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 第19部分

　　仅有一个稍为会使人觉得惊讶的相似点，那就是，棺

　　材的位置是由1根根子在月光下投射的影子标示出来

　　的，而我却利用阳光投射一座山峰的影子去标明进入地

　　球深部的人口位置，瞧！蓬热斯特先生的小说大体上是

　　在我那本书开头的地方结束的！……

　　我向您发誓，我在写《地心游记》的时候，压根儿不知

　　道蓬热斯特先生的那篇小说。

　　同样很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之所以在要求文学家协

　　会作出仲裁之后又改变了裁判权，那是他刚被该协会判

　　决为剽窃者……

　　这场官司发生在1875年。蓬热斯特败诉，被判支付全部诉讼费用。


　　






凡尔纳传第十八章　《从地球到月球》






第十八章　《从地球到月球》

　　比阿波罗九号早100年，按相同的弹道，载着宇航员的炮弹就被发向月球，小说于1865年发表在《论战报》上，然后又以单行本出版；《哈特勒斯船长历险记》于1866年问世，这时，儒勒·凡尔纳已开始创作《格兰特船长的女儿》和《神秘岛》

　　1865年发表在《家庭博览》上的中篇小说《突破封锁的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证据——如果需要这种证据的话，这位作家一直密切注视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这场战争已接近尾声，终于1865年4月9日因勒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而结束。集结在赫泽尔周围的自由党人衷心祝愿联邦政府的拥护者取得胜利，认为他们是反奴隶制思想的捍卫者，而且在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这种反奴隶制的狂热在赫泽尔身上仍将持续下去，在禁止贩卖黑奴以后，他仍坚持要尼摩追捕黑奴贩子。儒勒·凡尔纳热情关注着这场兄弟杀戮的战争。他后来在《北方反对南方》一书中给我们留下的对这场战争的描述表明，他非常了解事态的发展；他对双方为使炮兵具有一种时至今日仍无法弄清的威力而作出的巨大努力感触尤深，并对此感到惧怕。和平恢复以后，在那么多年以寻求彻底消灭同类的最佳方式为目标的炮兵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和平主义者对此不能不深感忧虑。那些大炮制造商或许会变成危险的肇事者，他们的商业活动突然中断之后，将寻求什么样的方式去排遣消闷呢？

　　他把他那支剧作者的笔浸入墨水瓶里，蘸上不乏兴致的墨水，以描绘这些“比不上缝纫机有用”的杀人武器的发明者。第一卷《从地球到月球》是一部充满幽默感的名副其实的幽默作品。让这些碍手碍脚的炮手作什么？在这位经常逛林荫道的人的头脑中，答案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出现的；让他们去轰击月球，必要时，把他们送到月球上去！

　　目标找到了，现在的问题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炮手们只能设想一种唯一的方式，那就是使用大炮。必须承认，在那时，实在找不到别的方式了。

　　这位作家非常认真，他要证实原先无非是个恶作剧，但显然是一件可能作到的事情；巴比康必须提供证据，物理和数学将要助幻想的一臂之力。小说家借助他往年积累的科学知识，手执铅笔进行各种计算。计算结果向他表明，从弹道的角度上说，这个方案显然是可行的。再说，弹丸可由一颗炮弹来代替，而这颗炮弹是空心的；他依稀听见他的朋友纳达尔向他响咕说，可以让一个人坐在上一面。这位敢作敢为、热情奔放的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去试一试这次如此疯狂的冒险；因此，这样的一个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米歇尔·阿尔当——由组成纳达尔的字母调换一下位置而形成的名字，将是第一个宇航员。

　　儒勒·凡尔纳非常谨慎，他不敢肯定自己的计算是否准确，于是请他的堂兄、高等数学教授亨利·加塞再认真地算了一遍。亨利·加塞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宇宙学方面的论文，作这样的计算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发射弹道确定下来了，但仍然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异议；这位小说家非常诚实地将这些异议指出来了。按照夏尔一诺埃尔·马丁的说法，他既不是“无知的人，也不是容易受骗的人”。他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必须让人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些异议虽然难以解决，但毕竟被解决了，只有这样他才能将小说写下去。据说，假如使用火箭，淬然发生的加速运动、因与大气层摩擦而发热等这些障碍大概都可以被克服；事实上，火箭的确是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这位作家不是不晓得使用火箭，因为他的炮弹就装有制动火箭系统。但这是在枪炮社会，根本谈不上使用火箭！更为严重的是，推进火箭所必须的燃料在当时还不存在，有的只是火药，而使用火药又无法控制其爆炸力。

