比”。——引者)    
    临缄又及    
    笔者之所以说这封信颇有典型意义,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出周先生好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考证派”,而是对理论思维极富兴趣和敏感,深知理论思辨在红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也是解决“根本的问题”的。第二,他对于真正有水平有道德的人非常尊敬,绝不以名位、地域等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绝不拿“京都名学者”、“中央机构大专家”的架子。第三,他对于自己暂时的不足之处毫不掩饰,而是深自反省,见贤思齐。第四,他对于“现有的”红学界中人估其斤两,颇有“知人之明”。第五,他对“曲高和寡”的历史真实有正确的了解和深沉的感慨。第六,他对自己所欣赏的后辈也不是一味地“溢美”“捧杀”,而是不客气地指出其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使是微末之处也不放过。
    很快,周先生又寄来了两首五言律诗。第一首是《 赠归智学兄·题所著新论文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下浣”:    
    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    
    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    
    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    
    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    
    第二首题为《 再赠归智兄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廿六午刻”:    
    无憾平生事,何忧吾不能!    
    鹓林怜鼠腐,野畔服芹欣。    
    大业千钧系,微怀百感承。    
    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    
    笔者于3月1日步原韵和了两首:    
    一    
    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    
    情痴悔九死,气壮驭千军。    
    孟浪宁随俗?孤明自不群。    
    春江潮又起,赤壁拜司勋。    
    二    
    浩气君真养,痴情我亦能。    
    神京飞雨润,陋室沐云馨。    
    微意脂芹系,覃思庄老承。    
    中宵无朗月,萤火自春灯。    
    4月10日笔者又收到周先生于“甲子三月初八夜”写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悲剧那篇文章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想服人,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橱”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还得靠自己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等最多。良可悲也。    
    既懂得理论重要,又强调更重要的还是“好头脑好心灵”的“悟性”;既对读书“浮光掠影”“深悔自愧”,又警惕“书橱”式的死记硬背。应该说,这是贯串周先生一生的治学之心得和经验,“绣取鸳鸯从君看”并不想密藏啬敛而切望“度与人”的“金针”宝典。但这实在是为上智的人说法,不要说下智者麻木迟钝不知所云,就是中智者恐怕也会感到难得其门而入吧?这也就注定了周先生一生都要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学者。    
    周先生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出版后,笔者于1990年阴历除夕写成一篇对这本书的评论文字,题为《 谁解痴中味——周汝昌先生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后发表于1990年第8期《 读书 》,收入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就主要讲了周先生被称为“考证派”实际上是“文化思想派”的历史误会。对这本书的上、中、下三编分别作了评述,指出“性质何属”即“自传说”、“核心何在”即“《 红楼梦 》的思想性”、“整体何似”即“探佚学”,最后归结道:“诗人之心—— 这正是‘痴’最好的注脚。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诗的传统,‘痴’是其中的精义。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周汝昌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不解之缘上。……前面谈到周汝昌的‘性分’就是他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缘分’。”指出周先生说“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周汝昌自己的‘性分’也恰巧具备这几种素质,那种诗人气质,悟性思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浮想联翩’的能力,爬梳考证的才能倒还在其次。这种与曹雪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性分默契才是周汝昌独占的优势,乃天之所钟非人力强为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    
    周先生读了这篇书评后十分激动,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透彻地点明了他从事《 红楼梦 》研究的“本质”和“关键”所在。笔者于1990年2月4日收到周先生于“庚午”写的一封不短的信,摘引前面几段:    
    立春大节之前夕,得手札,知所患转愈,且惠书评,喜甚。    
    前因来函述偏头痛,会此恙甚可畏,不容忽视,曾与姚先生(奠中)言之(他赠来论文集,我复谢也)。既病新痊,且属除夕良宵,乃蒙不惜心力,撰此佳文,喜何待言,转觉不安矣。    
    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矣),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而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洵非凡品——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原信此处空格表示礼貌——引者)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    
    除夕为此,又以快递俾吾先睹,感切感切。    
    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    
    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也。    
    你提出性分、默契、缘分,使我心折,亦深感动。
   这封信中,除表达获“知音”、“知赏”之乐外,仍然是流露周先生治学注重“活”、“悟性”、“文、史、哲会通”的一贯宗旨。欣赏文章篇幅短而内涵深远的概括力,“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的灵活性,能三言五语说到“点子上”的“片言居要”之功夫。    
    信外另附一纸,是一首诗:    
    己巳守岁之宵,而归智为文以弘拙著。既读竟作札,临缄复成五言,时正立春,因写寄焉:    
    文伟怜除夕,诗平愧立春。    
    因君骇时俗,而我待何人!    
