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说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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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说昆曲-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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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出头走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昆曲禁演,成员风流云散,有的唱样板戏跑龙套去了,有的下放劳动。十年离乱,天旋地转,大部分的成员居然又重聚一堂,登上舞台,把他们的绝活,呈现在观众面前。大班入学时,第一出学的就是《长生殿》的开场戏《定情》,三十多年后,这一批饱历忧患的艺人终于把《长生殿》全本唱完,大唐盛衰从头演起,天宝遗事细细说来。团长华文漪饰杨贵妃,华文漪气度高华,技艺精湛,有“小梅兰芳”之誉。当家小生蔡正仁饰唐明皇,扮相儒雅俊秀,表演洒脱大方,完全是“俞派”风范。两人搭配,丝丝入扣,举手投足,无一处不是戏,把李三郎与杨玉环那一段天长地久的爱情,演得细腻到了十分,其他角色名丑刘异龙(高力士)、名老生计镇华(雷海青)都有精彩表演,而且布景音乐灯光设计在在别出心裁,无一不佳,把中国李唐王朝那种大气派的文化活生生地搬到了舞台上,三个钟头下来,我享受了一次真正的美感经验。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词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经过四百多年,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早已达到化境,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落幕时,我不禁奋身起立,鼓掌喝彩,我想我不单是为那晚的戏鼓掌,我深为感动,经过“文革”这场文化大浩劫之后,中国最精致的艺术居然还能幸存!而“上昆”成员的卓越表演又证明昆曲这种精致文化薪传的可能。昆曲一直为人批评曲高和寡,我看不是的,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气质倒是变得实在太粗糙了,须得昆曲这种精致文化来陶冶教化一番。    
    那晚看了《长生殿》,意犹未尽,隔了两日,我又亲自到上海昆剧团去,向“上昆”几位专家请教,并且提了一些感想。那天下午参加座谈的除了几位主要演员之外,编剧唐葆祥、导演沈斌、编曲顾兆琳等也出席。我们首先谈到编剧,《长生殿》演出本是根据洪  的《长生殿传奇》改编的,洪  撰《长生殿》历时十余载,三易其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一时瑜亮,是清初传奇的一双瑰宝。但洪  本人为了《长生殿》却惹出祸来,康熙二十八年演出此剧,适在佟皇后丧葬期间,犯了禁忌,洪  连个监生也丢掉了。当时有人作诗:“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中国人演戏贾祸倒也不始自今日。明清的传奇,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冗长,洪  的《长生殿》长达五十出,演完据说要三天三夜。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3)

    这次的演出本缩成了八出,定情、禊游、絮阁、密誓、惊变、埋玉、骂贼、雨梦,共三小时,删去了历史背景的枝节而突出明皇贵妃的爱情悲剧,这是聪明的做法。洪  的《长生殿》继承白居易《长恨歌》、白朴《梧桐雨》的传统,对明皇贵妃的爱情持同情态度,基本上是“以儿女之情,寄兴亡之感”的历史剧。演出本“儿女之情”照顾到了,“兴亡之感”似有不足。原因是第七出《骂贼》跳到第八出《雨梦》,中间似乎漏了一环,雷海青骂完安禄山,马上接到唐明皇游月宫,天宝之乱后的历史沧桑没有交代,而原来洪  的《长生殿》中第三十八出《弹词》是折重头戏,由老伶工李龟年口中把天宝盛衰从头唱到尾,词意悲凉慷慨,激楚辛酸,是洪  《长生殿》中的扛鼎之作,与孔尚任《桃花扇》中《余韵》的【哀江南】有异曲同工之妙:“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弹词》大概是得自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的启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杜诗中天宝兴衰写得极沉痛的一首,虽然杜甫写来举重若轻,浑然无迹。杜诗中的“江南”是指潭州(今湖南长沙),而洪  却把李龟年移到了金陵(南京),其中显然有重大寓意。洪  出身没落世家,出世前一年(一六四四)明朝便灭亡了。洪  一生事业不得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父亲差点被充军,亡国之恨,隐隐作痛。金陵是南明首都,太祖陵墓的所在。明孝陵向为明朝遗老视作故国象征,顾亭林每年都去朝拜一次。《弹词》中的亡国之恨,其实也就是洪  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表现得异常深沉,分外感人。我建议把《弹词》一出插到《骂贼》及《雨梦》之间,或者干脆取代《骂贼》,这样既可加深“兴亡之感”,而“天宝盛衰”又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这,当然都只是我作为观众的一点看法,不过“上昆”的几位专家倒热烈讨论起来,大家谈得颇为投契,不觉日已西斜,而我论曲的兴致却有增无已。于是我提议,由我做个小东,大家到饭馆里去,继续煮酒论诗。    
    在上海,到馆子里去吃餐饭是件大事,有名饭馆早就让人家结婚喜宴包走了,有的一年前已经下定,普通的,晚去一步也挤不进去。“上昆”诸人带我到一家叫乔家栅的饭馆去,果然吃了闭门羹,他们提议道:“那么我们去‘越友餐厅’吧。”我一听,不禁怦然心跳,暗想道:“这下好了,请客请到自己家里去了!”天下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坏小说写不通就用巧合来搪塞,而真正的人生再巧的事,也可能发生的。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4)

