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暴满，入住的竟都是本市高考学生与家长……有位家长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家长们为子女能考上大学而去赴汤蹈火、倾家荡产，他说所有的家长都将毫不犹豫。
我听后心头感到强烈震骇。难道不是吗？所有儿女都是父辈的希望所在。当人类进化至20世纪末的今天，这一“定律”仍颠扑不破。尤其是独生子女占绝对多数的中国城市居民中，父母们为了能让子女上大学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现象，越显突出。在中国广大农村，上大学则更是“跳出农门进龙门”的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道路。尤其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强大的冲击，社会职业的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今天不上大学，明天就没有饭碗。
我听后心头感到强烈震骇。难道不是吗？所有儿女都是父辈的希望所在。当人类进化至20世纪末的今天，这一“定律”仍颠扑不破。尤其是独生子女占绝对多数的中国城市居民中，父母们为了能让子女上大学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现象，越显突出。在中国广大农村，上大学则更是“跳出农门进龙门”的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道路。尤其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强大的冲击，社会职业的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今天不上大学，明天就没有饭碗”的现实已经残酷地摆在了人们的眼前。我们无疑地相信一个事实：每一位大学生的成长路上，他们的父母与家庭则是这个学生最坚固的脊梁与后盾。而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困难的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子女能跃进“龙门”和完成学业所付出的代价，更令天公动颜、地母拂泪……
在渭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山村，有个驼背的农妇，叫杨秀茹，今年53岁，她和同为农民的丈夫俩人在一座窑洞内带大了4个儿女。后来丈夫病逝了，杨秀茹一个人靠种地、卖鸡蛋和挖药硬是让3个女儿、一个儿子全都考上了大学。儿女上大学后，她又以自己那副瘦弱的肩膀，挑起了4个大学生儿女的全部学费与生活费。杨秀茹的儿女实在不忍心看着自己母亲那越来越驼的后背和颤巍巍的双脚，便一次又一次想“逃学”与退学。7年前，杨秀茹刚刚借钱处理完丈夫的丧事，二女儿晓莉从咸阳师专闻讯急回。一到家，晓莉直奔父亲坟头，母女俩抱头哭成一团。入夜，少了父亲的窑洞平添了几分冷森。女儿突然一板一眼地说：“妈，我不想上大学了，回来帮你种地还债，供弟弟和妹妹上学。”母亲一愣，随后便“噌”地站起身来，说：“家里的事就是天塌下来，你甭管，明儿就给我回学校去！”“我就不。”女儿第一次强硬地违抗道。“你敢！”母亲火了。第二天，她趁晓莉不注意时，“哐当——”一声把她反锁在里面。“娃呀，你好好在里头想，啥时候想通了妈就给你开门。”
晓莉知道犟不过母亲，只好在第3天背起行李，一路抹泪地回到了学校。此事刚过两三个月，杨秀茹因过度疲劳，在抢打夏麦时连人带车从坡上翻进了几米深的山洼里，被好心人抢救过来送到医院头部缝了57针。从昏迷中醒来的杨秀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给我用贵药”。那是正值三女儿亚梅上高三，女儿看到母亲伤成这个样，发誓再不上学，不声不响地跑到地里干活。母亲出院后，见此情景，便拖着虚弱的身子骨把亚梅叫到身边：“孩子，你是不是心疼妈？如果你真心疼，那就去上学。妈要看你能像大姐二姐一样进大学，啊，听妈的话，快去上学，过几天就要高考了！”亚梅就是不搭腔，也不回学校。母亲急了，她又一次使出“关禁闭”的手段，趁三女儿不备时又将其锁在里头。她知道三女儿脾气倔，便一连3天不给她送饭。第3天晚上，亚梅终于顶不住了，只好流着泪向母亲屈服。然而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的亚梅却在过后的高考中竟以30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妈，这回你该放心让我跟你一起下地了吧？”亚梅丝毫没有因失利而不悦，相反显得异常得意地对母亲这样说。