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若干年后,秦震的头发完全白了,由于长期奔波野外,脸晒得黑里透红,童颜鹤发,更加健硕了。他刚刚在长江上游参加一项勘察工作,又赶往长江下游参加一个现场会议,乘轮船经过武汉。
他多年未到武汉,多想再一睹风采呀!可是,还不到武汉,天就黑下来了。谁知,正是武汉的夜晚,使他目不暇顾,心神迷醉。他一直站在轮船甲板上,忽然从极遥远的地方看见一点金光,不知是什么。江风峭劲,波浪涛天,船在不断颠簸起伏,因此那亮点也时隐时现。他依然保持着军人风度,站得稳,挺得直,江风把敞开的风衣吹得向后披拂。那一点金光变成一簇闪光,随着轮船距离愈近,能见度愈大,秦震仿佛一下进入虚幻的、缥缈的神话世界。啊,近了,近了,看清了,看清了。那是长江大桥,千万盏明晃晃的灯光,灿如群星、艳似云霞。这庄严、这瑰丽,使秦震一下想到当年江上大桥爆炸燃烧的情景。今昔对比,看我们把个新世界已经装点得多么美丽了。轮船引吭长鸣穿过桥下,停泊码头,装煤加水。秦震看看手表已经是夜间一时了,这时月明星稀,秋露正浓。秦震颇觉寒意,便缓缓走回舱内,他坐在沙发上,全身感到困乏。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他在武汉这个地方有什么牵挂,一时又想不清,因此挣扎着不想瞌睡。渐渐,他觉得江浪拍船的声音隐约可辨,周围出现了一些模糊的影像。慢慢定睛看时,忽见白洁从大江之上缓缓走来……是的,是她,是白洁。她向前伸展着两臂,她是那样陶醉、那样舒畅,她飘飘而至,恍惚不定……秦震很想拉住她的手,但自己的手怎样也够不着她。忽然之间,白洁又向远处飘然而去了。秦震心中一急,便一惊醒来,朦胧中还在想着:“白洁到哪里去了?白洁到哪里去了?”……只见四周灯影茕然,渺无人迹。他靠在沙发背上,无限惊异,无限惆怅。他站起来,走出舱门,黎明的江风猎猎拂面,原来轮船不知何时已驶离武汉,正在浩荡东去的大江上顺流而下。他走到前甲板上,扶栏而立,向东眺望。但见清冷的晨曦之下,簇拥着墨蓝色的云霞,从中透露出几小片红光,红得透明,红得发亮。然后,这几片红光扩大、溶化、显现,一轮带着火、热、生命、光明的红日,突然飞跃而起,金光闪闪,灿烂夺目。
是的,
白洁在那里,
白洁在那里,
白洁在太阳光里微笑,
白洁在太阳光里微笑,
是的,如果说大自然创造的太阳光华、美丽,那么,人创造的太阳就更加光华、更加美丽了。
附录:病中答问
时间;1991年3月9日午后;
地点:白羽书房;
记者:白羽同志,您的《第二个太阳》荣获本届茅盾文学奖,报社领导和同志们委托我向您表示祝贺!
白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记者:《文艺报》打算辟出专门版面,请这次的获奖作家们提供一组笔谈,您看——
白羽:我正在病中,不能动笔。你看我们是不是换个方式,你问我答?随想随讲,精神压力也小一点。
记者:那么,就请您先谈谈对这次获奖和评奖活动的感想好吗?
白羽:正在病中,很突然地得知了获奖的消息。写《第二个太阳》,是出于我对创建新中国这一人类创举的人们的深沉的爱。我很高兴我的这种感情获得了鼓励。这不是对我个人的奖励,而是对那些为创建新中国付出了生命、抛洒过热血的死者和生者的纪念与安慰,这是我对自己获奖的最主要的心情。我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描写这一题材,它们将会代替我的作品。
开展文学评奖活动,是培养作家、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种方法。中青年作家大都创作力旺盛,是决定着文学的今天与未来的一支重要的创作力量。所以,我认为评奖和获奖的机会,应该更多地提供给他们,要设法鼓励他们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衷心希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能创造高峰,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记者:《第二个太阳》问世以来,评论家们已经发表过文章。现在,可否请您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艺术追求?