    我少年时,曾在上海住了三年多,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一共住过三个家。刚到上海,我跟兄姊他们住在虹口多伦路,那时候堂哥表哥统统住在一起,十几二十个小孩子,好不热闹,吃饭要敲锣的。后来因为我生肺病,怕传染,便搬到沪西郊区虹桥路去,一个人住了两年;病愈后,考上了南洋模范小学,才又回到市区来,住在法租界毕勋路(现汾阳路)一百五十号里,在那儿住了半年,最后离开上海。这次重回上海,我去寻找从前旧居,三个家都找到了,连号码都没有改。多伦路变成了海军医院的一部分,作为小儿科病房,因为是军事机构,不能随便参观,需要特别申请,才能入内。从前那些卧房里都是些小病人,满地滚爬,我隔着玻璃窗向他们招手,那些孩子也朝我笑嘻嘻地举手挥摆,十分可爱。房子的外表红砖灰柱倒没有改变,只是两扇铁门却锈得快穿洞了。骑楼下面有一张乒乓球桌,我敢断定一定是四十年前我们打球的那一张,那是一张十分笨重扎实的旧式球桌,虽然破旧不堪,架势还在那里。那时我们人多,经常分两队比赛,轮番上阵,喊杀连天。我们有一个堂哥,年纪最大,球艺不精,每打必输,到今天我们还叫他“惨败”,“惨败”堂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在纽约。上海市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老了旧了四十年,郊区变化却大,虹桥路拓宽了几倍。我经过虹桥旧居,只见一片荒草中竖着一栋残破的旧屋,怎么看怎么不像,后来还是问准了附近的居民才进去的。房子配给了高炮单位,住进去七家人。我从前的卧房住着一家四口,新主是山东人,非常和气,知道旧主来访,异常殷勤。他忙着冲咖啡,又拿糖果出来招待,我们合照了好几张相。他们住在我那间房里,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宝塔松呢?”我问新主。“树根死了,枯掉了。”他说。我记得那棵宝塔松高过二楼,枝条摇曳像一柄巨大的翠盖,一年四季绿森森的,护住屋顶,那么坚实的松柏,居然也会坏死,真是“树犹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饺子,我赶忙婉谢,不愿意麻烦他们,我说我还要赶着去看另外一个家呢。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5)

