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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一九五二年，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华西大学的外文系调整到四川大学，同时调整去的还有重庆大学的外文系和贵州大学的外文系等。周老师也到了四川大学。周老师的课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的热烈欢迎，都认为周老师的课远远胜过以往老师的课。但是学生多，教师多，矛盾也就多起来了。周老师仅仅是一个讲师，他的课比许多教授的课更受欢迎。人们心里会怎么想呢？另外一件事更刺激了许多教授。四川大学的广大师生风闻周老师出了《〈 红楼梦 〉新证 》，都要求周老师给大家讲讲《 红楼梦 》。周老师推也推不掉。周老师终于在四川大学的大礼堂给大家讲了《 红楼梦 》。演讲的这一天，可谓盛况空前。大礼堂的座位坐满了人。座位旁的过道上，人们席地而坐，礼堂四周的窗户上，人重着人。在学生们中间，坐着好些白发苍苍的教授。外校的师生及文化界的人士来了不少。整个演讲过程，只听到周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听讲的人好像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当天晚上，我们去祝贺周老师演讲成功，他却突然告诉我们，外文系的领导通知他去哈尔滨学俄文。我们大吃一惊，像火山爆发般议论开来，难道他们不知道你的耳朵有些聋，听力相当差吗？怎么会派一个聋子去学俄文？怎么不派一个年青体壮的人去呢？真是太荒唐，太不讲理了。周老师反而坦然一笑安慰我们说：“北京有好几个单位来信希望我回北京工作。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等。我离开北京几年了，也很想念北京的。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几个学生彼此对看，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老师一家离开成都回北京时，我们已经在外地工作，无法回来为他送行。后来，听说是周老师结识的好朋友解毓葵老师一人为他送行。解老师找了一架板板车，把周老师全家的行李放在上面，一步一步地拉到火车站。就这样，周老师静悄悄地告别了成都。
周汝昌于1954年春末，携家口离开成都，穿越三峡，北返赴京。船从雄伟的夔门峡、秀丽的巫峡、险峻的西门峡依次穿行，古人许多有关三峡气象的诗句、文句浮上脑际心头，虽然已很少听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情境还真有一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对未来朦胧而美好的向往。
北京，首都，国家级出版社，那总是会有许多机会吧？《 红楼梦 》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甚至外国文学翻译，都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宜昌下船后，周汝昌一家转乘火车，直达北京。到了北京站，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打着一面纸制的三角小旗接站，上面写着迎接周汝昌的字样。周汝昌还记得接站的人叫老丁，是一位工友，镶着一颗金牙，很喜相——脸上总是一副笑容，来的车是一辆小吉普，一直送到东城区门楼胡同6号，位置在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四合院，让周家住三间正房。这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居住条件。在向社里正式报到上班之前，顶头上司、古典文学编辑室负责人聂绀弩① 来家中看望，是领导表示关心，看一下住处安顿情况的意思。同来的有编辑舒芜② ，是聂绀弩的副手。
聂绀弩和舒芜在周汝昌家的三间房子里走一走，看一看，并没有落座细谈。看到客厅正北墙上悬挂着一副近代某人书写的对联，内容是“旧有雄文悬北阙，近无老屋在南山”，欧体正楷，书法甚佳，聂绀弩就对周汝昌说：“应该改一改：近有雄文悬北阙，旧无老屋在南山。”这种即景生情的敏捷让周汝昌十分惊奇和佩服，因为其时《〈 红楼梦 〉新证 》刚出版不久，当然可以说“近有雄文”了，而“旧无老屋”则无意中透露组织上已经调查了解过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对他的“老底”了如指掌了。天津咸水沽的老家零落已久，周汝昌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别于1952年阴历十二月初三和1953年阴历四月初八逝世了，此后兄弟分居，大家庭基本已不复存在。而舒芜看了周汝昌的住房，则说：“我如果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早来了！”聂绀弩的古体诗词写得很有特点，过了些日子，他就赠给周汝昌一首开玩笑式的诗：“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 新证 》，谁知历史有曹宣。”
在出版社上班后，周汝昌和舒芜同一间办公室办公，一楼，窗户朝南，两张办公桌，舒芜在东边，周汝昌在西边。隔壁是古典室的另外两位编辑：张友鸾① 和顾学颉② 。舒芜开玩笑说，咱们四个人，这屋里是“不做周方”，那屋里是“东张西顾”。
《 西厢记 》第一本第二折《 中吕宫·粉蝶儿 》曲牌中有张生的唱词：“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周方”本意是周旋方便，舒芜以笔名行世，本姓方，和周汝昌的周凑在一起，正好和这句唱词相合，所以如此调侃。而“东张西顾”字面上可以解释作“东张西望”，又正好切合了张友鸾和顾学颉两人的姓氏。
周汝昌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室工作，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已经标点出版了的《 三国演义 》“恢复”其中的题咏诗。聂绀弩向周汝昌交代说：“我们出版的《 三国 》，将原来的‘后人有诗叹曰’的绝句，都给删掉了。毛主席看了，说这不行，要复原。请你把诗全部恢复，补进去，重新排版。”
这个工作是很简单的，周汝昌很快就做完了。刚来的青年人工作热情很高，周汝昌向聂绀弩汇报工作已经完成后，又问：“是不是把正文再校对一下？”聂绀弩顺口回答说：“那就再校校吧。”周汝昌印象，聂绀弩说话总是很简洁，没有多余的废话。
