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胡适确是仁人君子，对后学态度真诚，热情地予以可能的一切帮助。他不仅借出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又把《 四松堂集 》和戚蓼生序本《 石头记 》也毫不吝惜地借出，并且替周汝昌改削文章，提出忠告，提供藏书信息，介绍孙楷第等专家，甚至在信中说：“那天你要赶车回去，我很明白，你的身体不强健，我一见便知。……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衷情挚语，让人感动。
八、但对周汝昌的学术观点，胡适止于一般性的鼓励，并没有发生很大的震撼。尽管他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巨大差异，以及曹雪芹原本被程高本所淆乱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胡适远没有周汝昌感受深切和认识深刻。
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对胡适和周汝昌通信论学这段时间的“时代政治背景”略作鸟瞰，这样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和周汝昌是什么样的两个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区别。
从胡适给周汝昌写第一封信的1947年底（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七日 ），到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12月周汝昌把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胡宅止，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前后正是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终于使国民党逃往台湾。而胡适和周汝昌所在的北平，则是傅作义统帅的国民党军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围困城内，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占领天津。1月31日，傅作义所部二十五个师约二十五万人离开北平接受解放军改编。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在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胡适作为一个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个人都保持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大学校长，当然参加了不少政治活动。
胡适在给周汝昌的第一封信中所谓“匆匆往南边去了”，是去南京参加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如1947年12月11日胡适在南京向北京大学校友呼吁“捐款建筑北京大学礼堂及博物馆”，12月14日在南京出席“中美教育基金协定”的基金董事会，按照协定，美国二十年内向中国提供教育基金二千万美金，每年拨付一百万。对这笔资金，当时有人认为是“文化侵略”，而胡适认为对中国教育有好处。12月15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召集中美教育基金董事会顾问会议，中午朱家骅招待，晚上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宴请，夜里外交部长王世杰又到胡适寓所说“蒋主席准备请你出任行政院长……”12月16日启程回北平，胡适在这样繁忙的政治性生活中还关心红学的学术考证，也的确显示出其学者本色。
1948年2月3日下午2时，北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邓特因负责《 奔流 》壁报言论激烈，被几个特务绑架而失踪。2月7日，华北学联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示威大会。2月14日深夜，学生代表杨翼升等四人为邓特失踪事件到胡适家。胡适回答学生代表说：“关于同学被捕的事情，我有四个原则交训导处去办，我不会为同学的事去跑衙门。”胡适的四个原则《 纽约时报 》作了报导：学校代为打听逮捕的机关；通知该机关对被捕同学加以优待；罪轻则保释；罪重则请求移交法院办理。
学生代表对胡适说：“胡校长只周旋于权贵，实在损教育家的面子。”胡适回答说：“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从事于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责。不能叫‘非法逮捕’，政府在法定限度内，可以执行某种职权。”学生代表说：“胡校长实有默认政府非法行为之嫌。”胡适回答说：“我不过是只纸老虎，纸老虎是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了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
1948年3月8日，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二处袁维扬寄给胡适一篇剪报文章，题目为《 胡适的胡说 》，作者不知是谁，署名“怀湘”，发表在《 群众 》周刊2卷6期。这篇文章很长，对胡适作猛烈抨击：“一向戴着‘学者’面具的胡适，近来却连这最后的面具也自动撕破了。这是难怪的，因为‘卒子’已经过了河，就不能不更加替主人‘拼命’……等到他当过了驻美大使又当了北大校长，并且参加了伪‘国大’，他被延揽了。称赞伪宪法是‘民主’了……他当了北大校长，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了，会说：‘这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胡适读了这篇文章后心情很不好。而本月北大训导长贺麟要辞职，自费生缴不起饭费，作为校长的胡适简直焦头烂额。
1948年3月24日胡适去南京，参加3月25至27日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二届五次年会，胡适担任“人文”组审查会召集人，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中国文史学院士；另外还出席3月29日至4月30日第一届“行宪国大”。就是在这时，蒋介石玩弄政治手腕，请胡适当总统候选人。
就在胡适于南京开会期间，北大校园已经颇不平静。邓特、孟宪功、李恭贻等同学被非法逮捕事件仍然没有了结，3月29日，数千军警包围北大沙滩和三院西斋，阻止晚上校区的竞选火炬游行。同时，国民党政府当局宣布华北学联是共产党的机构，勒令解散。
北大学生自治会、人权保障委员会给胡适写信说：“您正在兴高采烈开着国民大会，但是请您不要忘记了我们所受的创痛，更不要忘掉您过去所允许的诺言。”
北大教师郑天挺也给胡适去信通报情况：讲助会为争两袋面粉，准备罢教；特务闯入北大撕毁壁报，捣毁社团工作室，学生酝酿罢课。
4月6日，北大教职工罢工罢教，学生罢课支援。4月11日下午二时，大批右翼学生自弓弦胡同向西游行，在沙滩北大门紧闭的门前，唱“国歌”，呼口号，乱喊“打倒共匪老巢的北大”，用携带来的石块向红楼投掷，砸碎四楼的玻璃。后来又闯入东斋，捣毁了吴恩裕教授的住宅。吴恩裕后来也是一位考证派的红学大家。