母亲呢，只觉得内心很内疚，认为是由于自己的伤病影响了女儿的考试成绩，于是等新学年一开始，她便走出窑洞，连连找了好几个学校，终算把亚梅送进了一个高中班复读。但在次年预考时，亚梅再次落榜。母亲这回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把亚梅叫上，然后带她到了已长满荒草的父亲坟头：“梅梅，你今天当着你爸的坟头给我说说清楚，你这样成心不好好高考到底对得起谁？你说！”亚梅望着母亲悲戚而苍凉的脸庞，终于跪在母亲面前，哭诉道：“妈，家里这么穷，就你一个干活，我们姐弟4个如果都去上大学，万一把你累出个啥好歹，我们作儿女的对不起老天啊！妈，我求求你，别让我再上大学了……”这回轮到母亲心疼了，她蹲下身子，一把搂过女儿，爱抚地为亚梅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咋不明这理：妈再苦，可要能看到你们一个比一个出息，我心里比啥都甜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用心，没出息，妈可是一辈子心疼，你该明白这理吧？”
亚梅一听，顿时伏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末后，她仰起脸向妈保证道：“妈，你放心，我一定考上大学！”“这就对了。”母亲搂紧女儿，脸上充满了幸福。1994年，三女儿亚梅一举考上了汉中师范学院。同年，最小的儿子赵军也考上了省重点高中，3年后的1997年，赵军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轰动了贫穷的偏僻小山村，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杨秀茹。尽管杨秀茹现在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和身体也显得过早的苍老，但每每想到儿女们个个如此出息，她终于可以在丈夫的坟头欣慰地说一句：“孩子他爸，我心头比过去踏实多了，你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母亲总是最伟大的，在贫困生的庞大家庭群体中，像杨秀茹这样以其瘦弱的躯体和浩瀚的母爱，编织与恩泽着一群儿女们的大学，并非少数。在北国辽宁的阜新蒙古自治县红帽子乡，有个同为母亲的农妇，在过去12年间极其困苦的条件下，竟靠养鸡的双手，将6个儿女送上了大学。这6个儿女分别是：长子魏广平考入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现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次子魏广利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光学系；长女魏秀玲考入东北大学自控系；二女魏秀霞考入阜新师范专科学校；三女魏秀云考入辽宁银行学校；小女魏秀娥考入辽宁中医学院。
魏家六兄妹的母亲叫侯俊荣，现年62岁，但是从她那张满是白发和布满绉纹的脸上，以及佝偻的身影，你几乎找不到这个年龄的妇人们应有的任何风韵。除了苍老，便是一种残烛的感觉。然而又有哪一个风韵依存的同龄妇人可以像她那样分享如此多的幸福与宽慰？没有。这一切，只属于侯俊荣一个人。
侯俊荣跟渭北的杨秀茹一样，都是山村农妇加文盲，她们自然都不比城市那些有高等学历、有丰厚经济条件的贵夫人有什么高明之处，在培养自己的子女方面却有独到之处。
那就是无法用价值观衡量的精神力量。
魏家的兄妹6人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超标范围，因为母亲侯氏生儿女时还没有到全党大抓人口生育的年代。但如此多的子女毕竟是个沉重的负担，而孩子们的母亲侯俊荣，字不认几个，理懂得却不少。大儿子头一个上大学，当母亲的侯俊荣格外看重，她说不出啥大道理，但知道“头羊”的作用。所以为了解决大儿子广平上大学的费用，那时没有家庭副业的侯俊荣就靠打草换钱。1斤干草可以卖3分钱，10斤鲜草只能晒1斤干草。广平上北京到学校报到时拿了家里给的150元钱，这正是母亲打的5000斤草换来的。