　　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觉察得出，无论在宇宙学方面，还是在物理、数学和化学方面，他对所获得的结果都是极为谨慎的。他设计的太空船的发射弹道是准确的，这艘太空船用铝制造，高度和重量都十分正确，而且预计到空气形成环流。我们发现他将直径为4。8768米、能分析巨蟹星云的望远镜架在乱石岗上，这实在使人感到惊讶。这架仪器跟后来设置在巴洛马尔山同样的石山上的那架直径为五米的望远镜何其相似！至于对巨蟹星云的归算，25年来恰好就是天体研究的目标！

　　1865年，《论战报》发表了《从地球到月球》；9月6日，作者从克罗托瓦给赫泽尔写信说：“我们很快就要在《论战报》上发表出去”；几天后，他满意地发现“月亮终于在桃战报》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他信中还说到，赫泽尔要在巴黎呆至9月底，而他本人将在克罗托瓦呆至10月IO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部作品是在九月份连载的。我们从1865年9月6日的这封信中还有点诧异地了解到，他正在“热情而高兴地”创作另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他说：“罗伯尔·格兰特成了一位非常大胆、非常勇敢的小伙子。”在后来的一封信中我们得知，他打算“让《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歇一歇”，好去想像“一位出色的鲁滨逊”。他补充道，“他头脑中出现一些绝妙的想法：作品写出来后，将能谦逊地与那位瑞士鲁滨逊相比。”

　　他并没欺骗自己，这鲁滨逊不是别的，正是1874年发表的《神秘岛》！他承认，他此刻“离格兰特千里之遥”，不知道“后续部分是否能写出来。”可是，在同一时期前后，他又指出，《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第一卷进展很快。


　　






凡尔纳传第十九章　肺腑之言






第十九章　肺腑之言

　　儒勒·赫泽尔和他周围的作家对儒勒·凡尔纳的影响；互相信任所结出的合作之果；克罗托瓦之行

　　现在来谈一谈将他与赫泽尔联系起来的那几份合同，似乎已经时机成熟。正是这几份合同给他提供了生活和工作的手段。

　　我们知道，1863年签订的第1份合同保证每卷给作者支付1900法郎；他每年必须提供3卷，这样，他一年的收入就是57OO　法郎，即每月465法郎。1865年12月11日签订的一份合同改善了这些条件。这份合同的期限从1866年1月1日至1871年12月31日；每卷的价钱提高至3000法郎，条件是“从以出版商认为合适的方式发表之日起10年内，出版商对每部作品拥有专属所有权。”至于插图版，出版商拥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合同明确指出，出版这些作品的插图版本的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属出版商。但对已经出版的五卷作品，出版商同意给作者支付5500法郎的赔款，亦即每卷1100法郎。1871年9月25日，1份新的合同又签订了，作者每年应提供的作品不再是3卷，而是两卷；但出版商每年给作者支付的不是9000法郎，而是12000法郎，亦即每月1000法郎。作为交换，作者同意对已出版和将要出版的非插图版本的使用权延长3年；合同还规定，除每年应提供的两卷外，还包括两卷的《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的后续部分按每卷2000法郎付酬。

　　赫泽尔不断给作者改善这些条件，使作者感到十分满意。那时，出版商自负出版盈亏，以固定价格购买作品，这是一种通行的办法。有时只是简单地达成这样的协议，生意由出版商作成后，利润对半平分，这大体上就是按出版情况计算版税的最初方式。赫泽尔是赞成著作权的，他写过几篇论著，极力维护文学作品的著作权。后来，按所售册数的百分比分成也就取代了承包让与。

