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人是一个驼背，好象偷了人家一口锅整年背着。他的背是怎么驼的，有好几种说
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他在大兴安岭当盲流时，在山里抬大木头，碰上个河南坏种，
给他吃了一个哑巴亏，伤了他的脊梁骨，从此就驼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去偷人家
的老婆，被人家发现，人慌无智，狗急跳墙，摔坏了脊梁骨，从此就驼了。我相信
前一种说法而坚决否定后一种说法，因为朱老师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希望他抬大木
头伤了腰，这样比较悲壮，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英雄气慨，比搞破鞋伤了腰光彩。大
兴安岭，原始森林，红松大木，比人还要粗，长达数十米，重达两千斤，八个人，
四根杠子，喊着号子抬起来，听着号子，颤颤抖抖地往前走：嗨哟___嗨哟___嗨哟
___林间小道上尽是腐枝败叶，一脚下去，水就渗了出来。嗨哟___嗨哟___嗨哟___
_松鼠在树上吱吱叫着追逐蹿跳， 飞龙咯咯叫着，展开像扇子样的花尾巴，从大树
冠中滑翔到灌木丛里。这时，与他同抬一根杠子的河南坏种小花虎突然将杠子扔了，
他猝不及防，身体晃了几晃，腰杆子发出了一声脆响，然后就趴在了地上，像一条
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的像青杨树一样挺拔的腰从此就弯了，他的像铁板一
样平展的背从此就驼了，一个好小伙子就这样废了。当然，如果他不遭这一劫，也
就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那时候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大羊栏小学都要搞一次运动会。起初这个运动
会就是学生们跑跑跳跳，打打篮球扔扔手榴弹什么的，一上午就结束了。后来，不
知道怎么弄的，学生的运动会变成了老师的运动会，老师的运动会把农场的右派也
吸收进来了。这一下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节运动会名气就大了，很快就名扬全县、
全区、半个省。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了一篇《记一次跳高比赛》，这篇作文受到
了老师的表扬。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画了许多圈，点了许多点，这就叫做可
圈可点。他还用红笔写了二百多字的批语，什么‘语言通顺’啦，‘描写生动’啦，
‘层次分明’啦，‘重点突出’啦，‘继续努力’啦，‘不要骄傲’啦，等等。后
来我的语文老师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右派一组的中文系教授老单看，老单看
了说，一个十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老单是全中国有名的文学史专
家，连李白的姥姥家姓什么他都知道，能得到他的夸奖，就跟得到了郭沫若的夸奖
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老师得寸进尺，又无耻地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省报总编
辑李镇看。李镇用一分钟就把文章看完了，然后摸出一支像火棍的黑杆钢笔，连钩
带划，把原长一千字的《记一次跳高比赛》砍削成五十个字，说：就这样寄出去吧，
没准能发表。我们老师非要他给写一封推荐信，他实在顶不住粘糊，就写了一百多
个字，给省报的编辑。我和老师欢天喜地的把稿子寄出去，然后就天天盼省报，几
天后文章果然发了。这一下子我有了名，我们老师有了名，我们学校有了名，我们
学校的五一运动会更是大大有了名。第二年，全县教师运动会就挪到我们学校召开
了。第三年，周围几个县的学校也组织体育教师来观摩。当时的县革委主任高风同
志原先是八一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因为腿伤，退役下到我们这里来的。该同志
爱体育，懂体育，一进体育场就热血沸腾，一看见跳高架子就眼泪汪汪。他亲临我
校参加了一届运动会，参观了比赛，兴奋得不亦乐乎。他还在百忙当中接见了我，
