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还给有关单位报告了此事，他认定了，大山和甘霖谈恋爱，是“不正当的交往”。
大山带着眼泪对我说：“师傅，中国人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你对他们至关重
要，他们甚至可以依靠你。他们把我当成了孙子，高兴时让我唱歌，不高兴了就踢
我一脚，让我一边儿去，别妨碍他们。”“不能这样说。”我劝大山，“昨天晚上
这件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如果你再遇上这样的冲突，一定要什么都不说地躲开，像球迷在球场上一样，
矛盾交织到一定的时候，没了是非，冲动起来就会过火，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
那个时候，不能用理智去解释一切，因为那是不理智的时候。”我给他讲述了1989
年，我到兰州演出，受了主办单位的骗，在没有音响的体育馆的舞台上让我演出，
根本不可能的事，而观众不干了，围攻我们两个小时。而且新闻记者也添油加醋，
不实的报道使你有口难辩。我问大山：
“我不是也一样吗？委屈也全搁在肚子里。你不是想在中国工作、生活吗？
那就要面对生活，接受它给你的甜酸苦辣，你说对吗？”我很理解那位干部的
心，但是他把斥责的对象搞错了。他选择了一个与他心中反对的社会渣滓的对立面，
把他当成了抨击的对象，也可以说好心办了坏事。
如果那位干部看到了大山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美满的家，而且甘霖为大山生
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而且大山让儿子没会说话的时候就一天听五遍唐诗的录音
带，一定会追悔不已呢！
八
也许是因为在普通中国人的圈子内生活，也许是因为生活中经常遇到难以避免
的磕碰摩擦，大山自觉地去掉了通常外国人在中国的“优越感”。他学会逐渐理智
地处理一切，他努力地把自己和中国人溶在一起，为了一个目的——学习和发扬中
国的文化。
溶在普通的中国人中间也许并不难，而溶在一个相声大家族之中，恐怕就要经
受一点一般老百姓体会不到的滋味。
相声界辈份分明，我的辈份又小。大山拜了我为师，等于有了一大批的师爷、
师叔、师大爷。
辈份高叫两句吃不了什么苦，最让人难堪的是，技不如你的一下子长到了你的
长辈的份上，按中国人心理就有点儿让人家占了便宜的味道。
继我收大山为徒之后，我的师叔们也收了几个外国的徒弟。这样，几位原来和
大山在一起的也来自法国、南斯拉夫的同学就成了大山的师叔。
论哪方面，大山都优于他们。连他们上台演出，都被认为外国人长得差不多的
中国人称为“大山”。可大山得管他们叫师叔。
更叫人接受不了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中国曲艺
史的专家，在撰写相声宗谱时，别人都写到了，唯独不写在中国相声界中影响最大
的大山。
我问大山：“这些事你都怎么对待？”大山说：“老师，我过去告诉过您，一
位西方记者采访我，问我在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告诉他一句话：‘中国的一
个家庭接受了我。’我说这句话两层意思，一是您收我为徒，家里面对我亲如一家。”
我听到这儿很后悔，大山倒是不见外，经常到我家来，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家里
赶上饭就吃，而且是有什么吃什么。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老师，我已经是第六
次到您家里来了，吃了六次饭，而且六次全是面条，您家没有别的吃的吗？”其实
我们家一个月也吃一两次米饭，可他没赶上，您说怪谁，不过，让人家外国人老吃
中国炸酱面，真不好意思。
“第二点”，他继续说，“中国相声家庭接受了我。马季师爷喜欢我，侯宝林
师祖和我一起照了相。我觉得我如果能在继承相声方面，再做出点儿有影响的事儿，
我就能对得起这个家对我的情谊。至于，家里面出点儿什么不顺心的事，这是经常
