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文字，病在“太规范化”，一点儿也不能“自主”自己的句法，使之活便、自然些。此非你之过，“教育方法”所致也。另一病是句法弱，如用“……是……的”之句式太多。如此又死板又无味，像“文件”了。宜避之——变换之。（丙子四月初二夜书——按即1996年某日）
为这本书（指《 红楼家世 》——引者）写评，本是个难题，原不该“强加于人”，此文实难写。但（空格表敬——引者 ）大作还是很好，我已告知出版社程先生。……今日又接挂号函，提到在报端读及刘心武作家的“有感”，各人风格不同，“切入”角度亦异，无须“硬比”。刘先生文是笔活为主，不作“正面”“具体”摆叙，注入感情——此为文之善法，亦避难之诀也。（癸未三月十一，2003年4月16日邮戳。）
第三，从这些信也能看出周汝昌在某些争论问题中所持态度的“分寸”，以及学术争论中的复杂情况。如同一封“腊廿五夕”信中，就对“新丰润说”中刘润为对丰润曹家墓碑的“过度阐释”不以为然：“所询曹渊事，实见一月8日（ “一月8日”是原稿写法——引者 ）之文先报。丰润王家惠君先撰文考之（ 推测曾过继与曹寅 ），而光明报之刘君见之，遂出此新说，同付文艺报登了。我处所得信件，对刘文评价不高，表疑者多，盖本来是一种‘假设上的假设’，过于臆断了。我看未必能获重视，也难成立。”在1993年7月12日的信中则说：
丰润有进展，但又夹入了杨向奎先生提出“新说”，已公开披露，谓芹乃曹鋡之子。鋡为鼎望之幼子，而曹寅亦称四兄，若是其子，则辈份、年岁（生卒）、旗籍、经历……都将“成为问题”！杨老此说，未见具体论据，极易招来攻击——甚不利于“丰润说”（已是史实，而非仅是“说”了）。事情真是麻烦！你若涉足此“界”稍深，便知“五味俱全”——我已尝此味数十年了！！
这些信，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色。比如大多数信中都提到“极端繁忙”、“感到岁月之骎骎，人在忙中自不觉耳”、“因赶时间，又夜书，病目不能细写，仅供数行”等等，一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积极奋斗的生活状态跃然纸上。
宋健在周汝昌的鼓励下，对许多史迹作调查、访谈、考证，也的确十分努力。他利用邮局工作之便，为周汝昌搜集地方史料，还曾特意寻觅北京东郊通汇（ 惠 ）河两岸的详细地图，二人还互相关问健康，介绍医方等。周汝昌也写有两首赠宋健的七言绝句，内容是有关张家湾“墓石”的，当然是否定的意思，诗后附语“不可示人，否则必引祸招灾矣”，读来让人不禁莞尔。宋健还给笔者寄来两本《 天津文史 》，一本是1992年第1期，内刊有周汝昌《 宝坻与曹雪芹家 》；另一本是1997年第8期，刊有周汝昌《 水西庄史片 》和《 水西庄查家与曹雪芹 》。三篇都是小文章，是掌故与探索性质的。
1982年冬，宋健在旧书店中发现了一篇不知谁填的词作手稿，是贺周汝昌1980年6月去美国参加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 南乡子 》：
红泪叠楼台，海上三山幻影开，今日寻春真个到，蓬莱。（《 红楼梦 》贾宝玉诗：“寻春问腊到蓬莱。”）含笑九泉脂砚斋。（“余二人亦当含笑九泉矣！”见《 脂评 》。）罗刹合低眉，（张船山诗：“生逢罗刹早低眉。”罗刹指高鹗。）细勘程书四十回。（此次赴美，系探讨程、高续书目的。）从此五洲醒梦魇，（俞平伯谓：“《 红楼梦 》为古今一大梦魇。”）休猜，惊倒周郎笔底雷。（周隽文采风发，人号笔雷。见《 世说补 》。）
宋健后来将此词抄给周汝昌，周汝昌判断说：“寇梦碧先生之作，他人无此手笔”，“其笔极健，且博通文史，不易到也”，并感叹寇梦碧“新近作古人矣”。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对周汝昌钦佩异常的还有一个乔福锦，前已提及，他是河北邢台学院教历史的老师，所以研究《 红楼梦 》侧重于文化史的视角。乔福锦人热情，与周汝昌联系颇勤，通报红学界的动态消息，对又聋又瞎且与“红学界”隔绝对立的周汝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耳目”。乔福锦撰文提出《 红楼梦 》是“反面《 春秋 》”和“《 诗经 》古文”，强调《 红楼梦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成了红学界的一个后起之秀。1997年周汝昌八十大寿之际，乔福锦写了一篇《 文心诗情润中华 》（ 1998年第1期《 红楼 》）的长文祝寿。这篇文章对周汝昌一生的红学研究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回顾和评价，其中有一些话也说得颇为中肯。比如：
