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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点点头。“为什么一次要这么多水？为什么不用杯子喂他？”她问。她的声音非常温柔，我真为她担心。
“因为他得喝水。他必须喝。开始的时候他会主动要喝，但过了一会儿就不想喝了，我们得硬往里灌。我们得拿水去淹他，让他凭直觉往下喝，让他觉得喝水总比淹死了好。”
她又点了点头，把一只手放在戈尔洛夫的脖子后面，扶起他的头来。我把装着咸水的木桶凑到他的嘴唇旁，他吸了一口。比阿特丽斯把他的头放了下去。“不，不！”我说。“咱们得把他喂饱，尽量喂饱！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呢！”她又扶起他的头，我喊道：“喝水，戈尔洛夫！喝水！”
他又喝了几口，然后停住了，好像还没有醒过来。我把桶举得更高，温暖的咸水溢到他的脸颊和鼻子上；他给呛住了，吞了几口，咳了几声，接着又吞了几口。
他一头倒在枕头上，眼睛颤动了几下，睁开了。比阿特丽斯又把他托起来。“喝！”我命令他，又给他灌水。他呼哧一下喝了大约一品脱的样子，然后用手臂推开比阿特丽斯和我。他倒了下去，喘息着。
“你没事吧？”我对比阿特丽斯说。她又走到床前，一边回答一边把手掌搁在戈尔洛夫的肩膀上，把他按倒在枕头上。我放下桶，抓起一个腐烂得最厉害的苹果，把最臭的那一面直往他鼻孔里塞。开始他的眼皮还是紧闭着的，一下子猛地睁开了。又是咳嗽，又是呛住了，又是喷气，用手使劲地抓着头。他噌地一下子坐了起来，脸上涨得通红，脸颊鼓鼓的。就在他反胃呕吐的时候，我拽了一把他的肩膀，让他的头倒在床沿边那只木盆的上面。
“老大炮，这一发炮弹打得不错！”我说。“来吧！咱们再给你装弹药！”他精疲力尽地将脑袋落到枕头上，满头大汗，抬起头来看着我，仿佛听懂了我的话——要不就是害怕听懂我的话。我们又迅速地回到他的身边，他双手乱打，在我的脸颊上来了几记，把比阿特丽斯打翻在地上。她一下子站了起来，把手指硬往他喉咙里塞。戈尔洛夫的眼睛睁得老大。
“别，比阿特丽斯，不要把他弄死了，让我来吧！”我大声喊着，笑得发疯似的。“来，你来灌水，我来捉住他。”
我把全身的重量压在戈尔洛夫的身上，使劲把他的两只手臂放在身体的两侧，用力按住。比阿特丽斯给他灌盐水，然后猛地把一个烂苹果往他的鼻孔里塞。他呕吐的时候，我们俩往后一跃，他哇地吐了。
我们就这样反复着，大约有一个小时，没准儿有三个小时。反正那个晚上我没有了时间概念。戈尔洛夫的反抗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凶狠。他用最恶毒的语言骂我们俩，说我们要进万劫不复的地狱，还瞪着冒火的眼睛说他要亲眼看见我的心给狼吃了。我想看看他的头脑是否稍微清醒了一点，发疯是否轻微了一点，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迹象。跟他搏斗了这么长时间，闻到他七窍冒出的臭气，我自己都快要发疯了。
夜深了，他不再搏斗。比阿特丽斯和我也不跟他纠缠了。我们远远地站在床边，看着他。
戈尔洛夫静静地躺着，用手拍打着。他猛地一转身，大声叫嚷，身子撞疼了就痛苦地呻吟，转过身来仰卧着。他用头使劲地撞枕头，扭着脖子，又吐了。他不顾一切地用身子撞着床，撞累了，再次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比阿特丽斯和我跟戈尔洛夫一样筋疲力尽，我们俩坐在床两边的椅子上，等待着他再次发作。后来我们俩累得不能动弹了，只是观望着。
我们四目相对。
“他睡着了，”她说。
“比阿特丽斯，你……今天是第二次——”
她挥手示意我不要再说下去，微微摇了摇头。我想对她说她太棒了，可她用手势告诉我她不想听这些话，叫我别说了。我当时意识到其实我自己也不想悄声诉说衷肠，因为我们之间已经在进行着无言的交谈。
在大约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坐在那里进行着这种无言的交谈。
我眼睛盯着地板，她则看着戈尔洛夫床边的墙壁。最后我看了看病人，说：“他的确睡了。你冷吗？”她没有回答，但跟我一样并不冷。我站起来提着椅子，她也站了起来，拿着她的椅子。我们挪到壁炉旁坐了下来。为了不惊动病人，我们静悄悄地，不是肩并肩，也不是面对面，而是斜对角坐着，都面对着微弱的火苗。
也许是因为我感觉她有话要说，我抢先开了口。“比阿特丽斯，你这么会骑马是怎么学的？”
她把刚才要说的什么话撂到了一边，冲我笑了笑，然后又面对着火。“我父亲，”她说。“他是个军人，跟你一样。”