用他的大巴掌拍着我的头说：“小家伙，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不错，继续
努力，长大后争取当个记者。”他从胸前的口袋里里摸出一支博士牌钢笔，送给我
以资鼓励。激动得我尿了一裤子。开完运动会，他没有回县，直接去了农场，与场
领导密谋了许久。回去后，他就拨来了十万元钱，让我们学校增添体育器材，修建
比赛场地。所有的技术问题，由农场的右派解决；所有的力气活，由我们周围十几
个村子的老百姓来干。出这样的力，我爹他们都感到高兴，感到光荣。那时候的十
万元人民币，在老百姓心目中，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私下里说，这么多钱，怎
么能点得清楚？马上就有人回答，有老富呢，怕什么？十万元，人家老富用脚丫子
就拨拉清了，那还用得着手！
我写《记一次跳高比赛》时，学校的操场地面坑坑洼洼，没有垫炉渣，更没有
铺沙子。那时是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那时根本没有跳高垫子，别说没见过，
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在操场边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坑里垫上一层沙土，运
动员翻过横竿就落在沙坑里，跌得呱呱地叫唤。跳高架子是我爹做的，我爹是个劈
柴木匠，活儿粗，但是快。弄两根方木棍子，用刨子刨刨，下边钉上几条腿，棍上
按高度钉上铁钉子，往沙坑旁边一摆，中间横放上一根细竹竿，这就齐了。我们学
校有一个小王老师，中师毕业，也是个小右派，手提帽，我们全校的体育课都归他
上。他个子不高，身体特结实，整天蹦蹦跳跳，像个兔子似的。我们写诗歌赞美他：
“王小涛，粘豆包，一拍一打一蹦高！”我爹说，你们这些熊孩子净瞎编，皮球一
拍一打一蹦高，粘豆包怎么能蹦高？一拍一打一团糕还差不多。王小涛跑得很快，
尽管他的速度不能与省里的右派张电相比，但与我们村里的青年相比，他就算飞毛
腿了。县里拨款给我们学校修建体育场地，校长与农场场长商量后决定建一座观礼
台，好让高主任等领导站在上边讲话、看景。为此，学校派人去县城买了一汽车木
头。汽车拉来木头那天，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村里的人除了高中生雷皮宝
之外，谁见过汽车呀，可汽车拖着几百根木头轰轰烈烈地开进了我们村。大家伙把
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摸车鼻子，有的摸车眼，把司机弄得很紧张。校长和场
长带着一群右派过来，好说歹说才把我们劝退。右派们爬上车去卸木头，村里的大
人们也主动上前去帮忙。木头卸在操场边上，汽车就跑走了。我们跟着汽车跑，心
里感到很难过。汽车的影子没有了，汽车卷起的黄烟也消散了，我们还站在那里。
我们眼泪汪汪，心中怅然若失。那些木头堆放在操场边上，一根压着一根，码得很
整齐。我爹抚摸着木头，两眼放着光说：“好木头，真是好木头，都是正宗的长白
山红松。”他从木头上抠下一砣松油，放到鼻子下边嗅嗅，说：“这木头，做成棺
材埋在地下，一百年也不会烂；做成门窗，任凭风吹雨打，一百年也不会变形。”
众人都围在木头边上，嗅着浓浓的松油香，听我爹发表关于木头的演说。我爹是说
者无意，但有人却听者有心。这个有心的人名叫郭元，是个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的
青年。当天夜里，他就偷偷地溜到操场边上，扛起一根松木。
郭元扛起木头，歪歪扭扭地走了十几步，就听到一个人大喊一声：有贼！郭元
扔下木头，撒腿就跑。后边的人紧紧追赶。郭元个子很高，双腿很长，从小就有善
奔的美名，加上作贼心虚，奔跑的速度很快，简直就像一匹野马，如果是村里人，
休想追得上他。但该他倒霉，后边追他的，是我们的小王老师和右派张电、李铁。
他们三个追逐着郭元在操场上转圈，如果是白天看，那根本就是赛跑，谁也不会认
为是抓小偷。追了几圈后，李铁在郭元的脚后跟上踢了一脚，郭元惨叫了一声，一
个狗抢屎就趴在了地上。李铁穿着一双钉鞋，这一脚几乎把郭元给废了。他们费了
挺大的劲才把郭元拖起来。小王老师划了根火柴，火光照亮了郭元的脸。“郭元，
怎么会是你！”小王老师惊叫着。郭元满嘴是血，羞愧地喃喃着。他的两颗门牙没
了，嘴巴成了一个血洞。小王老师慌忙划着火低头给郭元找牙，发现那两颗牙已经
镶在了坚硬的地面上。郭元是小王老师的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传说中的
飞檐走壁技艺，好得就差结拜兄弟了。郭元低着头，呜呜噜噜地说：“没脸见人啦
……没脸见人啦……” 小王老师问： “你这家伙，扛根木头干什么？”郭元道：