尝闻一些“现代学人”言，周汝昌一辈的旧式学者，其功夫、优势仅体现在考证方面，“理论”上则不见有甚“高明”之处，除作者与版本的考据之外，他们的工作于《 红楼梦 》思想艺术研究的进展，意义并不大，比不上掌握了“先进”的“主义”、“话语”的文艺理论家。实际并不然。以“理论家”自居的研究者由于其用以立论的学理依据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找不到根基的“舶来品”，故自视为最高深者反而无大价值。而周先生一辈立足于中华传统的深厚根基之上、有西方文化背景而西方文化又不能从根本上对其完成“征服”的学者，由于真正把握着《 红楼梦 》这一“中国文本”的脉搏，故对于“石兄”——“玉兄”的理解最为深刻，对于芹书的阐悟最为精当。先生没有脱离“知人论世”、“宗经言道”的中国传统去“创造”纯粹的“载之空言”的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治学范围实际上已包涵了作者、版本的考据与蕴于这两者之中的文化精神的探求三个方面。在周先生，思想、精神的探索已融入到作者与版本两个“深切著明”的具体课题之中，考据的最终目的正在于对芹书著作命意、文化内容的体察与解悟。这位在考证方面有极大成就的学者，其对于红学的巨大贡献，亦同时体现在对《 红楼梦 》精神文化血脉的深切把握之中。
先生之诗文学术，未能改变成熟于五六十年代“联共（布）教程”及西洋“文艺理论”模式之中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却给“文革”苦难中度过少年青春岁月、“新时期”之初跨进大学之门的更晚一辈的学子带来无比丰厚的学术文化滋益。1980年秋，我还是大学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为研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开始系统地接触自少年时代即已神往的《 红楼梦 》及相关资料。星期天进城，在书店买到了刚出版不久的周汝昌先生的《 曹雪芹小传 》。归来捧读，立刻被其精辟的考证、精妙的义理和诗一般精美的文笔所吸引。一个生活在中华五千年“古典历史”尽头、饱经世间沧桑的文化巨人——曹雪芹，自此便成为我心头具有文化生命气息的人物，这部书亦成为我书箱中的珍品，时常翻阅，精心守护。……
1987年秋，先生自海外归来，尔后，见面的机会多起来。先生的著作文章、言谈话语常给我以深刻的启示。我自己一些不成熟的习作，如关于“自叙传”的中国史学背景、关于“小荣枯”之结构等文稿，先生在指出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证据的同时，识其根本，多以奖掖鼓励。己巳初秋，我进京买书、查阅资料，一下车便决定先去看望先生。此时的朝内南小街，残存的旧宅区已被“现代化”水泥巨林所包围，四合院人家正处在拆迁前的不安之中。走在槐叶散落的古街上，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一老一少久别重逢，为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那种弥漫于时空中的历史沧桑感仿佛一瞬间凸现出来，从文化到学术，从孔夫子到胡适之，从民国校园到时下风气……一气谈了大半日。离京前，再到先生府上话别，得一幅“墨宝”，是劲秀、清俊的行楷写就的一帧条幅，内容是一首五言诗：
未用期来哲，当前自有人。
问年珍而立，奋志敢求真。
大业红楼梦，弘观华夏文。
高山复流水，良史即奇勋。
己巳新秋用真文韵合体赋赠福锦学人以志相知之谊津沽周汝昌
先生思接往古，心期未来，奖饰之语，吾辈受之有愧。然当时正处于苦闷中的我，却从“大业”、“弘观”句中，又一次读出了先生对自己既定为学方向的肯定，亦更加坚定了走自己学术之路的信心。
在写作本传的过程中，笔者与乔福锦电话联系，乔先生又热情地向笔者建议：如果可能，应在这本传记后面附周先生的详细年谱、《〈 石头记 〉会真 》的撰写始末、龙协涛访谈录三样资料，显示周汝昌其人、其学、其思三大方面。乔先生并且又顺便谈到一件事：《〈 石头记 〉会真 》出版后，出版社多给了周家一套，周先生和周伦苓说关系密切的朋友都自己购买了，你的经济比较困难，这一套就送给你吧。
