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学生们纷纷上台表示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南开校园里的这一幕是白芳礼老人最感欣慰的事。他说有人说我傻，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了别人，自己却过得不像人过的日子。要说人家的话一点道理没有也不对。我过得是苦，挣来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是舒畅的，看到大学生们能从我做的这一点点小事上唤起一分报国心，我高兴呀。你都看到了，像我这样一大把年岁的人，又不识得字，没啥能耐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了。可我捐助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有文化，懂科学，说不定以后出几个大人才，那对国家贡献多大！老人说到这里，从其中的一只包里取出一叠资助的学生名单给我看，他说他不认得字，不知上面都写些啥。但他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从穷地方来的好孩子，不是好孩子昨能考上南开、天津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老人说这些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睁得特别大，仿佛他已经看到自己用汗水换来的辛苦钱有了满意的回报。
“我给这些孩子捐些钱让他们买书学知识，买点吃的补补身体。嘿，他们一转眼大学毕业，上了工作岗位，搞出个啥科学发明，你说那该给国家建设做多大贡献哩！”我看到老人说到这儿，脸上光彩异常。
1994年，时值82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他把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辛苦钱交给学校后，这个学校的领导说要代表全校300余贫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听这话，久久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得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的那个露天“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
“爸呀，您这么早来没出啥事吧？”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老爷子有啥急茬，忙让进屋。
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落尘，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
“哈哈哈，我的老爷子，您昨晚没多喝吧？”儿女们一听这就忍不住捧腹笑起来。
老爷子板起了脸：“我给你们说正经的，有嘛好笑？我就是要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芳礼支教公司’。”
“啥啥？子饺还是水饺公司？”
“支——教，支持的支，教育的教，支持教育的公司。”老人一个字一个字给儿孙们念清楚。
这回都听清楚了：老爷子真是着了魔，敢情自个儿卖老命还嫌不够，还想当个“专业”赞助户！
“你们看咋样？啊，说呀，是支持还是反对？”老人心急地问了这个又问那个。
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异口同声地：“爸，只要您老看咋合适就咋办。”
“哈哈哈，我说我的儿女就像我么。”这回轮到老爷子乐不可支了。
“爸，我们嘛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
白芳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麦乳精强百倍。走喽——”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叮呤呤”声，便消失在晨雾之中……
不多时，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唯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84岁的白芳礼当上了公司董事长。
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庄严宣布：“我们挣来的钱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不知道的人以为这下白芳礼老人可以坐享清福了，其实他的那个“支教公司”实则仅是火车站边的一个7平方来米的小售货亭，经营些糕点、烟酒什么的。
“可别小看我的小亭子，这儿可是黄金宝地哩。”与我面对面坐着的白芳礼老人指指如今那块成为他露天栖身之地的地盘，不无自豪地说：“我就是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作本钱，慢慢滚雪球越滚越大，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后来的十几个小亭子，连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啥的，还余1万多元哩！”
“那可比您老一个人蹬三轮车多赚不少哟。”我听后打心眼里为老人高兴。
“多好几倍呢！”老人发出朗朗笑声。
不过有一件事我不禁要问他：“您老这么一大摊都是自己管呀？”
“不不不，我是董事长，不管具体的，我雇一个经理，他帮着我管事。我还是蹬自己的三轮车……”老人连摆了几回手。“我懂嘛做买卖？再说蹬了几十年三轮，你这回一下让我真像皇帝那样坐在太师椅里，看着伙计们流着汗吆喝着，可不是自己给自己折寿吗？要不得要不得。”老人乐嗬嗬地开怀大笑之后，接着说道：“再说想想那些缺钱的孩子，我也坐不住呀！我还是像以前天天出车，24小时待客，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10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全部内心世界。他靠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无数莘莘学子。
我知道自办公司起，白芳礼老人每月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他因此而由开始资助的十几名学生，到后来的几十名、100多名，直到200多名……并且成为名扬津门和海内外的“支教劳模”。
老人讲到这段辉煌历史时，情不自禁地又翻腾起那几口袋有关他的报导材料，并嘴边不无自豪地夸耀起来：……我到中央、到市里作报告，13个机子对着我，录相的电视机呀。