“想给俺娘做口棺材……”李铁与张电见此情况，就说：“你走吧，我们什么也没
看到。”郭元一瘸一拐地走了。三个人把那根红松木抬回到木头垛上，累得气喘嘘
嘘。黑暗中，张电说：‘这伙计，太可惜了，如果让我训练他三个月，我敢保证他
打破省万米纪录。”李铁对小王老师说：“早知道是你的朋友，我何必踢他那一脚？”
小王老师说：“你们太客气了，这事谁也不怨，就怨他自己，我们放了他一马，已
经对起他了，否则，他很可能要去蹲监狱的。”
第二天，郭元就从我们村子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生产队
长到他家去找他，问他母亲，问他弟弟，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一转眼过了十年，
当我们把他忘记了时，当我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一个青年时，郭元背着一条叠成方块
的灰线毯子回来了。问他这十年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到大兴安岭去了。问他在大
兴安岭干什么，他说抬木头，抬那些流着松油的红松木。他因为扛一根不该扛的红
松木亡命大兴安岭，付出了抬十年红松木的沉重代价。我成了他的好朋友，每逢老
天下雨不能出工时，就到他家去听他说那些稀奇古怪的关于大兴安岭的故事。我发
现，他这十年，学到了许多呆在我们村子里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可以说他是因祸得
福。他的脖子后也鼓起了一个大包，自己说是让大木头压的。由此我更相信，朱总
人老师的罗锅子的确不是搞破鞋跳墙跌的。
那次跳高比赛，参赛的运动员共有四人，一个是省里来的右派、专业跳高运动
员汪高潮，一个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小王，一个是公社教育组的孙强，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朱总人朱老师。开始时横竿定在一米五十的高度上，汪高潮举手请求免
跳，小王老师也请求免跳。孙强不请求免跳，他说他就是想参与进来凑个热闹，根
本就没想拿什么名次。他是侦察兵出身，举手投足之间，显出在部队受过磨爬滚打
训练的底子。他脱掉长衣服，只穿着短裤背心。背心已经很破，像鱼网似的，但那
红色的‘侦察兵’三个大字还鲜明可见。他在那儿抻胳膊压腿时，观众们就在旁边
议论。说他能头撞石碑，肉掌开砖，还能听声打鸟，赤手夺枪。我们那儿对人的最
高夸奖就是‘不善’，譬如说庄则栋这人不善，就是说庄则栋好生了得的意思，并
不是说他人恶。孙强抻胳膊压腿时，我们就议论他的光荣历史，说孙强这人不善。
孙强活动开了筋骨，就像马跑热了蹄子一样。他从横竿的侧面跑到横竿前，一个燕
子剪水的动作，越过了横竿。我们手拍巴掌，嘴里发出欢呼声。然后是朱总人老师
上场。他一上场大家就笑了。朱老师那样子实在好笑，并不是我们不尊重他。他也
脱了长衣服，只穿着背心短裤。他那两条腿又黑又瘦，从小腿到大腿，通通地生长
着黑毛。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猪尾巴棍子’，固然与他姓朱有关，更与他一身的
黑毛有关。他穿着长大的衣服，还能遮点丑，脱掉长衣，原形就暴露无遗。他的背
前倾约有四十五度角，后脖颈下那儿，生硬地突出了一大团，好象一个西瓜。为了
看人，他不得不把脸使劲地扬起来，那副模样，让你既受他的感动，又替他感到难
过。我们当时都暗暗地想，一个人变成这样的罗锅腰子还不如死了好。我们都笑他，
他很不理解地瞪着我们，说：“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有人说老朱你就算
了吧，别给咱们大羊栏丢人啦！他的那两只小三角眼在褪了色的白边近视眼镜后边
不停地眨着，他说：“人与野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是唯一的有意识地通过运
动延长生命的动物。”他的话我们听不明白，但省里来的右派汪高潮肯定听明白了。
汪高潮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老朱，还不停地点头。朱老师也对着他点头，这两个人就
这样成了知音。要不怎么都划成右派呢！右派见了右派，就像猩猩见了猩猩一样，
肯定感到特别的亲切吧？咱不是右派，没法子体会人家见面时那种感情。朱老师笑
完了，就学着侦察兵的样子抻胳膊压腿，做着跳跃前的准备。大家看到他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