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遗憾。以致现在这篇处女作，成为我初去桃源的最好纪念。
初战的成功，给了我前进的信心。我对马季老师说：“我要自己写第二个作品！”
“好！”这个字儿他一连重复了好几遍。回到北京没有一个星期，我就和赵炎搭伴
儿到了北京郊区平谷县。
平谷县城正在召开“优秀教育工作者大会”。我们借来一大摞会议材料，并且
请来了优秀教师和他们座谈。接着，半个月中写了四五稿，一个歌颂人民教师的脚
本算是完成了。马季、赵连甲老师一看，建议给脚本做大手术。
星期天，本来要和小李一起去看爸爸、妈妈的，结果她一个人去了。一整天，
我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中午饭都没吃。下午5 点，小李赶回来了，问我话，我没
答理她，脑子麻木极了。那个时候，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
我能自己写相声吗？本来很沉重的心，更沉了。小李拉我散步，我没有心思，
可是觉着刚才委屈了她，我同意了。
在广播大厦的立交桥下，我们散步，心绪开阔了许多。我向她说了我刚才脑海
中闪过的那个念头。她笑笑说：“你总说创作艰苦，你感觉到压力，可是咱们兵团
不是有句老话：压力变魄力，压力变动力吗？”这一说，我清醒了许多，拉着她的
手说：“回去吧！你做饭，我写！不写完，不吃饭。”她说：“不，先吃饭，吃饱
了再写！”这天的夜里3 点，我写出了相声《红色园丁》。第二天我读给马季老师
听，他点头了。
就在我和赵炎排这段相声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批判“四人帮”对教
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个节目，正应时当令，我和赵炎虽只演出了四五场，可
全国都开始播放，电台一天播三四次。我满以为可以松快松快了，马季老师却当即
提醒我：“播出去，就再写新的！老得不断地写，这就是电台工作的特性儿。”我
天真地问他：“那什么时候是头呀？”他回答：“反正我在电台干了二十多年了，
还没看见‘头’的一丝影儿呢！”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向前闯。《喜事》、《科学
院的春天》、《爱的挫折》，相继问世。对搞相声事业的信心，我有了。可对文艺
真正的社会功能的认识，是在我写相声《如此照相》之后。
这年的5 月份，北京摄影行业要举行肖像展览。我和赵炎被王府井中国照相馆
邀请去照人头像。赵炎的形象比我好，摄影师反复地为他照。我坐在旁边等着，便
和照相馆的师傅们随便聊起天儿来。
“为我们写段相声吧！我们照相馆可乐的事儿可多了！”“就讽刺我们某些人
的服务态度吧，有人把老头的照片儿给寄到大姑娘手里，小伙子取的像片袋里装的
却是老太太，哈，哈……”好题材！我又去了一趟照相馆，便动起手来。很快，《
在照相馆里》完稿了。但内容庞杂，有讽刺十年动乱时期“十个不照”的，有批判
服务态度不好的……给人一读，人们说，太乱了。于是，我又一次去照相馆。
一个师傅的经历，使我的脑子豁然开朗。他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每照一
次相，得带着顾客唱一首歌儿：“东风吹，战鼓擂……”没有两天，他的喉咙哑了，
医生给他开了假条：禁声三天！一个摄影师，居然和演员一样，需要“禁声”，多
逗！
这个故事一下子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勾起来了。背“老三篇”，唱”
语录歌”，跳“忠字舞”，我全有切身的体会。鲁迅先生讲过，喜剧就是把生活中
没有价值的东西撕开了给人看！我要用讽刺的手法让人们看看十年动乱中闹剧的一
角。
一连几天，创作的灵感如潮水，涌呵，涌呵，促着我手中的笔不停地写。
多少回忆呵、多少辛酸的回忆呵，不就是因为人们让几个政治骗子的愚弄，才
有国家混乱、人才埋没、冤案重重的人间悲剧吗？十年动乱，确是一场恶梦，每个
人在这场梦中都掉过眼泪。有悲痛，有冤屈，有愤恨，有辛酸。我想起了我十九岁
进了“劳改”队，让人看着劳动；我想起了我从兵团“逃跑”回来，让人们痛斥我
“逃兵”；我想起我在那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里乱往前闯的情景。一幕一幕，倒让