事，我不往心里去，也可以说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想了想，又补充说：“比方
说，您那么忙，我不能每天缠着您学东西，我就找了师爷丁广泉一起学习、演出，
弄得别人都说我是丁广泉的学生，我观察您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可是不见得别人没
往您耳朵里吹什么风，您往心里去了吗？”好小子，不是光学相声，也在学习生活！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思索了那么多，表示了我的赞许。
我从收徒之前就相信大山能学好我们中国的文化，现在，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又一日，大山打来电话。
他最近在加拿大驻中国使馆文化处帮助工作。
“老师，昨天晚上我们外交部的官员在使馆请中国客人吃饭。这位官员出了个
主意，十二个桌子，他一个桌子坐五分钟。可中国的贵宾怎么办？他不能跟着我们
这位官员后面跑呀！把他安排在哪个桌子上？
“中国的官员到了以后发现这种情况，没有问礼宾官，而是把我叫在了一边说
：‘大山，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老师，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中国人把我
当成了他们自己人，没有把我当外人，他相信我，他向我征求意见。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听了，都觉得泪在眼眶里淌，我为大山得
到中国人的信任而高兴。
七
大山有儿子了，是个混血儿，像加拿大人，也像中国人在他儿子六七个月的时
候，大山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可能将来会当个哲学家，也可能会当个国家领导人。
我问他为什么。
大山说：“六七个月的孩子，不知为什么，他老是爱皱眉头，估计他一定是在
琢磨复杂的哲学问题。”当领导人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怪了，在家的时候挺好的，只要一出门，抱着他走在大街上，或是他
坐在车里，他老向群众挥手致意。”我让他在孩子的教育上注意，一个当领导人的
坯子如果将来的职业是说相声，落差太大，怕心理承受不了。
大山还兴奋地告诉我说他的妈妈开始学中国话了，而且第一句是：“飞机怎么
飞？”我问他：”你妈为什么学这句话？”“因为我妈一说这句话，我的儿子就用
手作成飞机的样子说：呜——”原来，儿子只听得懂中国话！
我和孩子
阿原在羊城举行的联欢会上，心血来潮搞什么“考爸爸”竞赛，居然把名点到
我头上，竞赛结果，我不是个好爸爸。考场败北，我可颇为不服。我在家里和大多
数男同志一样，洗衣服、做饭、买菜，也不乏“妻管严”症的各样症状。我可以大
言不惭地说，如果不是闹着玩儿的话，我在诸多的考验中，能当个孩子的好爸爸，
妻子的好丈夫。哪位不信的话，咱们可以比，比做饭，比洗衣裳，比哄孩子，保证
能拿起来。当然，我从心里并不认为这些就是好爸爸的标准。
在家里，孩子的地位很重要。一方面，因为是独女独子，甭管谁都偏疼；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那种封建的“父父子子”
的纲常伦理，已经被人们漠然处之。辈份之间过去的那种等级森严的距离，在我们
这一代和后代的身上早已经缩得短多了。我想，这个问题谁都经历过，但是要想做
个孩子的好爸爸，非得认真地、好好地琢磨不可。
比方，我是经过很久才发现，我那个宝贝女儿，从能够自己驾驭语言开始，已
经给我起了个响亮的绰号。那是在一次我出差回来，刚一进门，我的女儿快活地奔
过来扑在我的怀里：“喂，姜老昆，你可回来喽？”我乐了：“哈哈，叫我姜老昆！”
因为我没在意，孩子又说：“你这个姜老昆可真坏，在外面给我们打长途电话，害
得我和妈妈睡不着觉！”孩子真逗，我依然是笑。
久而久之，我觉着不对劲儿了，“姜老昆”，这是个什么名字？这是女儿叫爸
爸吗？岂有此理！我问爱人，她倒不以为然：“这不是在家里吗？又不是在外面。”
