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
「既然竞争对于双方不利，那么，我奉送各位一个意见，──何不联营？
「联营？怎么个联营法子呢？」
「那还不简单，」杨管北双手一摊：「大达、大通成立联营处，共同经营上海到扬州这条航线。」
「双方所占的比数，怎么样算？」，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我们联合去请一位最名的会计师，请他细查大达、大通过去三年的账，以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为准，订定双方所占的比数。」
火并一年大通投降
大通情势危殆，唯有照办，双方请来了大名鼎鼎的奚玉书会计师，查过了账，纪录显示，在以往三年，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中，大达公司占百分之六十三，大通公司占百分之三十七。
照这样的比例，在即将成立的联营处里，不论船只吨位、新旧、设备、速率，以及包括水上、陆上所有的资产，孰者为多，孰者为少。大达公司所应分得的赢余，要比大通超过一倍弱。
此即所谓「商场即战场」，「情势比人强」，大通说这样不能干，大达说不干就算。几经折冲，几经谈判，最后则由大达公司让步，将双方所占比例，调整为大达公司百分之五十五，大通公司百分之四十五。合约签好，时值交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十年的报告，请交通郡准予备案。同时，由联营处提供保证：不分客运货运，今后决不涨价。
后来是否能够贯橄此一保证，十年不涨价呢？也可以说能，也可以说未能。原来，早在两公司竞相跌价恶性竞争时期，有规定严格的运价，也有逐步递减的暗盘。譬如说：连值表上订定小麦每一百五十斤为一石猪肉一百五十斤为一担为了竞争，轮船公司自愿改为一百七十五斤小麦，甚至二百斤小麦为一石，二百五十，乃至三百五十斤猪肉为一担，这是重量增加而运费不改，──变相的跌联营处一旦成立，小麦、猪肉，一律改回一百五十斤担，这是运费不加而重量恢复原状，──合理的涨
航线不断的在开辟，业务作直线式上升，旧有的轮只，渐渐的不敷分配，不敷需要。民国二十一年间有一天，杨管北跟杜月笙说
「大达应该造一条新船了。」
「好呀，」杜月笙也很起劲：「说造就造。」
「钱呢？」
「借 ！」
「向谁借？」
「银行借。」
「那家银行？」
「上海商业怎么样？」杜月笙略为沉吟，下了决定：「一来陈先生是你们贵同乡，一晌都很赏识你，二来我也承他看得起。借款条件，想必可以优待。」
杨管北先去找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赵汉生，赵汉生说毫无问题，让我跟陈先生商量，怎么样的优待法。
第二天，回信来了，陈光甫很赞扬杨管北，为苏北地方做了不少的事，他说他愿以奖掖一个有为青年的心情，特别优待贷款白银六十万两。合同上不妨如此规定：
一、利率七厘二毫半（当时银行长期存款利率为大好，贷款利率八厘至九厘）。
二、自轮船参加营运之日起，每天归还本息大洋三百元，迄本利归清为止。
三、以上所载归还本息数额，大达可以多还，上海商业银行不得多讨。
这么优厚的贷款条件，使大达公司在新造的大达轮参加营运以后，等于一文不花而按日都在还钱，因为新建的大达轮吨位大，客舱设备好，全船可载旅客二千余人，和本公司的其它轮只比较，多卖出去的票资，抵付那每天三百元的银行贷款，绰有余裕。不过，正因为原订合同条件过于优厚，造大达轮的贷款本息相加，一天三百元的还到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仍欠法币三十万元。杜月笙、杨管北感于陈光甫贷款之初的一片盛意，不顾因抗战之阻，将这笔钱久宕不清，在重庆时一笔拿出三十万，将此一「人情贷款」还了。否则的话，拖到抗战胜利以后，币值日跌时期照一天三百元的规定还账，使上海商业银行蒙受重大的损失，那就未免太不写意。 一跃而为航业领袖