我笑了。生活大概就是这样？悲与喜，愁与乐，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也是相互转
换的。幼稚的狂热，盲目的虔诚，多余的愤慨，善良的顺从，构出一幅人被人愚弄
的画面。我要用笑声让人们记住这历史的一页！老太太摆“革命姿势”，结婚照相
“不许笑”，进门喊“革命”口号，出门跳“忠字舞”。没费多少劲，《如此照相
》一挥而就。
可是一读，有人伸舌头了：“老天爷，用语录讽刺，丑化拿语录本儿，危险！”
我分辩：“不是我丑化语录，是林彪、‘四人帮’丑化了寻师的教导。”不少人还
是摇头。但也行许多人支持我：“小姜，立起来看看！”跟我合作的赵炎，由于工
作需要给马季捧哏，我剩一个人了。一看，当时李文华也正是一个人儿。我胆怯地
问李老师：“我和您排一段儿，行吗？”“那怎么不行？”我设想到李文华老师答
应得那么痛快。马上请示领导。8 月份，我们两人搭伴，到了河北省宣化的一个部
队里，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如此照相》。
两个星期以后，我们随着师宣传队一起演出，根据我的要求，我和李老师一人
穿了一件战士服，惹得不了解内情的人看着李文华说：“这么大岁数还当兵呢，资
格得多老呀……”第一场演出在张家口的一个山沟里，舞台是两辆拖拉机拼起来的，
剧场就是农村的场院。嚯，人山人海。我们两没说几句，台下笑声起来。接下去，”
包袱”一个又一个，笑声一阵接一阵！词不是在背，而是顺着嘴在流。看着我学着
拿语录本照相的样子，乡亲们笑得直用衣襟擦眼泪。下了台，我的眼泪也快出来了，
我对李老师说：“这个地方叫‘下八里’，我一定得记住，我的相声下里巴人都听
懂了。”李老师纠正找：“不，你错了，这是阳春白雪。真正的人民群众。”1979
年10 月份，在共青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联欢会上，我演出了这个节目，整个首
都体育馆，先是阵阵笑声，然后是长时间的掌声。我沉浸在奋斗胜利的喜悦中。
四
我和李文华一搭伴，他觉得舒服，我也觉得合适，尤其《如此照相》演出成功，
我们更觉得分不开了。当时北京的舞台上，两个相声演员岁数悬殊这么大的还没有，
有人觉得不太习惯，但这到底有什么不好呢？
我跟李老师说：“您别嫌我小，咱们一起合作，不断出新节目。”李老师和我
说：“你也别嫌我老，我爱了一辈子相声，能演好它我就高兴，别的我什么也不想！”
为了能“摽”得更紧，11 月份，我们这一老一小，开始远征采风，奔向祖国北疆
的边陲——伊犁。
天山冰封雪冻，可伊犁大地如春。我们又正赶上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近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全沉浸在兄弟民族的深情厚谊和欢歌曼舞之中。
但在一次婚礼上，我们沉默了。新娘的嫁妆、新郎的彩礼使我们目瞪口呆：金
戒指、银耳环、玉镯、毛毯、自行车、手表……得多少钱哪！记得昨天，听他们唱
的歌是：“纯洁的爱情比得过天山的冰雪，真正的爱情比金子贵重。”可今天却是
这样。我感叹地说：“像这样儿，我得打一辈子光棍了。”李文华也说：”我也讨
不起媳妇儿了。”而这种结婚讲排场的风气，无论在内地或边疆都正在蔓延。一种
责任感，促使我要拿起笔来。当天晚天，我和李老师商量后，决定用歌曲和诗词去
叙说真正爱情的价值和地位。一个多月后，《诗歌与爱情》这个相声段子产生了。
它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一位女青年在来信中这样写道：“我搞对象时，问人家
要四十八条腿，要三转儿（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从来没有想到过爱情真正的
位置。”“通过你们的表演，我受教育了！你们的艺术在陶冶着我，我要说相声伟
大！”姑娘说我们的相声教育了她，而我觉得她的信更深深地教育了我。相声，原
来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要永远用它来为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服务。
1979 年，我们演出了讽刺官僚主义的相声《霸王别姬》以后，收到了报社转
来的一封信，说听了《霸王别姬）以后，认为我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反对党