“是骑兵吗？”我问。她点了点头。“波兰人很会骑马，很坚强，很凶猛。”
《爱情与荣誉》第十七章（2）
她轻轻笑了。“他不是波兰人。他是瑞典人。跟随查尔斯十二世与沙皇彼得大帝作战。”
一个瑞典人。
不等我继续追问，她就讲起了她的身世。
“我父亲二十岁的时候，是个骑兵少校，跟随他的国王越过里加进入俄国，跟沙皇打仗。他——”
“二十岁，已经是少校了？”我打断她的话。我并不担心自己的插话会终止她的叙述。在无言的交流中我们已经约定了要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那他一定是个很卖命的士兵。要不就是个贵族。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两者兼而有之，”她说。“不过贵族是次要的，主要是他打起仗来很玩命。他很喜欢骑马、打仗，我想。他说起年轻时候在瑞典的情形，只是说当时他很狂，对打仗如饥似渴。他这样说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当时很蠢，但语气不是很肯定。到后来他……自个儿也闹不明白了。不过他酷爱骑马，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在我们村里，大家都说乌尔瓦乌斯骑着耕田的马也比俄国人骑什么马都快。他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被俘，一同被俘的有三千瑞典人。俄国人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送到波兰去，目的是要惩罚这两个国家的人。他在一个森林里的劳动营一干就是十年。后来，沙皇建造船舶要用各种不同的木材，他就被释放了。他碰到了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已经死了两个丈夫。他们结了婚，拥有波兰人极少有的东西……”
“爱情？”我试探着问。
“爱情在波兰并不稀罕。我是说他们有了一个收成很好的农场。”
“呵。”
屋子里悄无声息。戈尔洛夫除了胸脯的起伏之外一动也不动，火无声地燃着，发出轻微的劈啪声，犹如梦呓一般。比阿特丽斯的头歪向炉火，身子却坐得很直，火光照着她，从头发到腹部，从膝盖到脚趾。
“我父亲死于肺结核，”她说，“那年我十岁。家里其余的人——我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无法再维持农场的活计。不过反正也一样，因为女皇不久就把那片土地收归俄罗斯所有。我们的家业连同其他的土地都赐给米特斯基家族，我就去给他们干活，成了娜塔莎的侍女。”
“你还能见到家人吗？”
“一个都没剩下。我妈妈也死于肺结核，我的哥哥被强征入伍，去跟土耳其人打仗。据说也死了。以前我经常收到两个姐姐的来信，后来就没有了。”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又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现在你也得给我讲讲你自己。你骑马是跟谁学的？”
我当时想把一切都告诉她。其实倒也不是一切，因为琐碎的细节似乎并不重要，但我想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我父亲是养马的，给那些有钱买马但不会骑马的人训练马匹。他家在苏格兰，坐着一条满载着长老会教友的船跨越大洋来到弗吉尼亚，为的是得到宗教自由。我妈妈……也来自苏格兰，坐着同一条船，可是她没有能够跨过大洋——应该说没有能够等我出世，她在途中的大风浪中难产了三天，最后死了。我们的邻居——就是跟我们一道越洋过海，后来住在一块的那些人——说她非要听到我的哭声才肯死去。可我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们把妈妈葬在了海里；父亲对长老派的信仰很冷淡，因为妈妈的缘故他们也不计较。他们找了一个女人——一个老太太——给我读《圣经》。你瞧，开船的时候父亲和这些人并不是一伙的，母亲才是。既然他们结了婚，用他们的话说，母亲‘极力劝说’父亲信仰她的宗教。听他们说，母亲离开苏格兰是为了宗教自由，而父亲则是因为恨英国人。‘苏格兰真正的出口商品是自己的子孙。’他总是对我说。‘英国人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机会，只留下一个机会，那就是当海员，或者给英国王室当兵。’由于父亲的工作我学会了骑马，从长老会教友那里我学会了读书，读的主要是《圣经》。我十五岁那年，他们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惊喜：教会募集了一笔奖学金，让我去上威廉和玛丽学院。虽然我父亲只字未提，但他是反对我去上大学的。
