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也很欢迎凌道新，他来了就包饺子吃。在北碚，凌道新给周汝昌引荐了吴宓。1957年凌道新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迫害而死。
周汝昌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这次在北碚与吴宓的“一会之缘”：“那个夜晚，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 新证 》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 —— 果然得了好几首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外给你题一首‘曲子’。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吃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 我自成都带去的 ）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 —— 像印板字一样的方整字体，写下了一首《 世难容 》。《 世难容 》者，谁也不会忘记那是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一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如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有巨大的悲剧性。”（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岁华晴影 》之《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
原来那时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工作不能尽己之所长，他生活特别俭朴，却把钱花在供养各式各样的贫困之人，还经常资助一个贫病无依的女士，因而引出了许多流言蜚语。周汝昌回到四川大学后，向校方建议把吴宓调来川大，但努力没有成功。1954年周汝昌回到北京，吴宓托原配陈夫人给周汝昌代寄来一本《 吴宓诗集 》。周汝昌在文章中评价吴宓说：“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 红楼梦 》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至今仍为某些人歪曲笑骂诽谤——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这种“‘真’人难做”、“世难容”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理解的同情”，有点是周汝昌历尽沧桑后的夫子自道。
在缪钺的题咏之外，顾随也寄来了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所感赋的多篇吟咏之作，有绝句，有律诗，有词曲。在来信中顾随这样说：
……其时（指收到《〈 红楼梦 〉新证 》——引者）手下正压着一点活须于一两天作完，所以拆封之后，仅仅欣赏了一下封面，并不预备读下去。还有一番意思，说来不怕你见怪，就是：我知道这部书是用了语体写的，而我对于玉言之语体还缺乏信心，万一读了几页后，因为词句、风格之故，大动肝火，可怎么好？不意晚夕洗脚上床，枕上随手取过来一看，啊，糟糕（“糟糕”意谓今晚恐怕不能早睡了——引者），放不下手了，实在好，实在好！再说一句不怕见怪的话，简直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顾随的题咏之作，让周汝昌感到最振奋得意的是一阕《 木兰花慢 》词：
石头真宝玉，题大观，岂虚名。甚扑朔迷离，莺娇燕姹，鬟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甍碧瓦映觚稜。金帝包衣家世，魏王诗赋才情。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这阕词的上半截，当然还是从《 红楼梦 》的风流旖旎其实有曹家、李家等真实历史作生活背景这一《〈 红楼梦 〉新证 》考证的主体内容着笔。二者的关系在“将真事隐去，用假语存焉（ 村言 ）”的特殊表现手法下，可谓“扑朔迷离”，但考证家的责任，就是要从“莺娇燕姹，鬟乱钗横”的艺术表象下抉出其背景、原型。
“西城——试寻旧址，尚朱甍碧瓦映觚稜”当然是指小说中的大观园乃以北京的恭王府为“模特儿”这一考证立场了。“金帝包衣家世”是说曹家到辽宁后由明朝官吏而变为八旗贵族的“包衣”奴仆世家，因为清朝的前身是“后金”，故用“金帝”的字眼。“魏王诗赋才情”则是用魏国的陈思王曹植比喻曹雪芹。往上追溯，曹雪芹家可以与曹操父子攀上因缘，而曹植是所谓天下之才一石，子建（ 曹植字子建 ）独得八斗的旷世文学奇才，用来比喻曹雪芹可谓十分恰当。
下半截就是对周汝昌本人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评价了。燕京大学毕业的高足弟子是茫茫“人海”中不世出的“人英”，而“英”的体现就是《 新证 》的“著书成”。这当然是对作者的高度赞誉。但最振聋发聩的是“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三句，可谓这阕词的“诗眼”。
“慧地论文”是指刘勰作《 文心雕龙 》。刘勰是南朝梁代人，字彦和，他精通佛理，最后出家为僧，法名慧地。《 文心雕龙 》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方面体大思精空前绝后的大著作，周汝昌后来誉之为文论之圣，与书圣 ——王羲之的《 兰亭序 》、稗（ 古代把小说家称为稗官 ）圣——曹雪芹的《 红楼梦 》鼎足而三。
“龙门作史”是指司马迁撰《 史记 》。司马迁生于夏阳龙门（ 今陕西省韩城县 ），那里南临黄河，北面五十里是龙门山。
“高密笺经”是指东汉郑玄笺注儒家经典。郑玄字康成，是北海高密（ 今山东省高密县西南 ）人，生平著书六十四种，二百八十二卷，完整保存下来的有《 周礼注 》、《 仪礼注 》、《 礼记注 》和《 毛诗笺 》四种。
