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的黄牛或青骡，拉到刚刚盘起的大槽上来了，在小河川道里集合起来第一个大槽的牲畜……二十六年后，仍然由当年的农业社主任冯景藩亲自主持，再把三个生产队的六个大槽的百十头牛马，一头一匹折了价，分给一家一户庄稼人，由他们重新牵回自家的小院里去独槽喂养……哦哦！老汉蹲在铡墩上，咂得旱烟锅里吱吱响，心里说不清是一股什么味道。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在笑，听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在喊，哪头牛价钱高了，哪匹马的价钱合茬了。老汉鄙夷地瞅着这些人：分给你们的时候，总是嫌标价太高；当初入社合槽折价时，总是嫌价钱合得低……他转身走掉了。
老汉从二队的饲养场转身下坡时，暗暗流出一股泪来，又悄悄用大拇指抹掉了。冯家滩三个生产队的饲养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逐步由草房换成红瓦砖房的。为了施肥方便，三家饲养场按计划分别从村子里搬迁到向阳的塬坡上。每年冬季到来之前，他都要逐一检查饲养场里牲畜过冬的防寒设施：苫盖窗户的稻草帘子织好没有？烧水的地灶盘好了没有？干土准备得足不足？怀犊儿的母牛或母马，“小灶伙食”缺不缺饲料？他是个庄稼人，自小喜欢抚弄牲畜；他是中共冯家滩的党的领导，深知这些宝贝牛马在一个生产队里的份量。
岂止是牲畜的安全越冬问题！冯家滩一百五十多户，七、八百口人，粮食和棉花生产，社员的生活和分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这家那家的纠纷，足以使他从天不明起来，忙到天黑，甚至忙到夜深人静，才能落枕。
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强壮的庄稼汉子冯景藩，已经变成一个两鬓霜白的老汉了。冯家滩耗尽了他庄稼人的黄金岁月，在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却猛然发现，他拽着的冯家滩这辆大车好象又回到二三十年前的起点上……他现在从村巷里走过去。夕阳映照着一座座庄稼院高高矮矮的房屋，狭窄的街巷里，这家那家门外的槐树或椿树的树干上，系拴着一头黄牛或者叫驴，悠闲地甩着尾巴，在夕阳余照里反嚼。这景象，使人一下子回忆起合作化前乡村里的景象。景藩老汉背着手，心里灰败而又空落，匆匆走进了自家的门楼，又一股酸渍渍的东西从鼻腔里泛起来。他揉一揉鼻子，使劲咳嗽两声，没有搭理老伴的询问，走进里屋去，也没有吃夜饭，就脱光衣服躺下了。
春节过后，景藩老汉参加了中共河口县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三级干部会议。无论县委书记的长篇报告也好，农工部长的讲话也好，小组讨论也罢，参观试点也罢，都不能扭转景藩老汉心里那一层看法：单干。责任制这个绕口的新名词，老汉总是说不顺畅，他在小组会上仅有的一次简短的表态式的发言里，三次把责任制说成分田单干，惹得同一小组里的男女干部哈哈大笑。他自己则在心里说，其实就是单干嘛！地分了，牛分了，一家一户自己种庄稼，不是单干是什么！责任制——那是把猫叫成咪，名词不同罢了。
然而，党的决议他总要执行的，会议结束的那天后晌，他把带领他们来开会的河西公社书记者王引到县委党校院子的一棵泡桐树下，真诚地说：“我保险赶搭镰割麦以前，把土地和牲畜分到社员户里……”
“好嘛！社员正好赶上种秋。”工书记笑嘻嘻地说，同时提醒他，“甭说‘分’，是责任制，或者说承包，包干，不是分田单干。”
老汉嘿嘿嘿笑着，点点头，随即说：“责任制落实了，我想……把支书的担子卸了……我老了，跑不动咧！”
“唔……”王书记警觉地瞅了他一眼，表示理解地说，“那你得先给自己找个年轻人呀……你怎么办呢？”
景藩老汉实心实意地说，“我想来起去，只觉得公社奶牛场合适。我去喂牛，倒是有经验……”
“可以。”王书记干脆地答应了，“只是你得先找一个接班人……”
