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作者是根据一位秘鲁画家梅里诺的水彩画集创作出这篇小说来的。梅里诺是阿拉戈的朋友。夏尔—诺埃尔·马丁强调指出：
在写景方面，儒勒·凡尔纳跟雨果一样，是个充满幻
觉的人。他从心底里看到种种场景，然后以令人吃惊的
准确性将这些场景描划出来。这种准确性使人想到画家
的观察本领……儒勒·凡尔纳取得成功的最人秘诀，在于
他善于让千百万读者领略到他自己从内心以见到过的东
西。
这种见解跟我本人尤其在谈到《从地球到月球》和《环游月球》时所提出的见解十分一致，找只能表示完全赞同。这位作家生活在他所描写的环境之中；他被想象带入到这些环境中去，并纵观这些环境的全貌，因此，他使我们产生这种亲临其境的印象，这是他的创作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有这种必要，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大量信件中找到证据。这些信件中，他在谈到正在创作的每一部书稿时常常提到：
我生活在我的圆炮弹中……我到了纬度80°的地区，气温达零下80℃，我一写作便患感冒……我正在作海底旅行……我到了《黑印度》，再没想到别的事情……我到了新西兰……
他自己并没完全发觉自己具有这种珍贵的才能，而是固执地要在编写并无多少光泽的滑稽歌剧或喜剧的剧本中耗费自己的精力，这不是近乎荒谬吗？
看来，他并没充分认识到《马丁·帕兹》的顺利发表给他带来的前景，这从他好像对自己与伊尼亚合作编写第二个歌剧而感到特别高兴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他自己认为，这个剧本必定被第三歌剧院采用；他说，“歌曲和诗歌实在活泼极了。”这个喜剧果真在1853年被采用了，题目叫做《佩戴牛至花的伙伴》”。
皮埃尔·凡尔纳倒是看出了《马丁·帕兹》的成就，故此希望他儿子申请文学院的奖金。这个建议并没使1852年的这位不满现状的青年感到高兴。他相当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至于文学院奖金，那实在太感谢了；要获得这种奖
金，就得像加入法兰西研究院的荒唐合唱那样施展诡计。
常常会有这种事情，最好的东西并不拿出来；因此，若要
施展诡计，我倒不如作点更为有益的事。
他父亲这位蹩脚诗人在他的恭维中夹杂了某种责备：儒勒干嘛不再写诗了？对此，他回答说：“可我一直在写，而且写了许多。眼下，我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把我的整个儿身心全占据了。”
他最后把题目定为《蒙娜·丽萨》的这个喜剧似乎使他长期放不下来。这个喜剧“质朴而富于艺术性”，“具有缪塞的剧本那样的风格。”可是，虽然该剧不乏勉力，却一直没有发表。我打算在下面谈到这位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厌恶女人时再对它作些分析。
凡尔纳传第十章 科学的魅力
第十章 科学的魅力
作家的方向明确下来：旅行，研究地理，钻研科学，紧接着是幻想；《扎夏里尤斯师傅》（1854）；《在冰川上过冬》（1855）；还在醉心戏剧：《当今的幸运儿》（喜剧）
地理学似乎是他开始认真钻研的第一门学科。可是，世间万物总是互相关联的，要接触一门学科，势必触及到另外一门。他的视野必然地渐渐扩大：地理不能忽视地球物理和普通物理，而物理又需要数学。他所置身的环境有利于他对知识的追求；在阿拉戈家里，他接触到受过各种不同训练的人物，有文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也有画家；在塔勒克西家里，以音乐为特征的有才华者亦不乏其人。
联结着他与堂兄加塞的密切关系，使他学到了不少数学知识。亨利·加塞1815年生于普罗万省；他比儒勒·凡尔纳大13岁。他拿着皮埃尔·凡尔纳交给他的一笔款子，按月给这位大学生支付生活费用。他在享利四世中学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任数学教员。1853年，他发表了《宇宙志教程》；1856年又发表了《力学的基本原理》。我们知道，他的这位年轻堂弟对他的这两部著作挺感兴趣；在他俩的闲谈中，他还可以作些适当的解释。
年轻的儒勒·凡尔纳日复一日、满怀热情地深入钻研地理知识。他记忆力强，在与旅行家、探险家、地理学家的直接接触中又不断受到鼓舞，他自己也成了地理学家。