　　使人感触颇深的是，浪漫的斯塔尔所具有的魅力和才华，一直得到他与之出版作品的文学家的好感。这些文学家对他的判断、诚实、非常可靠的情趣和内心潜藏着的才能都极其信任。他一直与拉马丁、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等颇负盛名的作家保持通信联系，仅这一点便可证明。虽说关心个人利益的雨果有时显得有所保留，但在困难时刻，他还是非常感激忠实于他的这位出版商的。陷入极度穷困境地的巴尔扎克也愿意求助于他。拉马丁并不怀疑自己能够信赖他的友情。他们全都明白，他把自己对生意方面的审慎的辨识力提供给他们利用。当然，对于雨果和拉马丁来说，他对他们的文学成就比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更为赞赏。

　　看来，这位出版商跟乔治·桑的友情尤为密切。从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可以看出，他们互相信任的感情直至离开人世之日方止。他是她的一位高明的顾问，始终维护着她的利益，甚至亲自监督她的戏剧的排练。

　　像看守门户的两面神像那样，赫泽尔具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向过去，一副面向未来；他通晓古典文学，也渴望了解新的表达形式，这就使他具有能发现和支持新作者（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样一种敏锐的嗅觉。

　　在这位出版商的背后投射出文学批评家的影子；很难将出版商赫泽尔与作家斯塔尔区分开来。他所处的这种优越地位，使他能自觉地介入他的作者的创作活动中。在国立图书馆的赫泽尔展览室里，我们可以发现巴尔扎克的一整页手稿被斯塔尔抹掉重写！乔治·桑闭起眼睛接受她的这位出版商的批评，并毫不犹豫地作出他认为合适的修改。斯塔尔的才华使这种有益的合作能坚持下去。

　　曾幻想过建立一个仁慈、廉洁的共和国的这位参加过48年大革命的人，将具有同样思想的人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他的朋友圈子具有某种共和色彩，亦即革命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圈子主要是由帝国的反对派人士组成的。在拿破仑三世下台的时候，他仍然保持这种左的倾向，但同时也埋怨公社的过火行动，认为公社将共和国置于危险的境地。

　　儒勒·凡尔纳是个具有同样观点的新加入者，在这个集团中当然感到舒畅。组成这个阶层的人大抵公开接受各种新思想，但这些新思想一般较为沉着冷静，始终没将共和的概念与秩序的概念分开。智慧和勇气的这种混合，并没使儒勒·凡尔纳觉得不快。他在赫泽尔的朋友当中结识了一些作家和科学家。事有凑巧，他跟负责主持《教育与娱乐杂志》的让·马塞建立了联系；他结识了圣克莱尔·德维尔、教育家贝特朗、欧内斯特勒古韦，而且很可能还认识了乔治·桑。他遇着或重新遇着1865年去世的雅克·阿拉戈的弟弟艾蒂安·阿拉戈。

　　赫泽尔交游甚广。当他由这位年轻朋友参加到《教育与娱乐杂志》的班子中来时，大概从他的这些交游中获得不少好处；我们读一读帕梅尼和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那部著作便会明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也都不鄙视青年文学，并主动地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他们的作品。

　　对于他的出版社的联系作者来说，赫泽尔一斯塔尔是“老板”。行家，甚至是小学教师。他对一位新手决不放弃这种态度，但当这位新手羽毛丰满，能够自己飞起来时，他的这种态度便有所收敛。他的评论、意见、建议和批评都会被诚心诚意地接受。

　　认为赫泽尔以精神上的父亲代替了血统的父亲，这话也不全对。实际上，赫泽尔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上的父亲，却并没有驱除血统父亲的形象，而不过是接替血统的父亲。

　　从1863－1871年这段期间，日渐衰老的皮埃尔所产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通过友谊和文学批评的途径，赫泽尔的影响却日益加强。1871年皮埃尔去世；赫泽尔代替他对凡尔纳起顾问和朋友的作用。这两位作家不仅互相尊重、互相爱戴，而且非常重视对方所完成的作品。斯塔尔的作品真可谓文如其人，不仅文笔优美、文体华丽，而且具有容易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