同样是青年学人，当然也有对周汝昌的治学思想不能完全理解和认同的。原任教于汕头大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又留校的陈维昭（ 1960年生 ），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陈先生学了一些西方的文艺理论，又颇有一点自负的书生气，他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就呼吁“学院派”的学风，有一种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红学界“清场”的抱负。陈先生于1997年11月27日致信当时任教于山西大学的笔者，同时将他的一篇大作《 “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 》寄来，对包括周汝昌的《 红楼梦 》“大对称”结构说在内的“探佚学”提出意见，在肯定某些“合理因素”的前提下作出批评，并要求笔者推荐到《 山西大学学报 》发表。笔者当即响应，为了说服学报编辑，特意请周汝昌也写了一篇回应的短文《 探佚与结构两学科 》，连同笔者写的《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一道，三篇文章于1998年第2期《 山西大学学报 》刊出。周汝昌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对陈维昭的文章评价说：“我看其文甚好，是端人正士论学……当然，我并未被他说服。”这让陈维昭感到很高兴，曾给笔者来信说“端人正士论学”几个字将是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不过，周汝昌的鼓励似乎也更加激发了陈先生的书生气。他后来又在《〈 红楼梦 〉学刊 》发文与笔者继续争论。刊于2004年第4期《 红楼 》的《 周汝昌：新红学的巅峰 》，是他上百万字的《 红学通史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中部分内容的缩略。
陈维昭立论的核心观点是：“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精神是一种科学与反科学相合一的学术观念，周汝昌则把这种‘新红学’精神推向极致。这使他的研究的价值向着正、反两极伸张。实证研究依然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实录观念则必然使实证研究走入死胡同。这就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乃至整个‘新红学派’的令人遗憾之处。”大概陈维昭对自己的一些说法是颇感得意的，如称周汝昌是“独行侠”，说“在红学史上，周汝昌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等，尤其自以为所谓“实证—实录”理论击中了“新红学”和周汝昌的“命门死穴”。但在笔者看来，陈维昭对周汝昌自以为是的“点评”其实仍然有所隔膜，仍然存在本书各章所反复谈到的中华和西方两种文化之感受和思维方式的冲突。
新一代的硕士博士学人，往往在“知人论世”和“体贴”方面力有未逮。比如苗怀明先生① 以淮茗的笔名发表《 周汝昌与胡适一段红楼公案——对红学史上一段学术公案真相的考察 》（ 2005年7月15日《 新京报 》）一文，有一百零八个注解，表面上是相当“深入史料”的，但由于不能真正理解周汝昌和胡适之间的同异，就在貌似客观的行文中得出浮浅的结论。周汝昌对胡适的帮助自始至终都是感激的—— 这一点在前后期的有关书信和文章中都表达得十分清楚，但在学术观点上又存在深刻分歧（ 当然这种分歧在二人的通信中表达得比较含蓄和隐蔽 ），而分歧从根源上可以追溯到二人气质、性格和思想的差异。无论对《 红楼梦 》的评价还是对白话文的功过，或者更深一层，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立场认同，周汝昌都与胡适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能因为胡适帮助过周汝昌，周汝昌就只能永远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而不能申述自己与胡适的思想差异，否则就是往胡适身上“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显然这种评论体现了苗怀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