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妾这次幸蒙皇帝和皇后两陛下特恩,进宫来朝贺娘娘陛下的千秋节,深感皇恩浩荡,没齿不忘。家中有一件小事,想趁此请示陛下懿旨。”
周后有点不安地望着母亲:“同李皇亲家的事有关么?”
“是,娘娘陛下明鉴。臣妾想请示娘娘陛下……”
“唉!皇上为此事十分生气。倘若是李家让你来向我求情,你千万不要出口。”
丁夫人吓了一跳,心中凉了半截。在人宫之前,人们已经暗中替她出了不少主意,替她设想遇到各种不同情况应该如何说话,总之不能放过朝贺皇后的这个极其难得的机会。丁夫人怔了片刻,随即决定暂不直接向皇后求情,拿一件事情试探皇后口气。她赔笑说:
“臣妾何人,岂敢在陛下前为李家求情。”
“那么……是什么事儿?”
“李皇亲抗旨下狱,家产查封。他有一个女儿许给咱家为媳,今年一十五岁,尚未过门。此事应如何处分,恳乞陛下懿旨明示。”
周后想了一下,叹口气说:“人家当患难之际,我家虽然不能相助,自然也无绝婚之理。可用一乘小轿将这个姑娘取归咱家,将来择吉成亲。除姑娘穿的随身衣裙之外,不要带任何东西。”
“谨遵懿旨。”丁夫人的心中凉了,知道皇上要一意孤行到底,难以挽回。
周后又嘱咐一句:“切记,不要有任何夹带!”
丁夫人颤声说:“臣妾明白,决不敢有任何夹带。”
周后又轻轻叹口气,说:“皇上对李家十分生气,对你们各家皇亲也很不满意。你们太不体谅皇上的苦衷了!”
丁夫人心中大惊:“娘娘陛下!……”
周后接着说:“皇上若不是国库如洗,用兵吃紧,无处筹措军饷,何至于向皇亲国戚借助?各家皇亲都是与国同体,休戚相共。哪一家的钱财不是从宫中赏赐来的?哪一家的爵位不是皇家封的?皇上生气的是,国家到了这样困难地步,李皇亲家竟然死抗到底,一毛不拔,而各家皇亲也竟然只帮李家说话,不替皇家着想。皇上原想着目前暂向皇亲们借助一时,等到流贼剿灭,国运中兴,再大大赏赐各家。他的这点苦心,皇亲们竟然无人理会!”
丁夫人望望皇后脸上神色,不敢再说二话。恰在这时,司仪局女官进来,跪在皇后面前说:
“启奏娘娘陛下,嘉定伯夫人出宫时刻已到,请娘娘正殿升座。”
周后为着向皇亲借助军饷一事,弄得相持不下,单从这一件事上也露出败亡征兆,她肚里还有许多话想对母亲说出,但碍于皇家礼制,不能让母亲多留,只好硬咽说:
“唉,妈,你难得进宫一趟,不知什么时候咱母女再能见面!”
丁夫人含泪安慰说:“请陛下不必难过。要是天下太平,明年元旦准许命妇人宫朝贺,臣妾一定随同大家进宫,那时又可以同娘娘陛下见面了。”
“但愿能得如此!”
丁夫人向她的女儿跪下叩头,然后由宫女搀扶着,退到坤宁宫丹陛下恭立等候。
周后换上凤冠朝服,走出暖阁,在鼓乐声中重新升人宝座。太子和皇子、皇女侍立两旁。众女官和执事太监分两行肃立殿门内外,另外两个宫女打着交插的黄罗扇立在宝座背后。一个司仪女官走到丹陛下宣呼:
“嘉定伯夫人上殿叩辞!”
丁夫人由两个宫女搀扶着走上丹墀,又走进正殿,在庄严的乐声中随着司仪女官的唱赞向她的女儿行了叩拜礼,然后怀着失望和沉重的心情退出,毕恭毕敬地穿过仪仗,被搀出坤宁门,不敢回头看一眼。乐声停止,周后退人暖阁,更衣休息。掌事太监刘安进来,向她启奏隆福寺和尚慧静舍身自焚的“盛况”。周后问:
“慧静临自焚时说什么话了?”
刘安躬身说:“慧静至死并无痛苦,面带微笑,双手合十,稳坐蒲团,口念经咒不止,为皇爷和娘娘两陛下祈福。真是佛法无边,令人不可思议!”