我对学生们讲，我说你们花我白爷爷一个卖大苦力的人的钱确实不容易，我是一脚一脚蹬出来的呀，可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朝好的方向走，我供你们学习也越干越有劲么。我干啥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我晓得我们国家落后就是因为教育没上去，所以我要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好好上学。我是上面挂上号的人哪，不干出些事来，嘛向上面交待？你看你从北京大老远的跑到我这里来，我没有点事迹，没有点材料给你写，你就不好回去写了，我就算嘛先进？算嘛劳模么？所以我越干越有劲。我对孩子们说，你们只要好好学习，就不要为钱发愁，有我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就有你们娃儿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我这么一讲，台下的孩子们全哭了……能不哭么！老人在一边依然沉浸在他那幸福的回忆之中，而我却无法平静如波澜起伏的心海世界：一个坐在你面前形似乞丐恰比丰碑更巍峨的老人，十几年来从不间断地蹬着三轮，行程50余万里、捐出30多万元帮助贫困生，其本身的壮举便足够让那些大有能力却从不愿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的人汗颜，当然对那些不仅不会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且还想尽心思沾便宜、伸黑手的人，就更无法与白芳礼老人的精神境界可比。照理像白芳礼这样高龄的老人不仅无需再为他人做些什么，理当完全可以接受别人的关爱。可他没有，不仅丝毫没有，而且把自己仅能再为别人可闪耀的一截烛光全部点亮，并点得如此亮堂，如此光耀！
末后，老人告诉我，虽然他有赖于能为诸多学生提供赞助的主要生财之源的“支教公司”，其经营地盘因整治城市环境而被拆除了，但他的三轮车还在，他的双脚还健壮，他的那颗爱国、爱教、爱学生的心还在“扑嗵扑嗵”地跳，他就要尽快恢复每月向200多名学生的资助。
“大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所有受过您老资助的同学向您致意。”我觉得再在老人面前呆下去我就会哭出来。
“好好，让同学们放心，我身体还硬棒着呢，还在天天蹬三轮，一天十块八块的我还要挣回来。”老人吃力地从小凳上坐起来，向我伸过双手。
“您老的手怎么啦？”在我触摸到那双粗糙的手时，心头一阵颤动：老人的两手背上都有一大块发紫的溢血斑！
“被前天夜里几个小偷打的。”老人说：“他们看我这儿乱哄哄的，就想沾便宜。我出去拦，他们就用木棍打我……”
我抚摸着老人手背上的伤痕，又是悲愤又是心疼，就像抚摸我自己爷爷的手。
“您老快去医院去看看呀”
“我不去不去，一去的话他们就要让你住院咋的，我这摊嘛咋整？”真无法明白老人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总那样毫不在乎。
临别时，我向他要几份资料带走。老人显得有些为难。我马上明白过来，便说：“大爷，我要的资料我自己去复印，顺便给您多复印几份，以后有记者什么的来了您就可以给他们了。”
老人听后，似乎一下激动起来，脸都有些胀红了，他把手伸过来握着我连连说：“你是我碰到的好人。以前他们来写我，一来就拿走好多材料，我一印就是好几十块哪！可人家是来宣传我的呀，我嘛有话说么！那会儿我做买卖的那些小亭子没拆，也有钱应付得起。现在不行了，我断财源了，资助的那些学生有的一两个月没拿到钱了，所以你看你大老远的来宣传我还让你掏钱，怪叫人那个的……”
“大爷你可别当一回事，比起您这么高龄还一脚一脚地蹬车为学生们捐钱，我们算什么？大爷千万别……”我感觉自己的鼻子阵阵发酸，再也说不下去了。
“再见了，大爷。”
“欢迎再来。”身后，突然传来老人的一声叫喊：“……等文章出来了给我捎上一份啊！”
“哎，一定。”
当时已经走出几步的我，真想再回头看一眼津门的这位令人无比尊敬的老人，可是我没勇气。
我发现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我猜想这是第一次、或许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我一生中最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么渴望转过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可以让我不失声痛哭的力量……
离开天津，我到了山西。
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天地。一个是海与河的天地，一个是山和丘的世界。在喧闹的大都市街头，当白芳礼老人蹬着他的三轮车艰难地穿梭奔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时，人们几乎谁也不会注意或听到一声是属于一位80多岁老人所辗出的那个车轱辘声。在太行山脉的崎岖小道上，人们同样不会注意或听到一位普通农家妇女推着她的那辆两轮板车的轱辘声……
但，我却听得清彻、悦耳，甚至那么动情。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可以在咖啡馆里随意听一出富豪们为情人或美女的一个笑脸而一掷百万的绯闻，也可以垂手捡一篓有关腐败官员费尽心机地替自己添金博彩而丧尽天良的佐证。然而你或许不能相信和明白这样一件事：一位山区妇女和她已经死去的父亲二人，前赴后继20年，靠推小车养猪致富来济助一大群从不相识的贫困学生。令我感动的是，这对许多年间每次出手都是几万几万的“济困父女”，自己家中却穷得一贫如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不会相信这对经常出现在京城、省城的大会堂、电视台里的慷慨资助者家中，不仅见不到半点儿“富裕”，就连基本的生活家什都难见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几间农舍，农舍里面是方字形排着的3个立柜，主人说这还是曾祖父传的；一张方桌，两把老式椅子，其中一把还短了半条腿；唯一的奢侈品，是斗桌上摆着的一台17英寸电视机，那是死去的父亲在他当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从省里得奖抱回来的。主人见我们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盯在那只老式立柜上的那把铜锁，便不好意思地掏出钥匙，当着众人面打开了——没有金银财宝，更没有绫罗绸缎，只有上下两层补丁摞补丁的旧衣破褥。
毕腊英说她从来不愿有记者、作家什么的到她家采访，她说她宁可披红戴花地站在主席台上，让人们认为她真的是财主什么的“吹”着、“抬”着，那样那些贫困学生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捐助，否则她说她的一份心意别人就不敢领受了。
与太行山的泥土一样质朴的毕腊英，不善言辞，更不善装腔作势，除了当她推起二轮车给一群猪崽喂食扫圈时所勃发出的那一股麻利劲外，你见到的她只会是一脸憨厚的笑容和大山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