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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记忆力（认知）与更为积极地利用起来的记忆力不太一样，后者涉及婴儿寻找一个被遮盖起来的物体。如果8个月或者9个月大的婴儿两次从两种类似的覆盖物下找回一种玩具，而且如果研究者然后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覆盖物下面——在婴儿看着的时候——除非允许他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寻找玩具，否则，婴儿会在他原来找到玩具的地方去翻找。他的记忆力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可是，几个月后，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种进步是因为某些大脑线路的成熟所致。大脑前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被损坏的猴子总是学不会在正确的覆盖物下找东西。
到5岁时，儿童毫不费力就可以记住好几千单词，可是，他们在听过一些慢慢地读出来的词后，能够记住的最长的数字也只有四位数这么长。到6岁或者7岁的时候，他们可以记住五位数字，到9－12岁时可以记忆住六位数字。可是，这种能力的增加来自成熟的部分没有来自如何记忆数字的知识这部分多。到上学之前，孩子们还不会“排演”（重复或者复习）信息，也不会使用相关的技巧。一年级小孩子的父母经常会感到奇怪，他们的孩子记不住当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可是，在学校里，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记忆技巧，很快就知道了比如说如何想象自己在学校开始的时候自己在班上的情形，因而就能回忆什么事情在先，什么事情接在后面，哪些是再后来发生的。
自我感、能力感：小孩子对自己的世界的探索，是衡量他不断灵敏的自我感和不断成熟的能力感的尺度。在9个月大的时候，孩子们还会用嘴咬物件，或者把东西砸得砰砰响，或者毫无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地转动物件，可是，到第一年的末尾时，他们开始探索这些物体的实际用途：他们试着从一个玩具杯里喝水，对着玩具电话“说话”等等。他们对探索新地界产生了兴趣，有时候也喜欢爬到母亲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见到旋钮就拧，抓到转盘就拨；他们打开衣柜和壁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出来。这些活动显示了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叫做“能力保持”的东西。探索行为与行为主义的理论相反，它不是受奖励行为的后果，而是自发和自我启动的；人类婴儿和孩子有一种调查其自身对物件发生作用、干涉事件的发展和扩大视野的能力的需要。
另一项能力感成长的显示是，接近两岁的孩子在成功地建起了一座塔，把最后一片积木插到了正确的位置，或者给玩具娃娃穿好了最后一件衣服时会微笑，哪怕没有人在场他们也微笑。同时，孩子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失败及其意义。杰罗姆·凯根及其同事注意到，在15个月和24个月大的孩子中，如果成人展示了某种高级的游戏，然后告诉他们该他们玩的时候会显示出一种焦虑。这种游戏可能是让玩具娃娃在锅里做菜，然后让两个娃娃吃饭，或者让三只动物散步，然后藏在一块布下躲雨。面对这样一种遵守相对较复杂的游戏规则的挑战，孩子会感到一阵烦燥，会哭，或者抱在母亲身上。凯根解释说，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孩子对不能记忆或者不能当着成人的面完成游戏的害怕，因为如果没有旁观者在身旁的话，孩子经常会尝试有法可依的游戏，或者完成其游戏的一部分。
语言及思维：皮亚杰相信，语言在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只起有限的作用，逻辑思维基本上是非语言的，而且是从行动中派生出来的。首先，对身边的世界做一些事情，然后，再在自己的心里完成这些东西的图象。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们找到了相反的证据。尽管有些思维是非语言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可是，语言是一套符号，可以让孩子们得到超凡的自由来通过心理控制这个世界，并按相应的方式对新的刺激产生行为，而不需要直接地体验（很烫，别碰）。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语言是孩子的符号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不仅仅对代表经验而言，而且对转变经验而言也是一种方法”。
这里有一个研究证据，可以证明语言在思维中所起的作用：给幼儿园预备班的孩子们看三个黑色的方框，然后让他们选择一个，如果他们选择了最大的那一个，就对他们进行奖励。等他们学会了选择最大的一个时，再让他们看新的方框，最小的一个跟前面的三个方框中最大的一个一般大。然后，这一次又是选择了最大的方框就得奖励。可是，孩子们没有心理符号来告诉他们“总是选择最大的”，而是不断地选择前面得到了奖励的那一块，尽管这次根本就得不了奖。可是，幼儿园和更大一些的孩子们却很快就能够告诉自己选择“最大的一个”，不管实际的尺寸是多大。
如果单词用来指导思想，则更复杂和更高级一些的问题也能解决。告诉一组9－10岁的孩子说，一边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一边可以说话，另一组的孩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指令。这些复杂的难题涉及到以最少的步骤把一些圆片从一个圈子里移到另一些圈里去。边做边念的那一组孩子更快更有效地解决了问题，而没有得到指令的那一组就慢些。有意地使用单词使他们找到试一种或另一种方法的新理由，因而有助于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语言获取：发展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们（对语言获取和利用感兴趣的一些心理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花了很多时间听孩子们讲话，他们揣摸着他们学习新词的速度有多快，寻找他们所犯的错误和纠正类型，等等。其中的一项发现是，孩子们是以相对一致的顺序发展或者获取新形式的（词尾、动词形式、介词）。在2－4岁的时候，他们的词汇量从几百个增加到平均2600个。（他们每月获取50多个新词。）他们先模仿听到的动词形式，然后对动词词根进行总结，合理地（但是错误地）假设，语言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符合规则和一致的（“我了吃一块饼干，”“我了看见一只小鸟”），只是后来慢慢地学会使用不规则动词形式。他们很顽固地倾向于这些语法错误，如在下述这段由一位心理语言学家记录的对话中一样：
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母亲：不，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这样的交换重复了8次。）