民国二十二年，大达轮举行下水典礼，杜月笙亲自主持，当时正值他事业迅速发展，声势如火如荼。报纸刊出巨幅的新闻，黄浦滩上，轰动一时，达官显要，名流巨绅，纷以参加盛典为荣。公司职员把一艘新造成的大达轮，布置得花团锦簇、美仑美奂。上千的佳宾，成队的招待，衣香鬓影，盛况空前，香槟酒，洋点心，频频的祝贺，由衷的赞美；杨管北陪同杜月笙，周旋于络绎踵贺的各界人士之间，掷瓶启航，徐徐滑行于黄浦江中。抽一个空，杜月笙和杨管北依栏小立，江上风清，令人心旷神怡。巨轮驶经十六铺，杜月笙回想三十年前他曾在这一带卖过水果，饿过饭，露天睡过轮船码头；然后驶经外滩；如今，爱多亚路上有他自己开设的中汇银行，华格臬路又有水木清华的巨宅，他开了面粉厂、纱厂、轮船公司一系列的杜氏事业，连同置身所在的这艘豪华轮舶，身畔围绕的这许多高贵阔绰的朋友，一致构成了杜月笙的惊人财势，繁华世界；在这时候，他不曾踌躇满志，更不曾趾高气扬，他反而兴起不尽的感慨，大达轮驰过烟囱如林，人烟辐辏的杨树浦，两岸有驻足以观，啧啧称羡的上海市民，杜月笙踮起脚来探望，蓦地，他有所发现，欣欣然的指给杨管北看：
「喏，就是那里了。」
杨管北看到了一座古老而简陋的礼拜堂，他问：
「那是什么地方？」
「我小时候读书的地方，」他的语调转为黯然：「我继母帮人家汰衣装，赚钱维生，还要送我去读书。当时一个月的学费要五只角子，读到第五个月，缴不出学费了，只好休学！」
在他身畔簇拥着的佳宾，听他这么一说，不禁相顾愕然，颇感尴尬；但是杜月笙感喟之余，依旧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不忘本」，这就是杜月笙。
在全国航业界，和上海工商界同具深厚势力，向称上海十大业之一的航业领导机构，上海船联会的理事长，按照会章规定，不得连选连任，船联会的第一任理事长长上海闻人虞洽卿，他已经连任了一次，第三届实在不便蝉联，杜月笙乃以航业巨子之一，──大达轮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跃登了第三届理事长的宝座，这使他在迈向上海工商业领导者的旅程中，又缩短了一大段距离。
在杜月笙主持之下的大达轮船公司，曾于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初起时期，对政府有很大的贡献，抗战时期实行「以空间争取时间」的决策，求致最后胜利。军方征调陈旧轮只，自沉于浙江镇海炮台附近，阻遏日舰的攻势，上海航业界人士会商协调的结果，议决牺牲宁绍公司购于光绪年间的宁绍轮，和三北公司的一艘长兴号，后来可能因为吨位不够，将大达公司的大和轮也拖了去沉江。
不但自沉了一条大和轮，当其它轮船公司，为了避免政府和军方征调，纷纷加入外国籍，挂外国旗，──杜月笙决不这么做而且，他不等政府下命令，自动将大达公司的大达、大庆、大豫三条轮船，宁愿放弃装载大批逃难客的发财机会，全部交由政府使用。像这样的自动应差确属空前未有，政府用这三艘轮船抢运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库存、钞票、账册和人员，由上海西航汉口，直抵重庆。
大达轮铅公司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大陆沦陷之前，仍然和大通航业公司共同维系具有二十年历史的联营处，其英文名称则为D hTungShippingService。即以大达公司的本身来说，一个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烂摊子，被杜月笙、杨管北起死回生，扭转乾坤不算，业务发展之迅速，当年任何轮船公司无法望其项背。以航线来说，早先光走上海──扬州间尚无法维持，不久以后便扩展到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和上海—口岸、常阴沙。上海──天生港（南通）、任家港。上海—青龙港等这么许多条航线。于是大达公司在以上各地都有分公司设立，成为国轮自营内河航业的巨擘，这不是一项奇迹，而是表示杜月笙、杨管北确实能办事业，因为，任何一桩事业的成就，决非朝夕之功，一蹴可就的。
由于大达公司在我国航业界中的重要地位，当全国船联会成立，杜月笙在民国卅五年九月当选了该会理事长，杨管北、钱新之、除学禹为常务理事，他对这一个机构也曾尽了很大的力量。当民国三十七、八年币值日跌，运费冻结，全国航业几乎就要停摆，杜月笙即曾以抱病之躯，挺身而出，向交通部、行政院请求调整原则，并且二次贷款救济，方便全体同业渡过难关，维持了大撤退时期的交通，他对航业界的许多贡献，至今犹为斯业中人津津乐道。