周后满意,轻轻点头,从眼角露出微笑,刚才心上的许多不快都消失了。她挥手使刘安退出,重新净手,打开陈顺娟用血写的经卷,看着一个个殷红的字,想到刘安的话,又想着自己定会福寿双全,唤起了虔诵佛经的欲望,随即轻声念道:
“如是我闻……”
李国瑞在狱中听说田贵妃为他的事只说了一句话就谪居启祥宫,皇后不敢替他说话,十分惊骇,感到绝望,病情忽重,索性吞金自尽。锦衣卫使吴孟明同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秘密商定,只向崇祯奏称李国瑞是病重身亡,隐瞒了自尽真相,以便开脱他们看守疏忽的责任。崇祯得知李国瑞死在狱中的消息,心中很震动,赶快到奉先殿的配殿中跪在孝定太后的神主前焚香祈祷,求她鉴谅。他仍不愿这件事从此结束,想看看皇亲们有何动静。过了一天,他把曹化淳叫进宫来,问他李国瑞死后皇亲们有何谈论。曹化淳因早已受了皇亲们的贿赂和嘱托,趁机说:“据东厂和锦衣卫的番子禀报,皇亲和勋旧之家都认为皇上会停止追款,恩准李国瑞的儿子承袭爵位,发还已经查封的家产。”崇祯将曹化淳狠狠地看了一眼,冷笑一下,说:
“去,传谕锦衣卫,将李国瑞的儿子下狱,继续严追!”
曹化淳跪下说:“启奏皇爷,奴婢听说,李国瑞的儿子名叫存善,今年只有七岁。”
“啊?才只有七岁?……混蛋,还没有成人!”
崇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叫曹化淳起去。过了片刻,他吩咐将李府的管事家人下狱,家产充公。猜到皇亲们会利用李国瑞的死来抵制借助,他下决心要硬干到底,非弄到足够的军饷誓不罢休。他又向曹化淳恨恨地问:
“前些天京中士民说皇亲们在同朕斗法,可是真的?”
曹化淳躬身说:“前几天百姓中确有此话,奴婢曾经据实奏闻。”
崇祯冷笑一声,说:“朕是天下之主,看他们有多大本领!将李家的案子了结以后,看哪一家皇亲、勋旧敢不借助!皇亲们同朕斗法?笑话!”
他摆一摆下颏使曹化淳退出去,然后从椅子上跳起来,在乾清宫中激动地走来走去。
李自成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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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由于杨嗣昌的督师,明朝政府在对农民起义的军事上有了一些起色,暂时还居于优势。到崇祯十三年夏秋之间,将张献忠和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逼到川东,四面围堵,大部分已经投降,罗汝才也正在准备投降,被张献忠及时阻止。张献忠为摆脱明军压力,拉着罗汝才奔往四川腹地。李自成销声匿迹,不再为人注意。然而这只是局部的表面现象。实际上,明朝政权从来没有像在崇祯十三年夏秋间陷入全面的深刻危机。从军事上来看,十三年来崇祯一直陷于既要对付大规模农民起义,又要对付日趋强大的清朝的军事压力。到了目前阶段,四川战事胜负未决,前途变化莫测,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南部、四川北部和河南、陕西各地,到处有农民战争。山东西部、南部和徐州一带的农民大起义,严重威胁着明朝中央政权赖以生存的南北漕运①。在山海关外,崇祯为防备清兵再次南下,催促洪承畴指挥十几万大军向松山、杏山和塔山一带进兵,谋解锦州之围,但是军心不齐,粮饷补给困难,几乎等于是孤注一掷。从财政经济来看,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尤其是黄河流域各省,由于长期战乱,官军纪律败坏,烧杀淫掠,官府横征暴敛,加上各种天灾人祸,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死亡流离,往往村落为墟,人烟断绝。到了十三年夏秋之间,不但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各省的旱灾和蝗灾特别惨重,而且朝廷所依赖的江南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苏州府等地粮价飞涨,城市中发生了多起抢粮风潮。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军费开支反而增加,所以财政方面确实快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军事和财政经济两方面的严重危机,加深了朝廷上的政治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崇祯皇帝因借助军饷问题同皇亲、勋旧展开的明争暗斗,另一方面因对拯救危亡的看法不同,崇须同一些朝臣发生直接交锋。