胡适参加“国大”后，陈之藩给胡适写信，说：“对您入世的精神，愈感钦服，既不想望周作人的新村，也不想望鲁迅的乌托邦。几十年来，先生依然是从地下建造天堂，而且总是那样洋溢着乐观气氛的。”对于北大的学潮，陈之藩说：“政府不能那么胡涂，把学生全看成共产党。”
1948年4月19日，胡适出席“国大”选举大会，蒋介石当选总统。但第二天中华三育研究社的苏醒之给胡适写信，说他们在中山大学500多个学生和中西教授中作了一次选举预测，得到的“投票”结果是：大总统——胡适之370票、蒋中正160票、居正6票。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12月15日下午六时三刻，胡适江冬秀夫妇到北平南苑机场，是傅作义派部队护送，因此时北平市内到机场的道路已经不畅通。飞机起飞不久，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南苑机场。
胡适飞离北平后，留在北大的季羡林想起了李后主的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心想不如改成“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礼炮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攻城的大炮。“礼炮”和“含笑”真富有“春秋笔法”的意蕴。
12月18日胡适在南京回答记者采访说：“我正在思索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但我绝不反对年轻人作政治活动。青年人应该积极参加政治。”
1949年3月22日，胡适到台湾安置家属。4月6日，胡适登上总统轮前往美国，受蒋介石委托去活动美援。
上述关于胡适的行踪活动可参阅复按《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 胡适作品集 》、《 胡适的日记 》 （ 手稿本 ）、《 胡适书信集 》以及《 胡适大传 》等胡适研究著作。
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胡适也并没有完全中断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从事《 水经注 》的考证研究。如1948年1月某日，梁实秋来看胡适，胡适打开书柜，向他展示搜集的研究资料和手稿。梁实秋问胡适：“先生青年时代写《 庐山游记 》，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 水经注 》，是否值得？”胡适回答说：“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5月24日，胡适给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写信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 我还在玩我的《 水经注 》，有时候一天做七八个钟头的自己工作！ ）”
胡适给周汝昌的六封信基本上都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写的（ 其中第一封写于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十二月七日，但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一月十八日才发出 ）。下面将胡适的最后一封回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夜晚 ）录下，也可以看出胡适当日虽身处社稷沧桑颠沛倥偬之际，仍然葆有一份关心学术的兴趣和帮助后学的热诚。
谢谢你的长信。
《 四松堂集 》，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
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 红楼梦 》的掌故。
故宫里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绝对无法借出，只可等将来你每日进去钞读了。
刘铨福是北京有名的藏书家。叶昌炽的《 藏书纪事诗 》有专咏他的诗，其注语可供参考。
你有好弟兄，最可欣羡。你下次写信给你令兄时，请代我致意。
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
这封信是回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写来的长信，信中主要谈《 红楼梦 》的曹雪芹真笔被程高本篡改而导致“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谈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的收藏者刘铨福，并向胡适请求帮助找关系到故宫查阅文献等。胡适第二天就写回信，可以想见当时胡适在多事之秋及时处理来信的积极的生活状态，从容不迫的意度风神。
而周汝昌收到胡适的回信后，也只过了四天就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商借《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并且抄给胡适两首自己写的词，“因为可以代表我对《 红楼 》的看法和认识”。这是周汝昌写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再过一个多月，胡适就永远离开了北平。在这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周汝昌是这样写的：“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天道乍寒诸，祈为道自重。”
可以看出，周汝昌是一个满心满意痴迷于学问而对政治缺乏兴趣也缺乏热情的青年，真有一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劲。他对当时的那些轰动激动的政治活动和游行示威等，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敬而远之，只自己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考索追求。他对胡适充满了敬仰，当然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并和胡适发生冲突的学生完全不同。而这又和前面提到胡适所说“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的人生观有契合之处。虽然胡适并没有与周汝昌交换过这方面的思想，但应该说，两人有限的交往中是会有一份无形的呼吸交通之灵犀心感的。
不过，胡适虽然不失学者本色，实际上却是相当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他已经是“过河卒子”，是历史沧桑巨变中的重要角色。
而周汝昌，则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巨变中的局外人，一个于时局无足轻重也从不想自己有什么“轻重”的普通大学生，一个把绝大部分心魂精神都投注到曹雪芹和《 红楼梦 》研究中的“读书种子”。他已经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