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底，我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自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如果没摄影部老板们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贸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高悬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开罗中东分社社长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惟一没办此手续的，因为我一直想寻机脱离组织，在巴格达潜伏下去，由于在战争期间违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国卫队看管起来。我猜自己大概也会被押往曼苏尔饭店当做人质充当人肉炸弹。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在这个世界上坏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时，好人并没有减少。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一张到处是朋友的老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并肩合作，结下兄弟般的友谊。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点，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上帝啊！请赐予我
不为金钱所动的人
不为权力所害的人
讲真话爱思考的人
担责任珍视荣誉的人
勇敢的人。
32 罗伯特·卡帕！
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丽·褒曼
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学生时，我就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为了应付以苛刻闻名的北大考试，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屈股后面往图书馆跑。然则“其东走者同，其所以东走者异也”。英国的《简氏武器系统年鉴》、《简氏舰船年鉴》、《简氏战机年鉴》成了我的宠物。那套“时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我们课本中种种令人费解的阐述产生了怀疑，身不由己地被这批用相机记录历史的传人所折服。
很快地，我发现在种种版本的历史书中，众多惊心动魄的战争照片的右下角，经常标有一行细小的黑字：RobertCapa（罗伯特·卡帕）。显然，这是照片的作者。我不由得产生了二十分的好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好莱坞影后英格丽·褒曼的自传中又看到了这个名字。褒曼把这位与她有过一段浪漫故事的卡帕先生描写成“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我终于在书堆中找到了卡帕的身世。这位游侠老哥本是匈牙利人，真名为安德烈，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可毕业那年正赶上纳粹党上台，匈牙利霍尔蒂亦效法德国实行法西斯主义，迫害进步青年，逼得他远走巴黎。由于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安德烈不得不靠一架破相机卖照片为生。但时运不济，尽管拼死工作，收入仅勉强糊口。
就在这尴尬时分，一位名叫塔罗的小妞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心甘情愿地给流浪汉做搭档。塔罗人小鬼大，自称是子虚乌有的“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图片经纪人，而她那穷困潦倒的男朋友自然成了神秘的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暗房工。少年伉俪狼狈为好，照片却以以往五倍的价格成批地抛售出去，法郎美金滚滚而来，而凭空杜撰出来的“罗伯特·卡帕”成了从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1936年，苏联肃反成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与列宁并肩站在铁甲列车上向苏俄红军挥手致意并被列宁称为“惟一可以在三个月内组织起一支攻无不克的红军”的托洛茨基，此时却成了“革命的敌人”，被驱逐出境。他的形象被斯大林从列宁身旁抹去。社会主义苏联开辟了用暗房技术随意更动历史照片的先河。
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小亚细亚，辗转到北欧，沿途孜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从革命副统帅到流亡政客，托洛茨基自然成为国际传媒追逐的热点。可托洛茨基像讨厌拔牙一样憎恨摄影，每逢公开演说，必先将所有持相机者逐出国外方才开讲。全欧洲的摄影记者都无法拍到托氏尊容。欧洲当时最著名的《VU》杂志的总编辑重金悬赏天下勇夫，并亲自徒手前往哥本哈根大学现场聆听托兄侃山。
讲演即将结束，被缴了械的摄影记者们，徒恨杀龙有技，拍照无门，《VU》总编大失所望，而在这时，身着管子工破夹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钻了进来，当众装模作样地拆开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脚往回装。
当夜，小妞儿塔罗一个电话打到《VU》总编辑的卧室：“老总，卡帕先生已经独家拍得托洛茨基……”席梦思上的总编辑一跃而起：“晦，小妞儿，别再罗嗦了！快让你那个脏兮兮的小伙子来我这儿上班！”
脏兮兮的小伙子从此干脆公开改名为罗伯特·卡帕，挽着小鬼塔罗的胳膊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一幅《士兵之死》开始职业战地记者生涯。直到今天，人们也弄不清这幅力作到底出自这一对儿情人中的哪一位之手。小妞儿塔罗死于战火后，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靡页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这以后，罗伯特·卡帕流着眼泪告别了西班牙。辗转来到中国，采访了台儿庄大战。在诺曼底登陆中，卡帕是300万盟军中最先在诺曼底犹他滩登陆的先头部队的一员。
随着科技的发展，卡帕敏锐地预见未来战争愈来愈不适合摄影采访：“战争就像女人，已经愈来愈老，失去魁力。”尽管如此，对当代的每场战争，他都要御驾亲征。卡帕说如果未能参加进攻，“就犹如在美国星星监狱关了五年的囚徒，连艳星莲娜端娜的幽会都没有兴趣”。
在参加了所有现代战争之后，德高望重的卡帕在印度支那的热带丛林中踏响了地雷。就在他的躯体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际，还本能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他生来一文不名，死时两袖清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在献给这位好友的挽词中写道：“罗伯特·卡帕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正如卡帕毕生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靠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只活了40岁，短短的一生中参加了五次战争。卡帕尝言：“那些在胜利到来之前壮烈牺牲的人们是最杰出的，可活着的人却马上忘了他们。”卡帕一生追求的就是让历史永远记住那些西班牙内战中冲锋陷阵饮弹身亡的普通战士，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在莱比锡阳台上中弹倒地的美军大兵……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就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我满身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山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俩都是18岁那年进了名牌大学政洽系。还有，就是我们俩都有着同样狭隘的自负，仿佛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33 新闻检查
“谨慎和大胆可以交替表现，但不可同时表现。”
一丘吉尔
19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科克亲自主考。老鲍勃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irut（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许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钻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果然不出两年，从北京到巴格达，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至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擦着边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作为“雅嘿”（兄弟）我场场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绝对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项政策的立场，固此没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