景藩老汉早已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他睡在县党校印着红字的干净被窝里，想着分地分牛以后自己怎么办。社办砖场、化工厂、钢窗厂和农机修理厂，这些地方他当领导不行，当工人又不懂技术。他瞅中了奶牛场。他可以当一名完全合格的饲养员，挣一份工资，够他老年享用就行了。
得到王书记的允诺，他回到冯家滩，坚决贯彻执行中共河口县委一九八一年“一号文件”。按照预先的计划，现在还不到夏收，土地和牲畜已经全部分配到户了。等到二队最后分掉这两槽牛马，老汉心里慨然系之：完了！他终于抑制不住心情的伤感，涌出眼泪了……
景藩老汉结好纽扣，下了炕，他想立即到公社去，找王书记，到奶牛场去喂牛。土地和牲畜已经提前完成分配下户任务，责任制落实了，至于中共冯家滩党支部的接班人，让王书记派党委干部来选择安排吧！他等不及了。……
“安国来过两回了，叫你哩。”老伴从伙房里端来一盆洗脸的温水，提醒他说，“我说你刚刚睡下……安国说叫你一起来就去。”
“我到公社寻王书记去呀！”景藩对老伴吩咐说，“安国有啥事，等我回来再说。”
“你忘了？”老伴仍然和颜悦色地提醒他，“人家给娃结婚哩！”
“噢……”景藩洗着手脸，满是水珠的脸上，显出失误的神情，淡淡地说，“我从公社回来再去。”
“明日到公社去吧。”老伴劝他，“甭叫人家说咱冷淡。”
“冷淡就冷淡！”景藩没好气地说，“人家给娃娶媳妇，我跑那么欢做啥？”
“甭忘了，咱还托人家给咱办事哩！”老伴悄声提醒他说，“你不去不好。”
“不提这事我还不生气！”景藩老汉掼下毛巾，生气地说，“咱托他办的那事，他怕是早丢到耳朵后边去咧……”
去年秋天，儿子马驹从部队复员回到冯家滩，原先订下的未婚媳妇——薛家寺村薛老八的二女子，提出了苛刻的结婚条件：只有马驹参加了工作才有资格和她去领结婚证。这不过是解除婚约的借口罢了。景藩老汉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里：出得自己家门，就是督促队长们抓紧分地分牲畜，在那些被自己亲自拔除了界石的大块田地里，重新栽下写着各家户主名字的木桩；回得自家屋里，就看见老伴因为失去未来的儿媳而一筹莫展的愁苦脸相。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对于冯家滩那些分到责任田和牲畜的庄稼人来说，是心劲空前高涨的一个难忘的春天；对于党支部书记冯景藩来说，却是太凄苦了！
尽管如此，他不能眼盯着这门亲事告吹。老汉一方面让媒人刘红眼从中周旋，调解，希求打开薛家女子关死了的大门，另一方面，老汉加紧自己给儿子寻找工作的脚步。老汉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跑到县政府，找到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气喘吁吁地陈述一番，得到的却是严格的，政策性极强的回答：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他去找县委刘书记。这是河口县的一位老领导人，和景藩老汉相识已久，曾经很赏识很器重全县最早试办起农业社的冯家滩农业社主任冯景藩。刘书记听着他的话，不住地点头，不住地叹气，表示很能理解他的困难，却无法为他农村户口的儿子在城里安排工作。他仍然不甘心，找到县饮食公司请冯经理帮忙。乡党毕竟是乡党，冯安国满口应承，而且热情地招待他在县国营第一食堂吃了午饭。他曾经高兴过一阵子。可是时过半年，没见丝毫信息。他忽然想到，人说冯安国是个“大嘴”，“应得展，撂得远”，怕是早已扔到耳朵后头了。
“马驹呢？”他记起儿子来。
“到山里买牛去咧。”老伴说，“鸡啼时走的。”
“尽是胡闹！胡整！”老汉气恼地说，“队里现有的牛都分咧，他还买！”
老伴不再说话，她知道父子间在公事上不和，常常拌嘴。老汉当支书，儿子当三队队长。儿子在腊月里一上台就分地又分牛。老汉骂儿子是分田单干，是拆集体化的墙根，不管老汉怎么喊，儿子还是把一捆写着户主名字的木桩栽到三队的耕地上去了。谁料想，麦子刚刚锄罢，老汉自己也领着一队和二队的干部在大田里分地，在饲养场里分牛马。她弄不清公事里头父子间谁个理长理短，一如既往地保持中立，只管给老头和儿子缝衣做饭，给老汉捞一碗干面条，给儿子也捞上一碗干面条，笑盈盈地听那父子俩个在方桌对面一边吃饭一边争论。现在，她只是劝老汉：“快去，甭叫安国等急了……”