    从前法租界的贝当路(今衡山路)、福煦路(今金陵路)以及毕勋路这一带都是住宅区,大半是一九三○年代起的,是法国式的洋房,路上法国梧桐两排成阴,颇具欧洲风味。毕勋路底与祁齐路(今岳阳路)交口的那块三角公园中,从前立着一尊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铜像,“文革”期间“红卫兵”把铜像打掉了,据说最近又要恢复。普希金那首浪漫爱情长诗《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我倒喜欢得很,不知道普希金又怎么会惹怒“红卫兵”了。毕勋路一百五十号在中段,是一栋三层楼的法式洋房,房子的形式有点特别,楼底是仓库、厨房,一进大门便有一道大理石螺旋形的楼梯一直蜿蜒伸到三楼去。二楼是大客厅,大厅是椭圆形的,两极是两个厢房小厅,做饭厅用。客厅一面外接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花园里有一个水池,三楼才是卧室,卧室外面也有一个阳台,可以乘凉。我记得夏天晚上房中热气久久不去,我们都到凉台上喝酸梅汤,一直到露水下来,才回房去睡觉。毕勋路这栋房子也曾数易其主,最先是上海画院,客厅那些壁画,颜色犹新,大概经画院的艺术家修缮过。现在属于越剧院,有一面围墙打掉了,新起了一栋研教室。原来的房屋,二楼变成了“越友餐厅”,对外营业,三楼用做办公室。我得到越剧院的允许,去参观了三楼。原来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的办公室竟是我从前那间卧房,小时候我就知道袁雪芬是越剧皇后,我还在报上看过她扮演“祥林嫂”的剧照呢!那时她在上海红遍了半边天。她的办公桌搁在窗下,而从前我的书桌就放在那里,可惜那天她不在,我倒很想会见一下那位越剧名演员。花园里的树木维护得很不错,那些香樟、松柏、冬青、玉兰苍翠如旧,一树桃花,开得分外鲜艳。水池干涸了,只剩下一层绿苔,从前水池边有多尊大理石的雕像,都被“红卫兵”打得精光。毕勋路一百五十号也曾历过劫的,据说连袁雪芬也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拉出去游街示众。最近我看了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文革”那十年,上海大概就是像她写的那样恐怖吧。    
    


第一部分第1章 转调货郎儿(6)

    “上昆”与越剧院有来往的,他们交涉一下,我们在“越友餐厅”的厢房里,得到一桌席位。“越友餐厅”的大司务是“梅龙镇”的退休厨师。“梅龙镇”是从前上海著名的川菜馆,现在还在,连门面都没有改。那晚的菜真还不错,价廉物美,一桌席才两百块人民币,较一些宾馆,好得太多。上海新兴的小厨子比起那些老师傅来,手艺真要差一大截。那晚我跟“上昆”那几位朋友痛饮了几瓶加饭酒,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历史,那份惊奇,我只留给了自己。一餐饭下来,我好像匆匆经历了四十年,脑子里一幕幕像电影一般。我记得有一年新年夜,哥哥姊姊在毕勋路开舞会,请来的客人都是他们中西女中和圣约翰的同学,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洋派兮兮的。有一个叫陶丽琳,是二姊的同学,英文歌唱得极好,那晚她唱了You Belong to My Heart,是支伦巴,男孩女孩跳得花样百出,从前上海学生跳舞是跳得灵光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孩子也来了,还有几个圣约翰的校篮球队员。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男子们都争着去跟她们跳舞,女孩子的一番矜持、一番做作,就好像好莱坞的B级电影一样,而那幕喜剧,就是在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客厅里上演的。当年跳舞的那些男孩女孩如今都已老大,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欧洲,他们个人的命运遭遇,真有天壤之别。这次我回到上海,还碰到一位当年跳舞的女孩子,她是风头最健的一个,谈到四十年前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舞会,她那张历尽风霜的脸上,突然间又焕发出一片青春的光彩来。    
    我跟“上昆”诸友离开毕勋路一百五十号的时候,已是微醺,我突然有股时空错乱的感觉,一时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遽别四十年,重返故土,这条时光隧道是悠长的,而且也无法逆流而上了。难怪人要看戏,只有进到戏中,人才能暂时超脱时与空的束缚。天宝兴亡,三个钟头也就演完了,而给人留下来的感慨,却是无穷无尽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原刊于1987年12月1日《联合文学》第38期    
    收录于《第六只手指》(台北:尔雅出版社)


第二部分第2章 白先勇说昆曲(1)

    每个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日本人有能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剧,德国人有古典音乐,他们对自己民族这种“雅乐”都极端引以为傲。我们中国人的“雅乐”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昆曲。这种曾有四百多年历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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