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阿Q ，滑稽之至，一句“妈妈的”就会令人捧腹，笑一过，总有人
摸摸自己的头，似乎上面也有一根不长的辫子；银幕上的“流浪绅士”——查理，
让大机器搞得神经都机械化了，拿起工具一下一下地拧人家身上的钮扣，笑余，人
们都带着几分辛酸；牛得草演的芝麻官，甭说脸上的豆腐块儿，就是那歪歪扭扭的
帽翅，在人们的笑声中居然显得几十分的可爱和漂亮。在艺术世界里，人们创造的
笑声硬是代代相传，久而不乏其味。于是，我又在想：笑——像生活的镜子，又像
警世的座右铭，又像探索人生、探索艺术内涵的专用器皿。这倒不是因为我从事的
相声艺术，而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人们的这种本能——笑，所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可以说有启迪，有深思，有醒悟，有针砭，有鉴戒，有褒扬，有做人的准则，有生
活的哲理。这样，作为我，一个从事笑的艺术的文艺工作者，不得不认真地想一想，
我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笑声。
不是没有伙伴告诉我：“相声让人乐了就行，讲大道理教育人，没人听。”这
里，我想起一个晚上，一个中山公园静谧的晚上。耳朵里还轰响着刚刚在音乐堂演
相声时观众哄堂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我和一个文学杂志的老编辑，步出公园。
她淡淡地对我说：“我从不让我的孩子听相声，为这事我们经常吵嘴。我有我的理
由，孩子们识别是非能力不强，一听相声嘴里就学点不三不四的东西。”她平静得
使我惊讶，把我的脑子从乱哄哄的剧场拽到我们步行的甬道上，拽到浓密的树丛中，
拽到一个安静便于沉思的环境。
我借着暗淡的路灯，注视着老妈妈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是偶尔才有的忧虑。她是
搞文学的，是搞形象思维的，大概她懂得在这个时刻，我刚刚沉浸在观众热情的赞
扬中，应该讲什么样的话使我冷静。然而，她不是做作，是内心思想感情的流露。
接着，她又告诉我，有读者向编辑部投书反映：现在的相声，该回天桥去演了！我
听完一震！天桥，那是旧社会艺人们在街头卖艺的集中地，是艺人饱受恶霸、财主
欺凌与剥削的场所，是为了养家糊口挣几个钱，艺人们不得不在那里投那些纨袴子
弟、有闲阶级穷奢极欲之所好，表演中充满谩骂、色情及庸俗的内容。经过了怎样
的努力啊！经过了几代人的奋斗啊！
脱俗出新，剔弃糟粕，改革实践，我们才有了今天的相声，有了今天能登上大
雅之堂、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喜欢的相声。怎么着，再回天桥去演？老一辈呕心沥
血开出的路，我们不往前走，一个回马枪杀回天桥……？ 我记着那天，我语言颤抖
地对那位老妈妈说：“我会好好想想的。”时隔两年，又是一个晚上，在北京电台
庆祝对外广播三十周年茶话会上，我和李文华演出了相声《时间与青春》。也是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找到李文华：“老李，什么时候播这段相声？我让我两个儿
子去听，现在的孩子，不能让他们有了白头发再去想时间啊。”她也看见了我，拉
起了我的手，没再说什么，可刚才的话我全听到了。我指了指我手中提包里的一大
叠信对她说：“许多观众写来的，全告诉我们多演这样的作品。”真的，如果不是
在那种场合，不是在那大家都准备匆匆离去的环境中，我会把这些信一篇篇地念给
这位老妈妈听。有封信中写道：“姜昆同志，我们是含着泪笑的。《时间与青春》
中的‘一晃儿’没有比我们对它理解更深的人了。我们就是‘一晃儿’从学校门出
来成为了今天的中年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许多许多还在‘晃、晃、晃’啊，这里
面的原因之多，是你想不到的。请你到我们中间来走走，再写个《时间与青春》的
姊妹篇吧！”信底的署名是“北京无线电厂一批中年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是诅咒
光阴的无情，痛惜时间的流逝。还有位青年伙伴的信是这样写的：“姜、李两位同
志：我知道艺术作品中的人都是编的，可我觉得处处都像我，我就是懒人，是不珍
惜时间的人。这段相声，明天我还去听！”一张张的信笺，有青年人的醒悟，有老
