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传- 第9部分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逐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位置，剥夺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决策权。前线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担任。“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即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到1933年2月初，敌中路军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12日，红军进攻南丰，示形于敌。敌军为救援南丰，与红军主力决战，以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急进，将整个左翼裸露于红军的面前。　

　　这时，红军总部当机立断，迅速命令红军主力自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北地区，然后从两翼包抄北上。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侧。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2月下旬，适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则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山密林之中。　

　　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一千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　

　　清晨，四周群山幽静，山泉淙淙。八九点钟，太阳升起，浓雾逐渐消散。不一会，雾散天清，敌人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二个旅四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林彪仍是冷静地说：“等护卫团。”这样，等敌人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后，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平素僻静的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数万大军将敌人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经过三小时战斗，全歼敌五十二师。　

　　黄陂大捷后，林彪、聂荣臻又率红一军团和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进攻草台岗。战斗最激烈时，敌人派出飞机狂轰滥炸，一颗炸弹落到前沿指挥所，“轰”的一声，林彪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但是，林彪没有受伤。　

　　攻占草台岗必须先占领黄柏岭。黄柏岭是紧靠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山坡陡峭，易守难攻。红四军十、十一师强攻多次，都被敌人居高临下地挡回。红一军团中，有三位师长负伤。战斗至下午三时，黄柏岭还未得手。这时，林彪决定使用预备队。他对红九师师长李聚奎说道：“从拂晓打到现在，还没拿下来。现在命令你们九师从正面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在两个小时内把它拿下来。”　

　　李聚奎想了想，对林彪说：“敌人只要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们攻不上去。”　

　　“那怎么办？”林彪问。　

　　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以两个团从垭口左翼山梁攻上去。林彪听了这话，把李聚奎“”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按照这一部署，李聚奎率红九师迅速拿下了黄柏岭，然后又冲向草台岗。　

　　草台岗战斗，红一军团获得全胜，歼灭和俘虏敌军近四千人。　

　　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林彪麾下的红一军团又立殊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认为，“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听到这话，十分高兴，他把整个战役的成果全部记入了他的“功劳簿”。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侯赶编了一出《庐山雪》的剧本，内容是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俘虏蒋介石的故事，寓意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的春雪，很快就会消融、瓦解。　

　　这个剧本亦正亦谑，着重表现红军战士的豪迈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罗瑞卿饰演蒋介石，童小鹏扮作宋美龄，两人在戏中极尽调侃嘲弄之能事。如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红一军团眼看要杀上庐山，蒋氏夫妻慌作一团。　

　　“蒋介石”色厉内茬地吹牛皮，说：“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我怕什么！”　

　　“亲爱的，给你钢盔。”“宋美龄”忙中出错，递给“蒋介石”一个痰盂。　

　　“蒋介石”把痰盂往头上一戴，觉得不妥，摘下来，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怎么把痰盂扣到我脑袋上了？”　

　　剧本在彩排时，效果极好。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李卓侯请他提意见。周恩来想了一下，说：“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个军长，好像不太搭配，是不是应该换成军团一级？”　

　　李卓侯苦笑道：“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周恩来摇摇头，也没有把握。　

　　这时，罗瑞卿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次日，军团开会前，罗瑞卿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　

　　“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林彪说：“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　

　　罗瑞卿见鱼咬钩，忙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演呢？”　

　　林彪说：“现在不方便。”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不提聂荣臻还好，一提他，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政委来：“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聂荣臻也帮助做工作，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一席话，激起来了林彪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你们赶快把我和政委安排到戏里去。”　

　　等李卓侯把剧本改好时，林彪又反悔了，说：“说几句笑话，哪个真的上台。”　

　　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　

　　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　

　　“王金钰，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林彪不干。　

　　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　

　　“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　

　　“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　

　　好容易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又被押到。　

　　“你是蒋介石？”林彪问。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你为什么这样瘦？”　

　　罗瑞卿一怔，忙急着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　

　　“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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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并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敌人的哀叹是最好的奖励。“校长”的诅咒又一次提高了林彪的声望，他到处向人们传播蒋介石送给他的这个称号。的确，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确实可算是一枝独秀。　

　　林彪在这段时期，不仅指挥作战大放异彩，在军事理论上，也曾经大出风头。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可算是一部中共党史的扛鼎之作，但有一段话他却说错了。斯诺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短促突击”不仅未能使红一军团取得胜利，反而将中央红军拉入覆没的边缘，损失惨重。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号施令。自此以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趋险恶。　

　　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阴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