的领导，第一次把党支部书记作为讽刺对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用心毒矣！我把信
向领导同志汇报了，领导同志要我正确对待各种各样的意见。我想，相声艺术是一
朵花，讽刺作品可以比作带刺的蔷薇，有人欣赏的是花，有人碰到的是刺，当然这
朵花要有党的阳光照耀，要扎根在人民的土壤里。
五
经常在电视里露面，一上街，走到哪儿都能让人认出来，招人注意。我经常戴
个大墨镜。和李文华一起坐公共汽车，他上前边那个门儿，我就上后边这个门儿，
就这样，仍然免不了被人围住，说长问短，我总笑着说李老师：”就您脸上这特征
多，招人！”1980 年，我们连演出带深入生活，到了沈阳、青岛、济南、保定和
江苏的一些地方，累计在一起历时近8 个月，写作、演出了《我与乘客》、《战士
的歌》、《棒打与溺爱》、《北海游》，还排练了传统节目《打灯谜》。
9 月底，我被中国曲艺家协会选为代表，参加了第四届文代会，还被选为中国
曲艺家协会的理事。对这，我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不安。我想我要加倍努力，
不辜负人民和党给予我的荣誉和责任。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记者问
起我在演出中是什么样一种风格时，我回答她：现在谈风格，为时尚早。我踏入专
业文艺队伍仅仅三年，还是个新兵。不过，我要学习侯宝林老师的高雅、诙谐，马
季老师的热情、奔放，李文华老师的含蓄、沉稳，把这些风格汇在一起，努力塑造
出新时代青年人的特点来。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风格！我该有怎样的风格
呢？想着想着，想起了1977年在广交会上马季老师对港澳记者团说的一段话：“对
旧相声来说，侯宝林先生是一个叛逆者，他摒弃了低级、庸俗的谈吐，溶进去清新、
高雅的格调。
我向他学习，不仅学习艺术，也学习了这种叛逆的精神。着重于歌颂，不拘泥
于旧的表演程式，带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来。”这段话，想起来格外有新意。
今天，我是我们说唱团的第三代相声演员，我也应该继往开来。要继承这种叛
逆的精神，准确说是一种革新、脱俗、闯的精神。我要用新的要求，高的标准，永
远向新的目标前进。
但新的苦恼又在困扰着我。我愈来愈对自己写的作品不满意了，原稿半本半本
地被扔进了纸篓。我觉得我的演出太多了。除正式演出外，在火车上、餐厅里、候
车室，只要一被认出就要演上一段。天呵，入不敷出，我们拿什么样的更新更好的
东西，去奉献给热爱着我们相声演员的人民群众呢？
一次，我对李老师说：“我有点不想干相声了。”“什么？”他惊奇了。
我说：“演出量大，创作量大，人们的要求又高，我觉着我写不出好东西来了！”
李老师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这正是长能耐的时候，你要是不着急，觉得日子好
过，就不是你了！”我心里忽悠一下。讲老实话，1980 年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评
奖，我和李老师演出的《如此照相》得了一等奖，《诗歌与爱情》、《霸王别姬》
得了二等奖。得了三个奖，我没太高兴，更多的是愁下一步怎么往前迈。李老师的
这句话像击了我一掌，不能退呵，得向前呵，还是那句老话，要把压力变成动力！
我按着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一直铆足劲儿干。党和人民不断地给我支持和
鼓励，报刊上称我是“后起之秀”，内行们叫我们“一老一小新一对”。
观众们比喻我们两演出的风格像“一位慈样的老妈妈带着一个淘气的孩子”。
日本的电视播放了我们演出的录像，美国的报刊称我们是“滑稽明星”，法国
的学者来信问我要材料，要写有关我们作品的论文。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当小报幕员报到：“老少先队员姜昆，
和我们喜爱的李文华伯伯参加了我们的大会”，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我的
心一个劲儿往喉头上顶，眼眶里一下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