哦，在家里。这是家庭。我开始仔细地琢磨起孩子叫我“姜老昆”的语气，有童年
的稚气，有孩提的娇嗔，有亲昵的戏谑。文章写到这儿，按说该写什么我如何和气
地教育她，让她认识到这是怎么样的不尊重长辈，再讲点什么“尊长爱幼”、“尊
师重道”的道理，她又怎样的以后响亮地叫我爸爸之类云云。遗憾的是，我这个当
爸爸的并没有循规蹈矩地这样去做，而是“放任自流”。孩子的爷爷奶奶听了以后，
先说孩子没教养，后说我没“大人样”，我只是一笑了之。然而，我并不是没想过
“大人”应该什么样，应该怎样对待孩子。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在一种框子里生活，
而应该让他们自己从社会环境中去学习、去认识。我之所以不管她，我认为我们之
间是平等的，我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她的尊重，她自然而然就会尊重我。退一步讲，
一个“姜老昆”也上不到“不尊重人”这个纲上去。听说一位姓张的领导同志，因
为他个子高，有人叫了他一声“大个子张”，他就在会上批评了这个同志“起外号，
不礼貌”。我听了这话，真想这样说：要是和他同岁的上级领导同志叫他一声“大
个子张”，他会感到莫大的荣幸哩。我并不是瞎说，我们大家不都知道革命的老前
辈不是经常称任弼时同志是“任大胡子”吗？没有人会说这里有什么不尊重的成分。
我就是这样认识孩子的。尊重她，尊重她的创造力，让她认识到自己有着和大
人一样的本事，有着和大人一样的地位，难道不可以作为一种对孩子培养的方法吗？
我给孩子预备了一个小本，记她各种各样的笑事。我的宝贝女儿南南，今年已
经五岁了，三岁的时候，我教她猜谜语，我开始是读小册子上的，后来她全记下来
了，还让我出。我没办法，就胡编。我躺在床上问她：“一块大花布，从来不叠齐，
挂在铁丝上，挡着太阳光！”也没辙，也没韵。她猜不着，我就告诉她“窗帘”！
我爱人在旁边儿听得哭笑不得。久而久之，孩子也学会了：“爸爸，我也给你出个
谜语：‘远看像小孩儿，近看像小孩儿，怎么问他，他也不说话’。”这回倒是把
我和她妈妈全问住了。忽然，她嘿嘿一笑：“娃娃呗！”一下子把我们也逗乐了！
甭管承认不承认，我骄傲地认为：这是孩子的创造，把它记在小本上。还有一件事
是托儿所阿姨告诉我的：一次，一个新阿姨调到她们的托儿所，阿姨问南南：“哎，
姜昆真是你爸爸？”“那还有假？”大概相声演员姜昆在阿姨的心目中就像在一般
人的心目中一样，颇有点“欢喜虫”的色彩，阿姨说：“南南，你挺幸福呀。”可
南南疑惑了：“阿姨？什么叫幸福呀？”阿姨想了一想，找了一个合适的答案：
“南南，你还小，幸福这句话你不懂。”我们南南可穷追不舍：“幸福是外国话吗？”
在孩子的心目中，只有外国话她才听不懂，这就是孩子的心理，这是发生在南南四
岁时候的事，我也把它记在小本子上。
过了几个月，我就把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各种各样可笑的事讲给她听，听后她自
己也笑了起来。她为什么笑？肯定是她自己也觉着可笑。她一笑，我可满足了：孩
子又长知识了！
我在家的机会不多，因为一年大部分时间的演出和创作生活全在外地。
即便是回到北京，准是逢年过节，我更是忙，经常是她没醒，我就走了，我演
完回到家，她又睡着了。一次，空军李大维同志到我家来、正巧我要出差，孩子揪
着我不放：“我不让爸爸走，爸爸总不在家。”她也不大哭、可是噼哩啪啦地掉眼
泪。其实，她不懂这样更让人难受，惹得李大维想起了在台湾的女儿，也在那里揉
着红眼睛帮我劝孩子。
正是因为这样，只要一在家里，我就把我的爱专注地输给孩子和爱人，我尽量
满足她们的要求。多不愿意上公园，因为人们总围着我，但是为了孩子和爱人，我
咬着牙也去。我天生不喜欢看电影，但是碰到动画片，我总去买票。一次，是孩子
为“六一”儿童节排节目“小白兔和大狐狸”。那天，我演出回来很晚，听爱人说
了这事，我马上翻箱倒柜。南南上的是一个普通的街道幼儿园，经费很少，我要给
他们做五个小兔和一个大狐狸的帽子。剪纸、找彩笔、画、熬浆糊，一直到深夜两
点多，看着做好的小白兔、大狐狸的帽子摆在桌子上，我才心满意足地去睡。第二
天，孩子是怎样的高兴，大家可想而知，连阿姨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