白羽:写这部小说,是我一生的愿望;也可以说,是实现我一生的愿望。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大转折点;在共产主义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有三个伟大的日子,那就是:巴黎公社起义、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我们的十月一日,这是一个伟大突变、伟大壮举,从此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为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打开闸门、展开新路。在第一个“十·一”的前夕,我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当时我流出了热泪:新中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用生命筑成的呵!何其芳同志在第一届政协会上找到我,要我为《人民文学》创刊号写稿。我在会议间隙中写了《火光在前》这部中篇。写完之后我并不满足,因为它远没有把创建新中国的深沉内含充分表达出来。我曾想再写两个中篇,连同《火光在前》合并成一个长篇。这中间经过三十多年思考,特别是“文革”的七年禁锢之中,我认识到另外写一个长篇才能完成我的文学创作艺术的使命。
这个题材太大了,所以很难写好。怎样艺术地表现它,而不是仅仅写出创造十月一日的历史过程——这是我写《第二个太阳》的一大难题。丁玲同志得知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之后,两次对我说:长篇小说,还是写20万字到30万字为好。她给我很大启发:她这么讲,难道只是一个字数问题?不,是精炼问题。所以,在构思的时候,我决定把1927年到1949年的革命史浓缩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因为,我认为文学的任务,不是写战争过程,而是写人,是着力描写创造了我们的十月一日的几代人的心灵、命运、悲欢离合。当然,这样的设计,采取“战壕文学”的写法就不够了,而需要上及中央、下到火线,才能适应历史的深度、题材的阔度!这就注定了要写我军的高级将领。可这也正是我多年想做的艺术尝试,想开拓的艺术领域。我经历过多年的革命战争,熟悉众多的革命将领;而他们每个人的身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悲壮的历史!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写《大海》之后,才着手写《第二个太阳》的必然的艺术联系。
我用武汉战役展开笔触,不光是因为我亲身参加了这一战役,更重要的是,每向武汉接近一步,就引起我内心的激动,因为武汉,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期革命先烈的一大屠场,后来创建的苏区也是在它的外围地区。后来,红军正是从这里走向北方,而现在终于胜利地回来了,这时他们心中会有多少感触啊!写出这时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感情,将展现多么丰富、斑斓的艺术空间呵!所以,我把解放武汉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确立为作品的主要人物,并且用他们的身世、他们的悲欢离合,连接和折射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
周总理,虽然只在作品的一首一尾正面出场,但他却如一条红线,贯通全书,关系着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
白洁这个人物,既是作品三个主人公秦震、丁真吾和陈文洪的命运和情感的纽带,她的命运,又是我为作品设置的一种悬念。我把她的牺牲一直保持到“十·一”之后,在欢乐达到高峰时,一下落下来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不仅是为了追求“大喜大悲”的审美效果。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创建新中国的死者和生者的内在深情。——事实上,只有如此,才合乎历史本质,在创造新中国这个光辉的日子里,含有多少悲惨的灵魂的颤抖呀!为了表现人的内心的真实,我通过秦震的妻子丁真吾,宣泄了最大的悲哀、沉痛,因为只有母爱才能完成这一艺术使命。请想一想,难道只是一个丁真吾吗?……不,千家万户,千家万户呀!可是在丁真吾濒临绝望之境时,从战火中抢救活下来的小女孩圆圆一下出现在她面前,丁真吾抱住了她: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抱住一个代表着未来新世界的“小精灵”。
为了把这样沉重的历史沧桑,包罗在30万字篇幅之中,我在《第二个太阳》中必须尝试新的艺术结构、新的艺术创造。当然,我未必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同时,由于力求篇幅短、结构紧凑,有些地方,笔墨不够舒展。因此,如有何可取之处,我只求自己的这一次小小的尝试,能够为同行们写出更辉煌的作品提供前车之鉴。
记者:《第二个太阳》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新时期以来却总显得未臻人意。对此,您能否谈一谈?
白羽:我也听到“五老峰”这一类非议。我不同意这样来概括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就,以及它们对于目前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在军事文学创作方面,确实存在必须突破、必须创新的问题。例如,在艺术上,停留于写事件、写过程,而没有深入历史、深入时代,特别是深入人的灵魂。我认为,军事文学现在还残余着概念比问题,必须突破概念化。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既是艺术哲学的概括,必定也是创作实践的导向。文学诉诸感情,不能打动人,就不成其为文学。所以,革命历史题材,军事战争文学,同样要着重于刻划人,写人的心灵,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悲欢离合。我觉得《战争与和平》是永远值得借鉴的。如果托尔斯泰只写库图佐夫和拿破仑两军对垒,而不将安德列三个家族的命运贯穿其中,那就不能写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那就不能成其为艺术。也许有人会说,《三国演义》不是写三方对垒的过程吗?这也是我们的文学传统呀!我不这样看,不信,你对照一下陈寿的《三国志》,就拿曹操这一个典型人物为例,就能知道《三国演义》有多么大胆的艺术创造、想象和虚构!一切都照实写,那是摹仿而不是艺术。
要看到我们的优势:为创建新中国,我们打下二三十年的仗,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文学创作的丰富的矿藏。从事军事文学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同志,大多有长期的军旅生活经历。生活底子厚,自然能写出好作品来。心中有数,写起军人来,就不会只写他们站在地图前指指点点,如此而已。事实上,他们是最美的灵魂,他们心中有喜有悲,有爱有恨;在战争这个“大舞台”上,只有靠这些人的命运,才写得出“好戏”!总之,革命历史是影响造就我们后代的非常丰富的宝库,现在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写得太少,应该写得更出色、更光彩!
未来的文学之路,主要靠中青年作家开辟。他们也必定能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这一点,我很有信心。我相信,中国能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引导下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必然能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引导下取得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胜利。
记者:最后,可否谈谈您目前的创作情况?
白羽:《第二个太阳》,由于酝酿了多年,所以只用了80多天,就完成了初稿。现在,我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也许不允许我再写一部巨大构思的长篇小说了。从1988年开始,我一直在写一个散文系列《心灵的历程》,用散文的形式记述我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我已写完一百一十多篇。不过,才写到解放战争时期,后面的经历还很多,恐怕还要写百来篇。算下来,总的篇幅要超出《第二个太阳》一倍以上。现在有病,动不得笔,只有待痊愈了继续完成这个散文系列了。这一次获奖,对病中的我,对我进行着的创作,都是一种振奋和鼓励。
(《文艺报》19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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