顾随用这三位大家三种领域的名著作比方，是赞美《〈 红楼梦 〉新证 》在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就是在史、哲、文或真、善、美三方面皆臻胜境。这的确是独具慧眼的评价。因为大多数人仅仅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在材料的搜集和考证方面的贡献，后来很长时期内，周汝昌作为红学“考证派”的代表，几乎已经成为“众口一辞”的“共识”和“常论”。而究其实，《〈 红楼梦 〉新证 》在考证的外表下，却包含着深邃的思想理论视野和超卓的审美判断，而这正是这本著作的真正目标——彰显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之思想和艺术的高境界。
考据，义理，辞章；史，哲，文；真，善，美；要在这三方面都能兼擅实在是极难的事情，可谓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数人，能在这三方面的某一个方面有所特长和成绩已经就卓然名家了。偏偏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情况特殊，它要求解读的人应该具有三方面的才具、水平，才能够从总体上予以把握和理解，也就是“解其中味”。在漫长的红学发展史上，周汝昌几乎是众多红学研究者中达到了这种要求的唯一的一位。这就难怪顾随接下来要感叹：“分明—— 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酒逢知己千杯少。对于老师如此精到深入的赏评，周汝昌当然是从内心无限感激的。这也不是需要“故作谦虚”的事。他后来坦率地表示：“我想，先生下此三喻，定有其因由，绝非偶然之事。虽然诗词韵语常常是抒情寄意，借喻摛辞，不可全拘于字面，一切‘扣’死，但毕竟先生已经指出了一个事实：《 新证 》兼有三长，而不是像有些人只看到它的‘考证’。盖学术词章，训诂义理，是中华大文化中的综合性精神命脉，缺一不可，而兼擅至难。先生的溢美，一则是对学生的鼓励，二则必亦从中有所感受，方能如此下笔，岂有无端无故之理。因此，窃以为举先生此词，也就足以冠冕群伦，标示品位，不须多事罗列了。”（《〈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
而在当时接到顾随所赠的词作、诗作后不久，周汝昌也给老师回呈了一首诗：
小缀何干著作林，致书毁誉尚关心。
梦真那与痴人说，数契当从大匠寻。
怀抱阴晴花独见，生平啼笑酒重斟。
为容已得南威论，未用无穷待古今。
顾随很快又和答了一首：
已教城市替山林，许子千秋万古心。
青鸟不从云外至，红楼只合梦中寻。
卅年阅世花经眼，十五当罏酒漫斟。
遥想望江楼下路，垂垂一树古犹今。
周汝昌与顾随的通信始终保持，到了成都以后，周汝昌见有四川特产的佳楮朱丝栏竖行对开大稿纸，十分适合毛笔书写，就给顾随买了一些寄去。顾随十分高兴，回信说要用这些纸书写论文。后来顾随果然写成长篇论文不断寄给周汝昌。每收到一篇，周汝昌都如获至宝一般，因为顾随论文所体现的卓然超俗的思想见解，以及那一笔赏心悦目的行草书法，的确让人爱不释手。周汝昌不忍多翻，总是拜读一遍以后就小心地包裹收藏起来。
有一次，周汝昌写信问顾随，何以不见老师谈到《 红楼梦 》呢？没想到，这一问，却又引发了一段别致的襟怀笔墨。顾随寄来了一封很长的“长卷”，这是一个宏伟巨丽的有关《 红楼梦 》的写作计划，就是著名的《 说红答玉言问 》，其中有的已经是完整的章节目次。顾随的欣喜之情溢于纸上，其中有一句说：“不因玉言此一问，糟蹋这一番花团锦簇的文字……！”可惜的是，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最终变成现实。
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批书人脂砚斋是一位女性，就是小说中史湘云的生活原型，而小说八十回后佚稿中的情节是宝玉和湘云历尽沧桑后重逢。这一观点后来曾遭到许多人的批评讥嘲，周汝昌却认为是自己最得意的一项研究成果，真有点“知音者希，真赏殆绝”的味道了。但顾随却给予坚定的支持，在信中说：“脂砚即是枕霞公（ 史湘云别号枕霞旧友——引者 ），铁案如山，更无致疑之余地……”并且高兴地写下“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的诗句，又引了杜甫的诗句：“往来成二老，谈笑亦风流。”在此后的来信中，顾随又鼓励周汝昌：“至盼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雪老穷途落魄，寄居京郊，矮屋纸窗，夜阑人静，酒醒茶余，坐对云老，共伴一灯，横眉伸纸，挥毫疾书，一卷既成，先示爱侣。此时此际，此情此景，非玉言，谁能传之？责无旁贷，是云云矣。”
张伯驹也为《〈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填词祝贺，调寄《 潇湘夜雨 》，当然不同于顾随，也不同于缪钺，而是词人之词：
丝藕萦心，砚冰滴泪，脂红写尽酸辛。可怜儿女此天真。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有庾郎才笔，独为传神。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籍甚，鹰隼出风尘。
《〈 红楼梦 〉新证 》具有史、哲、文“三长”，要全面把握其内涵当然良非易事。但这并不是说，一般读者在这本书面前就只能“盲人摸象”。其实，只要在精神气质方面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比较接近，具有一般性的文史素养，就很容易对《 新证 》的“精神命脉”感到亲切亲和，从而在大的轮廓上产生“理解的同情”，进一步走入其“洞天福地”欣赏流连，各有所获。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普通的《 红楼梦 》爱好者、“红迷”，往往要比有些作红学研究多年的专门“学者”，更为容易地接近了曹雪芹的精神境界，步入《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堂奥。有的人也许一篇论文也没有写过，也不会写，但他却和曹雪芹能够达到某种心灵的沟通；有的人也许已经“著作等身”，号称“著名红学家”，却恐怕连《 红楼梦 》的门也永远无法进入——当然不排除他也做了一些资料等方面的有益工作。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神奇。而这就是红学发展史和“红学界”毫不夸张的真实。
一般的阅读趣味大都未能免俗，希望能有“红颜轶事”出现。《 红楼梦 》里写了那么多杰出的才女、雅女、仕女、靓女，这本红学家的传记，如果完全“缺典”，多少总会有些遗憾吧？在1953年的冬季，成都四川大学的校园内，周汝昌竟偶然邂逅结识了三位对《 红楼梦 》情有独钟并且才貌双全的“女史”。她们还是三姐妹，姓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