另一件东西广平现在即使在美国读博士仍一直留在身边，那就是母亲用144块边角布亲手一针针缝成的那床褥子。大儿子上北大时还没有赶上“并轨”，学校收费没那么多。但后来几个孩子上学时就不同了，除了学校要收取的不同费用外，娃儿的生活费也逐年随着物价的猛涨而直往上蹿，侯俊荣真的感到了沉重压力，有时手头好不容易刚积攒三五十元钱，大娃儿小娃儿一分就见不着啥数。大女儿秀玲印象最深刻，她在上大学时就遇到了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的窘境。母亲侯俊荣头一回急坏了，因为前天她刚刚从信用社贷的钱才给了秀玲的几个弟妹交学费了，这会儿哪有人再借钱给她嘛！秀玲默默地含泪看着快急疯了的母亲满头大汗在屋里翻箱倒柜，可还是没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这可咋办？这可咋……”母亲一边凄苍地将自己的头往土墙上撞，一边嘴里绝望地念叨着。突然，秀玲听母亲“哈哈”大笑起来：“有钱了！这回有钱了！”母亲说完这话，就拼命用双手猛抠那面土墙……秀玲吓坏了，以为母亲疯了，便带着哭腔扑过去拦住她：“妈，你别这样，我不上大学了好不好！我不上了……”不想母亲脸色一沉，说：“谁准你不上大学呀？啊，你这死丫头，说呀！”秀玲只好说：“咱家没钱就别……”母亲不等女儿说完，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土墙里取出一大包东西：“这不是钱嘛！死丫头，你点点！”这回惊呆的是秀玲，可不是一大包钱嘛！但她马上发现：“妈，这钱早没用了！”“啥？这可是我跟你爸结婚时我悄悄藏的呀，怎么会没用？”这一夜，娘儿俩一惊一咋的没少劳神，不过有一点还是让她们很开心，那就是第二天她们把这些建国初期的钱币拿到银行还真兑换了一笔现款，这使上大学的秀玲缓了一难。儿女们还在一个接一个地上大学，可土墙里不可能再出现“奇迹”了。打年轻时就手脚麻利的侯俊荣思忖着老靠地里的几亩庄稼和自己零打碎敲也出不了大钱，得想点法子“致富”才行嘛！做生意是不成的，那是大老爷们干的；打草吧，钱来得太少，累死累活，也就百八十块，救不了大急。养鸡吧，听说有人养鸡能当“万元户”、“十万元户”哩，对，咱也试试！于是，没有文化的侯俊荣选择了认为最适合她的副业——养鸡。头一年，她养了80只，纯收入150元；第二年养了100只，收入728元。有了前两年的经验，侯俊荣开始“宏图大略”起来，第3年一下养至2000只，第4年增至3000只……侯俊荣乐了，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更重要的是，她靠鸡崽生下的蛋换来了可供儿女们上大学的钞票！就这样，侯俊荣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前后12年间成功地将全家6个儿女全部送进了大学，并又让他们一个个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她还让大儿子越洋到美国读了博士。值得一提的是，侯俊荣不仅依靠自己那对长满老茧的双手使儿女们圆了大学梦，而且难能可贵是，她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地为每一位上大学的儿女都缝了一床用144块布角拼成的褥子。她以这独特的方式告诫儿女们：啥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曾经是个苦孩子。
我下面要讲一位下岗女工为了上大学的儿子所付出的艰辛经历。她叫陈秀凤，儿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秀凤原来是哈尔滨恒丰纸箱厂工人，1995年被下岗，那时她才40岁，按厂里规定，只有35岁以下的人仍留在厂里，她陈秀凤是“老龄”，厂里发了200块钱就把她和一大群姐妹兄弟打发回了家。开始陈秀凤还觉得下岗就下岗，正好儿子快要考大学了，丈夫为了还掉过去借的几万元债而日夜在外面开出租车，自己离岗回去撑个安宁的家也不算是件太过不去的事。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了大难：1996年春节初三，出车的丈夫被一群抢车的歹徒把车子抢跑后又残忍地焚尸并抛至在几百里外的荒野……
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一下遇到如此打击，失去工作和失去丈夫的陈秀凤，面临丈夫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和一个正要考大学的儿子，度过了浑浑噩噩的无数个黑夜白昼，那颗惨遭重创的心灵无人能安抚。
“妈，高中毕业后，我不准备考大学了……”一天，儿子轻声地对母亲说。
陈秀凤仿佛一下清醒起来：“为什么？你怎么能不上大学？”
“我已经17岁了，我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能再让您辛苦了！”
在陈秀凤的眼里，儿子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那一日，连遭打击的她，有一种对儿子的特别感激，因为是儿子的话使她重新扬起了生活之帆。陈秀凤觉得自己该到振奋起来的时候了。她一面坚决制止儿子的打算，一面开始寻求自己的谋生之路。
陈秀凤来到劳务市场，经过一段周折终于被一家餐馆聘用当洗碗工，月工资400元。她觉得这已经很满足了，加上原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