年人的告诫。青年人说：“每人每天睡觉是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不算不知道，一
算吓一跳。”老年人说：“多讲讲这些才能不让孩子们’老大徒伤悲’啊。”两位
老妈妈的话，两种群众信件的反映，使我想起我们古代的军事家孙子的一句话：
“赠人以言，重于珠玉；伤人以言，甚于剑戟。”一段相声，连珠般的话语，用笑
声作为佐料，填进观众的心里。语言粗俗，人们烦你；格调清新，人们爱你。一褒
一贬，看得出人们的心中有一个标准，就是曾讲过“相声让人乐了就得”的那位伙
伴，也不见得只是个笑虫子。你用廉价无聊的笑料逗他，即使他笑了，他也会给你
句评价——牙碜。
这样，答案应该说是非常清楚：人们需要清新、高雅、健康的笑声，人们希望
一件艺术品有感人的魅力，有启发人的力量，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的相声和其
他文艺作品一样，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啊，教育人民，多大的目标！十几分钟的相声谈何容易。实实在在讲，起那么
一点儿作用，心安理得。但是，就这一点儿作用也要有的放矢。起作用就要有作用
的对象，全国上千万的家庭，几亿观众都是我们的对象，在这当中，我们自己要分
出主次才行。于是，我又在想：我们的主要观众层是谁？
老人？孩子？青年……？1982 年的5 月，我们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组织了一
个小队伍去香港演出。本来，在这个弹丸之“港”，80％以上的人只讲广东话、不
讲普通话的现象，已经让我们只讲普通话的相声感到棘手，到了这里又有一条消息
让我产生了忧虑。我匆忙去找马季：“马老师，刚才有位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
‘这次看演出的观众只听侯宝林的，有的观众讲前面的节目他们不看，就听最后压
台的大轴戏’。”因为我的节目是开场，即第一个演出，我的担心不无道理。马季
老师说：“北方曲艺第一次到香港，首先吸引的肯定是二三十年前的老观众，人家
只知道侯宝林，哪里知道有个马季、姜昆。你放心演，用你的节目打开你的观众层
就是了。”当然，以后的演出如愿以偿，忧虑烟消云散。但这告诉我一对相声演员
的演出，确实有着它主要的对象，主要的欣赏者。适应这种特点，并且根据这些来
开辟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当然可以解释成风格，也可以说成特点，就像连环画适
合儿童，风物画受爱于成年人一样。
和文华几年的合作，有人说我们已初具风格。如果说用”风格”这两个字对我
们的演出作评价尚高了一点的话，那么特点我以为总还是具备的。我们的这个特点，
自然是以我们演出的主要观众成分为主要对象的。
忘记了哪个材料上曾说：现在的社会人的组成，青年人占25％。我们的演出，
观众中的主要成分是青年人，百分比远比这25％多得多！当然，动不动就是体育馆
去看演出，爷爷、奶奶是去不了的。甭说老眼昏花，看着在偌大的体育比赛的场地
上，孤单单地站着两个人，连男女都分不出，单是散场后，数以万计的人流涌出去，
奔向车站，挤进快要胀破肚皮的公共汽车这点功夫，早已使老年人不寒而栗。算了，
还是在家里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倒也舒服，看得清楚，落个自在，何乐而不为。爸
爸、妈妈则是为孩子造福的最大牺牲者，多大的瘾头，父母决不会夺子女所爱。难
得有次欣赏、娱乐的机会，票子抢也被孩子抢去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热情，是
青春的活力，青年人睡懒觉可以叫十遍不醒，可玩在兴头上是催十遍也不睡的呀！
用不完的劲头，耗不尽的精力，总是那样充沛。从东郊赶到首都体育馆，要坐一个
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去！买两张春节相声晚会的入场券，要夜里两点钟排队，排！
再加上伙伴的聚会，约女朋友外出，演出的票于是再好不过的媒介。于是乎，体育
馆，大剧场，抬眼一望，几乎全是青年人，而且还在左右着剧场的气氛，笑得最响
的是他们，鼓掌最热烈的是他们，也不排除起哄架秧子的也是他们。剧场的观众是
这样，广播电视旁的观众何尝不是这样呢？我每天接到像雪片一样的信可以证明。
曾经有人提出要搜集全国各地的实寄邮戳，我许诺：我可以提供！要知道连台湾的