①漕运——明代将江南大米和其他物资从运河运往北京,称为漕运,为朝廷生命所系。
对于当时明王朝所面临的空前危机,皇亲和勋;日这一个只讲究养尊处优的阶层感受最浅,而在朝臣中却有很多人比较清楚,有些人深为国事担忧。受全面危机的压力最大的是崇祯皇帝。现在他正在为克服这一可怕的危机而拼命挣扎,不过有时他还在幻想做一个“中兴之主”,口头上也时常这么说。尽管他不敢想,更不肯说有亡国可能,但这种深藏在心中的无限忧虑和时常泛起的悲观情绪使他更变得刚愎任性,心狠手辣,决不允许任何朝臣批评和阻碍他的行事。
抄家的上谕下了以后,锦衣卫和东厂自然是雷厉风行,趁机发财。住在京城的所有皇亲、勋旧越发兔死狐悲,人人自危。大地主官僚们也担心将来轮到向他们借助,都觉得皇帝未免太任性行事。但廷臣们都害怕皇上震怒,不敢进谏,只是冷眼看这事将如何结局。皇亲们却不能等待,赶快联名上了一封奏疏,恳乞皇上开恩,念李国瑞已死狱中,停止抄家,使其子存善袭爵,以慰孝定太后在天之灵。崇祯一向迷信鬼神,想到孝定太后,心中不免犹豫,打算借着十几家皇亲联名上疏求情的机会赶快转轘,暂停抄家。但过了半天,他想不出另外的措饷办法,各地军事形势又逼得他坐立不安,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寸步不让,非将这第一炮打响不可。他在奏疏上用朱笔批“留中”二字,扔向一旁,心中叹息说:“唉,你们这班皇亲国戚、勋旧世家,真是糊涂!你们的富贵自何而来?倘若朕的江山不保,你们不是也跟着家破人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又暗恨薛国观,倘若不是他当时赞同向李国瑞头上开刀,另外想一个筹饷办法,何至于今日进退两难!
又过三天,他正在乾清宫中发闷,秉笔太监王承恩送来了一叠文书。他先看了几封奏疏,都是攻击杨嗣昌的,说了一些杨嗣昌的短处,认为他督师剿贼很难成功。其中有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的一封奏疏,措词特别激烈。他抨击杨嗣昌加征练馆,引荐陈新甲做兵部尚书是为暗中同满洲议和准备,又攻击杨嗣昌继母死后没有回原籍奔丧守孝,而是“夺情视事”。崇祯看了前几封奏疏已经很生气,看了黄道周的奏疏更加愤怒,在心中恨恨地说:
“这个黄道周,才回京不久,竟敢上疏胡言,阻挠大计,博取清直敢言之名,殊为可恶!”
他没有批语,也没有心情再看别的奏疏,站起来来回走动,脚步特别沉重。忽然,他忍不住叹口气,说出一句话:
“朕的为国苦心,黄道周这班人何曾知道!”
黄道周和崇祯一样,一心要维护摇摇欲倒的明朝江山,但是他坚决反对崇祯的几项重大措施。他不敢直接批评皇帝,只好激烈地批评杨嗣昌的误国。他反对加征练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中心目的是害怕朝廷为此而失尽人心,将广大没有造反的百姓逼迫到造反的路上。崇祯为同意加征练饷的事,在去年已引起朝议哗然,但这是出于形势所迫,好比明知是一杯鸩酒,也只好饮鸩止渴。崇祯在心里说:“你们这班朝臣,只会放空炮,没有一个人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关于同清朝秘密议和的事,崇祯最忌讳有人说出,而偏偏黄道周在疏中公然抨击。崇祯一直认为:满洲人原是大明臣民,只是到了万历中叶以后,因边臣“抚驭”失策,才有努尔哈赤之叛,逐渐酿成近二十年来之祸。如今同满洲暗中议和实是万不得已。宋与金的历史,对崇祯说来,殷鉴不远,而他绝不愿在臣民心目和后代史书中被看成是懦弱无能的君主。自从前年由杨嗣昌和高起潜主持,开始暗中同清方议和,他就不许用“议和”一词,只许用“议抚”一词。黄道周在疏中直然不讳地批评杨嗣昌同满洲议和,深深地刺伤了他这个自认为“天下共主”和“千古英主”的自尊心,何况他迫切希望赶快能够同满洲休兵罢战,暂时摆脱两面用兵的困境,以便专力围剿农民起义军。这是他的至关重要的救急方略,不料黄道周竟然如此不达事理,不明白他的苦心!他看得很清楚,满朝大臣中没有一个人在做事干练和通权达变上能够比得上杨嗣昌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借弹劾杨嗣昌的题目干扰加征练饷和对满方略,更不许在目前川、鄂一带军事胜利在望的关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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