母亲：不，现在仔细听我说；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哦！没有人不是喜欢我。
他们在准备好了的时候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们获取了很多自己并不使用的语法元素，直到某个时候，他们在心里把自己说的话与某种存储的知识进行比较，然后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吉米：（快7岁）：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了的一件事情。
母亲：你说什么？
吉米：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的一件事情。
有关语言获取的研究中最重大的一项进步是孩子理解句法的方法，句法是词汇在一个句子里的排列顺序，这种顺序表明词汇彼此之间的关系，因而决定一个句子的意义。1957年，B·F·斯金纳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言语行为》，他在书中完全以操作条件的方式解释了孩子的语言获取情况：当孩子正确地使用到了一个词或者句子时，父母或其他人会表示赞许，这种奖励会激励孩子下次也正确地使用它。
可是，同一年，一位极聪明的年轻心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句法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极为不同的分析。他强调说，“一定有一些基本的过程在起作用，这些过程相当独立地来自于从环境中得到的‘反馈”’，大脑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可以使语言产生意义。作为证据，他提出，孩子们会造出无数他们从未听到过的句子，这使通过条件制约进行模仿的说法看上去是对句法形成相当不足的一种解释。再说，孩子努力造出的一些句子虽然经常不合语法，但从来就没有严重违反语法规则。（他们从来就不造反向的句子。）最为重要的是，就算句子的意思是模糊的，孩子们总能够理解真正的意思；他们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来感受句子的“深层结构”不管“表层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乔姆斯基举的一个例子：
约翰容易逗乐。（John is easy to please．）
约翰急于逗乐。（John is eager to please．）
这两个句子的表层结构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想以同样的形式拆解这个句子，只有一种才有意义：
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容易逗乐约翰。）
It is eager to please John．（急于逗乐约翰）
没有哪个孩子会犯这样的错误；每个孩子都能理解深层结构。第一句里面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宾语”，因此，拆解的句子说得通。可是，第二句中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主语，”因此，任何拆解只能采取“约翰急于逗乐（某人）”的形式。对深层次结构的理解不是从表层结构或者单凭经验的方法得来的，感受深层次结构的能力是天生的。（可是，乔姆斯基本人或者任何心理语言学家都不曾说过语言本身也是天生的，而只是说，孩子具有一种天生的资质，可以辨认并解释句子的深层次结构。）
有趣的是，乔姆斯基是通过研究语言本身和婴儿行为，而不是通过进行实验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过，有一次，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和其他好几位参与者在乔姆斯基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的确劝说他做一次实验。乔姆斯基曾说过，当一个句子有可能具有两个意思时，讲话的人不能通过音调来搞清楚哪一个是正确的意思；两个句子的深层意思是一样的，而正确的意思是通过上下文来说明的。他举了一个例子。“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开飞机可能是危险的。）／（飞行中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一位与会者向他发难，要他证明他的说法。乔姆斯基写了两段话，在其中一段里，一些住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抱怨说，他们生活在恐惧中，因为飞行的飞机是很危险的；在另外一段中，居民催促市长说，不要自己开飞机，因为开飞机是很危险的。10位自愿者录了两段的音。乔姆斯的妻子卡罗尔把所有出现这句话的东西都接起来，实验者问参加座谈会的人说哪一句话的解释是讲话的人心里想的意思。“结果完全是随机的，”米勒回忆说。“奥利佛·莱希（发难者）很是惊讶，竟然没有人看出在他看来十分明显的意思。乔姆斯基无动于衷，他早就知道实验会得出什么结果。”
智力发育：研究者们设计了许多比皮亚杰更好的一些实验方法，多半是单调乏味的，可有时候也有创造性的方法。如前所述，这些方法的确得出了极为重大的修正意见，还有一些是对他的部分工作的全盘否定。一些例子如下：
——小到4个月的婴儿的心率在一个物体消失时会加快，这个物体又回来时也是一样，这表明有了惊讶感。它说明，与皮亚杰的理论相反的是，婴儿期望物体继续存在。（可是，它们在物体消失后会立即忘掉这个东西，这一点依然是正确的。）
——皮亚杰曾就“数字守恒”测试过孩子（就是认识能力，比如说，六个排得很近的东西跟排得很开的六个东西数字是一样的。）他的结论是，除非孩子们到了约7岁时的具体操作阶段，否则他们不能获得这个认识。可是，最近，一些研究者们利用了不同的一些实验方法，如罗克尔·格尔曼的“魔术”法。在这种方法中，实验人员把一块板上的一组玩具老鼠偷偷拿走一只，或者偷偷增加一只，这些动作都是在用布盖着板的时候进行的。5岁甚或更小些的孩子能够分辨出多了或者少了，而且还会说，增加或者拿走了一只。
——一些研究孩子们采取别人的观点的研究者利用了比皮亚杰更为自然的一些方法。他们不问一些东西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是什么样子，而是让孩子们与不同的人谈话，讲出他们对玩具工作原理的理解。令人吃惊的是，连4岁的小孩也会使用一些较短的简单句子与两岁的孩子谈话，而与成人谈话时却使用较长和复杂一些的句子。很明显，学龄前儿童比较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也比皮亚杰所认为的更有能力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上。
——皮亚杰说，孩子是在几年的时间内慢慢获得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的。后来的研究者们说，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请孩子们解释是什么东西引起风和雨的，机器怎么工作的，以及其它一些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的问题。如果人们请他们回答一些他们很熟悉的问题，其结果可能不一样。在这样一次实验中，孩子们看见一个球在一只大盒子里顺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