周汝昌把已经出版过的《 三国演义 》的正文重新校对了一遍，结果校出了大量的问题，予以改正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给聂绀弩。不久，聂绀弩把工作报告送回给周汝昌，很高兴地说：“这个报告受表扬了，你给《 光明日报 》写篇文章，替新版（ 指《 三国演义 》）宣传宣传。”原来是社级领导（ 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的巴人看了报告后，十分满意，给予称赞。周汝昌遵命写了文章，交上去，后来在《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刊出，不过署名是“孙模”，这当然是出版社代拟的笔名。
可能因为周汝昌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出色，工作热情负责，聂绀弩萌生了让周汝昌当古典编辑室小说组组长的念头。聂绀弩找周汝昌谈话，周汝昌感到十分惶恐——自己以前一直在高校工作，出版社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业务不熟，怎么能胜任呢？就向聂绀弩推辞，聂绀弩却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当了组长，很快就要制定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列出准备出版的书籍目录。周汝昌真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就到隔壁去向张友鸾请教。张友鸾是个老报人老编辑，处事老练，对周汝昌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地说：“听领导指示。”称为“领导”，当然是指“组长”的头衔身份了。在张友鸾的主持下，不一会就列出了六个月的“发稿计划”，有《 聊斋志异 》、《 阅微草堂笔记 》……
不过周汝昌这个“小说组组长”，并没有“文件”存档，而是聂绀弩口头任命的，到重新校订《 红楼梦 》的工作时，以组长身份主持排列参加人员名单、计划做法等工作。再往后，周汝昌身体不好，挂病号请假，小说组组长改任了张友鸾，并且下了正式任命文件。所以如果要查文件档案，当然是查不到周汝昌任“小说组组长”这一段历史记录的。
这一个人生小插曲，到了几十年以后的21世纪初，曾引发了一段小风波。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偶然提到了曾在出版社任“小说组组长”的事，当年不在小说组因而不明就里的舒芜，根据“文献档案”写文章质疑事情的真实性。
周汝昌写了《 “小说组长”的记忆力 》，周汝昌的女儿周伦苓则找出当年的一些实证材料撰文说明。周汝昌说：“这原是‘芥豆之微’，原不值得写它一笔，恐怕有人生疑，以为我是说假话——其实，若为了给自己涂金，必然要‘编’个动听的大官衔，怎么会把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古典室’的一部分（ 小说 ）之‘长’拿来显耀于人，岂不令人齿冷以至笑掉了大牙乎？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
这一件小事也让我们想到红学中的许多“考证”，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找出“确凿不疑”的文字和实物证据以作“铁证”，其实是很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铁证”反而恰恰遮蔽了历史真相。一些问题的考证必然要带有一定程度准情酌理的推测成分，正如陈寅恪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中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鉴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但是，每一个读者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要达到像陈寅恪所期望的境界，其实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样，对于各种具体的考证，读者对其结论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争论”就永远存在。比如前边提到“曹宣”的考证，假设《 康熙传 》的稿本在某一次历史动荡中毁灭了，后人看不到，那么不管周汝昌的考证如何具有魅力，在某些读者看来，也不一定可信，曹宣其人的存在与否也就将是一个永远的疑问。何况，还有许多原本就没有任何文字或实物证据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比如周汝昌当“小说组组长”这一件事，如果在当事人生前没有发生质疑和澄清，那就又成了一件“千古疑案”。
在完成了《 三国演义 》的“恢复”题咏诗和校订工作之后，周汝昌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组成了一个新的课题小组，重新校订一部通行本的《 红楼梦 》出版。原来作家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次排印的普及本，其底本采取的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的重排本。作家出版社的排印本由汪静之负责编辑整理，繁体字直排，分段标点。汪静之（ 1902—1996 ）是20世纪20年代的“湖畔诗人”之一，对《 红楼梦 》研究并不内行，这个本子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任俞平伯助手的王珮璋写了一篇《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的文章，对这个本子提出批评，如其中说：“‘新本’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亚东本’虽自称是翻印‘程乙本’，实则改动很多，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至于标点，新本恐怕也大部分都是用亚东的……种种标点不妥的地方我看到有九十一处，其中由于亚东本连累的有七十九处……”
王珮璋把这篇文章寄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编辑组谨慎处理，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