朋友也给我辗转寄来宝岛盛产的蝴蝶标本呢！我只去过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中的一半地方，可是数以千计的信件来自祖国遥远的边陲，偏僻的海岛，可以
说全国各地的信都有，而且几乎清一色的全是青年人写的。他们只是在电视机里和
我们见过面，但称呼却是格外的亲切：伙伴、朋友、大哥哥、老师。这是用遍布空
中的电波连接的感情，这是用艺术内在之力结成的友谊，也可以说是同龄人自然汇
集的本能使我们接近！总之，我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
分，一个主要部分。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无论从剧场，还是从电视广播里，
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他们——我年轻的伙伴。
很明显，我从事艺术，是为他们服务。也就是说，我讲相声的笑声，要在陶冶
情操、传播知识、培育情趣方面作用于他们。这样，就有一个了解伙伴、分析伙伴
的工作，才好因势利导。所以，我们又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的伙伴们，究竟都处在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态中？
回答这个问题，有个现成的答案，那就是我们的广大青年是积极的、热情的、
向上的，是要进步的，是会有一番作为的。但这是现成的，而不是自己思索的，也
可以说是广义的。在我的观众中，用这样一个结论是不是可以概括得了的呢？我不
排除这个答案的正确性，但是，不满足。
英国的经济学家帕金森先生，曾经把他所熟悉的英国制度下官场严肃的制度，
作了一个诙谐的统计和分析，写出了反映官场病的讽刺著作——《帕金森定律》。
我没有这样出众的头脑和文笔，不过我想反其意，把每天见到或听到我相声一个劲
笑的伙伴们，作个严肃的分析，从而来找我自己的答案，使他们笑得更好。
我初想了一下，在我的观众中从十六岁至三十四岁，全可以算青年人。
如果这个长度可以，那么我又根据不同的社会现象，把二十八岁至三十四岁的
青年人算作为第一部分，二十三岁至二十七岁的青年人算作第二部分，十六岁至二
十二岁的青年人算作第三部分。分三个等分来琢磨琢磨，也许能使答案清楚些。
首先，包括我在内的第一部分，我最熟悉他们不过：就学于十年动乱之前，磨
砺于黑白颠倒之秋。我是这样形容伙伴们的。在童年，曾有过美好的幻想；在学校，
打下过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社会上，曾受过正统的教育和熏陶，并且曾带着炽热的
感情和一腔热血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一场灾难后，
虽然没有老干部经受那种灭顶的厄运，但心灵上的创伤也是不轻的，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坎坷的历史。大部分的伙伴，在十年动乱之后，身上的棱角磨平了，头脑中的
信仰淡漠了。转眼之间，成了家，有了孩子，基本上在各个建设岗位上找到了归宿，
虽然不甚满足，但也不奢求。他们回忆过去，总觉着是一场梦；面对未来，也不空
谈理想抱负；对不争气的浪子，他们鄙视不睬；对事业的成功者，则谑称之为：
“幸运儿”。
不羡慕，也不嫉妒，安分守己，不招灾，不惹事。他们非常想扭转社会上的不
良风气，又慨叹自己力量的单薄。反正该工作时就工作，该学习时就学习，该玩乐
时就玩乐。入党觉得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不入也不觉得难堪，自己觉得个人对得起
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父母妻儿，心安理得。大多数缺乏一种责任感。形成这
样的现象，有诸多的社会因素，不能全怪他们自己。
其次，“文化大革命”初才踏入学校之门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在我们的整个
青年观众中是占大头的。他们没上过一天正经学，刚进学校门儿就停课。曾搞过
“复课闹革命”，转眼就被“反潮流”的浪峰冲没。在没有玻璃的教室应付了5 年，
一个“改革”就全算小学毕业了。不经过考试就进了初中，混满了两三年就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