    下士常谈道,中华正富民。    
    讵闻财为匮,长叹睿灵贫。    
    庚午立春之刻拜草    
    1999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请周先生选编一本1949年以后的红学文选,作为丛书“中国当代文化书系”之一。开始策划的篇幅很大,周先生艰于目力,乃给笔者来信,要我帮助粗选一下篇目。笔者遵命,即翻检书刊,分门别类,列了一个很长的篇目单子寄去,周先生很高兴,回信说“不致曳白矣”。后来这本书搁置了很长时日,最后将原计划的三大卷选本缩减为四十三万四千字的一册,即2003年3月出版的《 红楼鞭影:中国当代〈 红楼梦 〉研究 》。缩编篇目的取舍也并没有通过周先生,结果笔者自选的两篇也被拿掉。周先生拿到样书后,赶紧来信解释,说明经过,探佚方面的文章就留了赵卫邦、蔡义江和徐恭时的各一篇,徐恭时先生已经过世,没有出过书,就让给徐先生吧。笔者对这些事本来不太在意,就回信说这样也好,可免去选本之“周派”嫌疑也。周先生乃回信说:“弟文遭删,不以为意,反有妙论。是极,是极。真高见也。其实我亦不暇计‘口实’,选得再‘公’,其骂声之奉也不会惠免。我对某界人早已‘哀莫大于心死’。亦一笑!”( 2003年7月19日邮戳 )不过,这册《 红楼鞭影 》前边有周先生写的一篇很长的“导读”,共十七个小标题,其实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对红学的看法,别处还是不多见的。    
    20世纪80、90年代,笔者还属于为“成才”而努力奋斗的阶段。那时对周先生的来信,笔者的回信有些“放不开”,一般都是就事论事,简单答复,除了少数几封,真正敞开心怀的交谈其实不多。所以比起周先生的来信,回信大为逊色。这当然既与笔者的个性有关,也和那时的情境处境有关,是不必为外人道的。周先生赐下的诗篇,我所和作的也不多。进入21世纪,诸多世缘渐了,似乎也有点老境将至、“心态颇改”的味道,好像诗情诗思也“回光返照”,吟咏增多起来。周先生过去的赠诗,乃有“补和”的兴致。如1994年周先生赠有一首五古,笔者于2001年12月补作了一首唱和之作。今将两诗录下:    
    周汝昌1994年诗    
    古人喻知己,拟弦曰知音。    
    岂在誉浮词,一矢破核心。    
    谓我和者寡,孤独之情深。    
    芹传得新评,椽笔肆漓淋。    
    恐惊俗世目,疑谀为市金。    
    良桐有时爨,尾焦幸犹琴。    
    雪芹孰能传,惭汗长在襟。    
    获知一为足,有喧亦有喑。    
    讵关一小我,感慨彻古今。    
    览文书短句,君或发长吟。    
    步周玉言先生1994年惠赐五古原韵:    
    高山听流水,昔人喻知音。    
    师友隔天涯,慧缘在赏心。    
    绰约海棠韵,两赋旨言深。    
    回首五十载,几度风雨淋?    
    牛棚积谗毁,名利能烁金。    
    衷怀坚素志,幽室独抱琴。    
    扶掖后来者,无私敞虚襟。    
    岂谋结宗派,殷忧万马喑。    
    火传薪尽处,扬古亦酌今。    
    采芹二三子,时发龙凤吟。    
    笔者赋赠周先生的诗,除传记中已引录者外,还有两三首周先生特别欣赏。笔者为《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撰书评,2000年6月6日《中国文化报》予以发表,周先生寄来一诗:    
    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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