我们无法过分强调他付出的全部劳动。无论当法学生、剧作者、巴黎歌剧院书记，还是后来当了证券交易所的代理人和作家，他一天也未间断过作出这种艰苦的劳动。他愿意每天付出8小时以履行他的社会职责，但他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他的真正工作是每天清晨5点钟起在家里或在国立图书馆里开始的。他经常到国立图书馆去，那里的丰富藏书使他感到振奋。
他的工具慢慢地发生变化。如今，他只需检验一下他是否能有效地使用他的工具。皮特尔·谢瓦利埃赞赏他的学识，他对皮特尔·谢瓦利埃也颇怀好感，因此，他给他写了一篇试笔之作《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他勤奋好学而获得的知识活起来了。
假使他接受过某种基础训练，他无疑会深入研究一门专业。既然立志致力于文学，他就不可能在各个根本不同的方向上齐头并进；他学识广博，倘若他找不到一个凝聚点、一个热衷科学事业的新秀的奋斗目标，他兴许会过于分散自己的精力；如果他找不到一种应用的方式，他所积累的卡片——据德·亚米西斯估计，约有两万余张——无疑等于白费。他对科学运动极为赞赏，但这场运动在公众舆论中所引起的兴趣又极为一般，因此，他深深懂得，把注意力吸引到这个知识领域中来的时刻已经到了。这需要全体的合作，才能在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道路上前进得更远，而他所关心的仅仅是实践应用的普及。
这并不是要恢复狄德罗的思想的问题。狄德罗主张通过领导国家的受过教育的先进分子去传播科学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是非常突出的。社会气候已经发生变化；传播科学思想的事业变得更加广泛，因而必须依靠更深的底层；况且，在目前来说，由于教育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数量大为增加，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他不是希望歌颂19世纪的学者们所作出的这种巨大努力吗？
爱伦·坡独具一格的文风在他身上产生强烈的反响；这种将诗意与推理奇怪地揉合起来的手法使他大为感动，但如果说，这位受人鄙视的美国诗人怀有某些意图的话，那么他倒是完全不同的。科学性在爱伦·坡的作品中仅起第二位作用，只是作为他表达自己的痛苦灵魂的忧伤的一个幌子。他的故事无非是一些梦幻。这些梦幻使他能够表达他作品中的人物心理上的复杂变化和面对极为反常的情势而作出的反应。他培育的是一个怪胎；他所感兴趣的，是在正常秩序中的例外，但他的灵感基础仍然是他对美国社会和进步的傲慢的蔑视。
这种世界观跟儒勒·凡尔纳的世界观是格格不人的。儒勒·凡尔纳希望人类能够发现自己，并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对实体的崇拜，自强不息地立于一个真实的、难以驾驭的世界之中：必须从现实中提取真理、美好和进步。
虽然他仍十分怀恋戏剧，但他抽出大部分时间去搜集资料。他在给家人写的信件中几乎从不提及此事，仿佛将人们或许会认为毫无用处的这种工作透露出去，乃是一种羞耻。倘若他为《马丁·帕兹》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的话，那么当他父亲为另一个剧本《当今的幸运儿》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同样会感到高兴。他自己认为这个剧本是一篇风俗研究，而且，他激烈地为《才脱龙潭又入虎穴》进行辩护，并把这个喜剧当成一篇性格研究。
我们还得感谢皮特尔·谢瓦利埃要求他为《家庭博物馆》撰写文章，并说服他不要放弃能发挥他的才华的这种体裁。1853年，他给父亲写道：
我终于完成了我非常乐于撰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
中，你一定会多少发现在我的新作中所缺少的那种观察；
必须看到，整篇东西均发端于某种哲学观念，而将这种哲
学观念融合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结局中，这是作家的一
种责任。在生活中，没有一种事实、没有一起事件不产生
某种道德见解的，必须注意这一点并将它付诸实践。