景藩老汉点着烟锅，虽然神情上仍然表示出对冯安国家婚事的冷淡，还是听顺了老伴的劝告，转身走出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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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冯景藩老汉一步跨出街门，耀眼的太阳已经在东塬顶上升起一竿子高了，村巷里，土场上，到处走动着穿饰一新的陌生人，大都是安国家的亲戚吧。还不到坐席就餐的时间，他们站在场边上，大声地说笑或谈论，欣赏着刚刚进入初夏时节小河川道迷人的景色哩。好多的亲朋呀！
唔唔！景藩老汉更吃惊了，村子北边空闲着的打麦场上，大卡车，小吉普和明光锃亮的小轿车摆下一长排，是谁在用粗喉咙大嗓门禁斥乱摸乱动的乡村娃娃……好大的气派呀！
冯安国家门楼以外的半条街巷，已经被本村或外村夹的男男女女、老人娃娃围塞满了，简直象河口镇上逢集过会一样。景藩老汉从人窝里挤过去，走到门楼下。黑漆刷过的门板和门框，用红漆勾出笔直的缝线；两条大红对联，足有八尺长，贴在门框两边刷得雪白的墙壁上。嗬呀！冯家滩的庄稼人，谁家贴过这样长的对联！
院子里，撑起一顶绿色帆布帐篷（庄稼人都是用苇席搭棚），遮挡着阳光。庭院四周，悬挂着亲朋乡友赠送的绸缎被面和印花床单，五颜六色，流光溢彩，平时清淡雅静的屋院，现时看去跟百货商店的布匹展销货架一样了。收音机（其实是收录机）播放着欢快的乐曲，渲染着婚事的喜庆气氛。景藩老汉看得眼睛花了，辨认不出自己老伴昨晚送到安国家的那条被面，究竟挂在哪个角落里。
“老书记到——”谁在喊。
忙着和闲着的人，都转过头来和他打招呼，景藩老汉忽然觉得在这样的场合里有点拘束了，不象以往参加冯家滩任何一个小伙子的婚礼时那样从容和坦然。他有点窘迫地走到庭院里，看见一伙人围着小学民办教师在用毛笔记写礼单。民办教师扬起脸，笑嘻嘻地说：“老书记，啥时候给马驹兄弟办事呀？也按冯经理家的这个派势办！”
景藩老汉脸一热，心一沉，扭过脸去了。民办教员并无恶意的一句玩笑话，正好撞到老汉心中的伤疤上头了。老汉走进这个门楼的时光，强烈的现场实景的刺激，早已使他悔愧得难以抬头了。他坐在小学教员写字的方桌旁，悻悻地苦笑着。
“老哥，你怎么坐在这儿？走，屋里坐。”
冯安国站在当面，剃刮得干净的腮帮上泛着串脸胡碴的蓝光，红光满面，两只大眼笑眯眯地瞅着他，实心实意地把穿着黑呢制服的胳膊搭到他的肩头上，亲热地搂着推着他往里屋走去，冯家滩的庄稼人，看着这两个曾经一同在本村创办过农业社的第一任干部，搭肩勾背地走过庭院，纷纷投来奇异的眼光：两人的穿戴和气度，相差太远罗！
接过安国递来的一支黑色机制卷烟，景藩老汉坐下，掩饰住自己灰败的情绪，勉强用恭贺的口气说：“百事顺心吧？”
“凑合。”安国矜持地笑笑，头一摆，吁叹着，“嗨！我说叫俩娃把钱带上，到上海、杭州逛一程算咧！现在兴得旅行结婚，也省得家里劳神。老婆子老脑筋，非得要在家里办不可。花钱莫说，搅得亲戚朋友不得安宁……”
景藩老汉深深低下头去，洋溢在冯安国脸上和话语里的优越感，是这样明显。人家是媳妇不愁，花钱不愁，仅仅是结婚方式上的一点小矛盾喀！
安国正说得洋洋得意时，有人来传报，说是有哪家重要亲朋来到门外了，要他去迎接。
“老哥，你坐着喝茶，抽烟。”安国站起来，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叮嘱说，“我一会就回来，咱俩好好谈一谈，平时老是遇不到一块儿。”
安国走出门去了。里屋里坐着的人，从服装举止上看，全是在国家单位或机关的“工作人”，只有他冯景藩一个农民老汉。有那么两位干部，他看去有点面熟，只是记不起名姓了。他没有和他们说话扯闲的兴致，就咂着卷烟，坐在那里，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段路，现在是这样强烈地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