交易所的剏始史实
中国之有「交易所」，始于民国十年，在上海四川路、爱多亚路转角，像一颗彗星般灿然出现的「上海物品交易所」。
这一个交易所的理事长是宁波巨商、沪上闻人虞和德（洽卿），常务理事为闻兰亭、周佩箴、郭外峰，他们都是智识份子，头脑比较新，认识很清楚的工商业者。「物品交易所」成立初期，原名「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业务范围，从证券到标金、纱布、面粉、杂粮，无所不包，由于它创设未久，而各种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上海人为了有以区别，于是将这个设立最早的老交易所，改称为「物品交易所」。
此一交易所的出现，迅即掌握了上海的重要商业。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服务社会，平准物价的商业机构，灌输给工商业者一种崭新的、合理的、有效法则的观念。有了「交易所」，由于货品大量买卖进出都集中于一地，工商业者可以明显的看出供求关系的趋向，供过于求则价跌，求过于供则价涨，这种公开买卖制度，澈底的扫除了少数人操纵物价，以及过去茶楼酒馆私下议价率而据为市价标准的弊端。
同时，由于「交易所」的设立，生产业者和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尤可藉由「期货真卖」，避免因汇兑价格和国内市场货价涨跌而生的风险。──在民国廿四年法币政策实施以前因为国外金与银的比价经常大起大落，每每牵动外汇行市，经营国外贸易者所负担的风险极大。再则，定货时和结货时的货价，又不时受到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影响，唯有「标金期货」的买页，才可以使其趋于平衡。凡此，都是创设交易所的用意所在，亦即「交易所」所可发挥的功能。「交易所」本身，仅祇站在中间人的立场，向买卖双方，收取合理的佣金。
为使读者对于「交易所」的业务和功能，及其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贡献，笔者在此举一个例，有以说明。譬如，某纱厂购进棉花七万担，每担价格二十四元，这七万担棉花可以纺成十六支纱两万件，平均每件纱的成本是原料（棉花）八十四元，再加上工资、动力设备和其它开销二十元共计一百零四元。然后我们假定，某工厂在购进棉花的时候，十六支纱的市价为一百三十元，所以，某工厂预计这一笔生意，可获利润每件二十六元乘两万件，一总是五十二万元。
问题在于，用一百六十八万元买进的七万担棉花，如欲纺成两万件十六支纱，为期需要六个月。六个月以后，十六支纱的价格必定会有所涨落，设若是涨，某纱厂即将获致暴利，设若跌了，某纱厂便要大亏其本。
现在，有了「交易所」，某纱厂便可以从从容容，毫无风险，利用拋售期货，亦即「标金期货」的办法，借重「交易所」的信用，在支出一百六十八万元购棉加工的同时，立刻收回纺成十六支纱的货款。例如，第一个月完工的棉纱三千件，以一百三十元的价格拋出，第二个月三千五百件，价格一百二十七元，第三个月约三千件，价格一百二十五元，第四个月三十件，价格一百二十三元，第五个月三千件，价格一百二十元，第六个月四千件，价格二百十八元。如此这般，某纱厂便可在出资购棉的同期，一下子收回二百三十九万另五百元，净赚三十一万零五百元。某纱厂只要安心生产，准备交货好了，生意做得稳稳当当，毫无风浪可言。这对于增加生产，安定物价，实有莫大之功能。
自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交易所设立以后，从民国十年冬到民十一年间，上海交易所之争相设置，有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几乎但有一业，便有某业的交易所，但有一物，也有一物的交易所。交易所的股票，往往在数日之内暴涨故倍。有这么许多各业各物的交易所扮至沓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乃以扩大影响，服务工商的机怀，对每一位后起同业，不惜循循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