1854年，《家庭博览》发表了《扎夏里尤斯师傅或失去灵魂的钟表匠》。这篇小说产生土一只走时不准的手表所引起的事件，而这只手表确实装置了“擒纵机构”！一看标题就会知道，这篇故事写得非常出色，而且像霍夫曼的故事那样具有虚幻色彩。故事通篇交织着正面展开、离奇情节、诗的激情和深刻思考，跟爱伦·坡的创作手法有点相类似。科学题材首次出现，但它主要地是提醒我们切勿因掌握科学而可能产生的傲慢。
凡是读过这篇故事的人都会记得扎夏里尤斯这个人物。他是日内瓦的一个心灵手巧的钟表匠，发明了擒纵机构后，他把灵魂比作发条，把躲体比作调整机构，自以为发现了“灵魂与肉体结合的全部秘密”。上帝创造了永恒；扎夏里尤斯用自己的发明征服了时间，并有规律地安排了错乱的时刻。他不会死亡，因为他调整了时间，时间将跟他一起殁灭：他的生命跟他所有钟表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后来，他的负责调整太阳的同行、外表象钟的一个古怪的侏儒施展法术，使他的钟表一个接一个地损坏了！他的女儿热朗德把他拖去望大弥撒，但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位“傲慢的老头儿不肯向圣体俯首折腰”，而古钟楼的那只钟竟停了指针，连正午也没打响！
只有安德纳特城堡的那只钟没发出任何抱怨。这只钟每个钟点都要显示一条天主教的格言。它的制造者的生命取决于它的运动；因此，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这只钟找回来，防止它停走。
在这座早已倾颓的城堡中，他终于发现了这只钟和它的主人。这位主人不是别人，正是负责调整太阳的那个钟表匠。扎夏里尤斯欣喜若狂，傲气倍增，勿勿忙忙将这只钟拨前了一个世纪！可惜，出现在钟盘上面的再不是虔诚的格言，而是亵渎宗教的箴言。热郎德请来的一位隐修士给这只古钟驱邪，古钟终于显示出最后一条警语：“谁要跟上帝比高低，谁将永世被罚入地狱。”
计量时间的机器随即爆毁；发条在大厅四周蹦蹦跳跳，扎夏里尤斯拼命追赶，徒然地想把它抓住。他连喊几声“我的灵魂，我的灵魂！”随即一命呜呼。
以后，这位作者在颂扬科学的同时，同样不时地插入一些感想或事件，提醒我们谨记人类的能力是有限度的，通过自身的努力，固然可将这些界限扩大一点，但这些界限毕竟还是存在。
必须承认，他在这篇寓言中相当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种激烈性暴露了他的内心斗争。他对科学进步的赞赏跟他的宗教信念发生了冲突，他把自己如此重视人类的知识视若一种内疚。随着他对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化，这种冲突逐渐模糊了。“科学使世间万物向它靠拢，而无需追溯产生最初原理的无限源泉。”25岁时，他之所以为这种跟对科学的自豪感相拂逆的冲突所困扰，乃是因为他尚未很好地把握住科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他处于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不能和睦共处这样一个时代。
这个怪异故事是一份起诉状，当然主要地不是针对科学，而是针对科学对某些人可能产生的迷恋。这种人给科学赋予各种狂妄的野心。虽然他新近获得的知识对形而上学产生某种反响，但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科学的遥远目标是给人类对宇宙的斗争和对起始原因的探求带来一点光明；但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只因爬了几级便自炫已到达阶梯的顶部，这无疑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科学乃是一只名副其实的达娜依特的酒桶。上世纪末的科学主义变得渐渐模糊，现代的唯物主义流派本身也比其兄长要谨慎得多。一般说来，各种流派依然存在，但仅代表各种思想倾向而已；人们不再对用权威口吻作出的肯定感到满意。1854年，各学派之争更为尖锐，给扎夏里尤斯提出的要谦虚的教训也许不是无益的。我们这位小说家所走的正是这条路；人类必须主宰压抑着自己的大自然。人类所遭遇的悲剧将成为他的基本主题，他将通过想象出来的例子去阐明这个主题。
巴黎歌剧院的年度停演即将临近，18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