“反对你读书？”她惊讶地插了一句。
“不完全是。我告诉他我想当牧师。他想让我做一个更体面的人。他想让我当弗吉尼亚的绅士，要我拥有绅士所必需的学问、修养和礼仪。可是没有钱那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要从事神学的愿望让他很伤心，他以为我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其实我自己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那种愿望并不是很真切。我从来没跟父亲说过。连我妻子也没说过。”
“她长得什么样？”
“漂亮，幸福，像个孩子。那年她十七，我十八。”
“你为什么要娶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爱她。那你为什么爱她？她有一种什么使得……”她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尴尬，但并没有就此罢休。
我盯着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回答。“信仰。我想是信仰。你知道，就是这个，这是我唯一能说出的原因。她信奉上帝，信奉真理，相信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我对这些信仰有疑虑。她能理解我的疑虑，完全能理解，于是我就很容易分享了她的信仰。”我很早以前就在内心深处关闭了所有回忆梅林达的门窗。但是在比阿特丽斯——这个我尊敬的女人，这个很像我失去的那个人一样开朗、坚强的女人——面前，我不可抗拒地打开了这些门窗，而心灵里的鬼魂便游荡了出来。第一次见到梅林达是在布鲁顿教区的教堂里。她坐在她父亲身边。她父亲派人来喊我去商量训练马匹的事宜。他刚刚买了几匹马。（大多数弗吉尼亚人在安息日是不干这种事情的。可是她父亲不是那种让琐屑的礼仪干扰正事的人。而我的父亲除了礼拜天之外是不让我出去的。于是我答应跟新教圣公会的教友一起做弥撒，就坐在楼座上。）我的眼睛发现了她，在唱圣歌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看我。她的眼睛跟五月的草一样碧绿，她的头发跟秋天的草叶一样黄。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全身都没有了气息。
《爱情与荣誉》第十七章（3）
但是我爱上她不是因为她那一刻表现出来的纯洁气质，也不是因为我跟她父亲走到他们家的谷仓，骑着那匹别人连马鞍都不敢套上的公马时，她看着我的那副神情。我爱上梅林达是因为她有某种超越于美丽和性格之外的东西。她很会笑。我告诉她，我们的社会不公平，不应该由大西洋对岸的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统治美利坚勤劳、宽容的平民。她总是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意。但是当我说出最可怕的担忧，表达出让我担心的预感――我们国家的机会、我们这块土地的资源、水和气候将会培育出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将会抛洒热血去换取自由的时候，她总是笑话我的忧虑，抱着我，坚定地向我断言，我们的生活是会有前途的。我们会有一个家庭。我们会有和平。在她死了以后，我再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我将自己的思绪拉回到了俄国。
她父亲在威廉斯堡郊外拥有一个烟草种植园，所以认为我配不上她。我想这也对，不过我配不上她的原因跟她父亲的不一样。她父亲反对我们俩的关系，使得我们匆忙地就在相识的那年圣诞节结了婚。那个冬天还没有过完，她就有了身孕。
“我们住在一个寒冷而潮湿的茅屋里，快到分娩的时候，她父亲来看望我们，说她可以回家去生孩子。我想他说得对。那正是我考试的时候，她父亲答应一旦她要分娩就派人来给我送信。我答应飞马及时赶回来。她相信了我的话，笑了。她从来都相信我。
“送信的人来了，不是从种植园来的；那个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