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河水含有某种矿物成分，出酒率高，酒味香醇。一座铁工厂，一座小水电站。这一来，镇上的人口就像蚂蚁搬家似的，陆续增加了许多倍。于是车站、医院、旅店、冷饮店、理发馆、缝纫社、新华书店、邮电所、钟表修理店等等，都相继出现，并以原先的逢圩土坪为中心，形成了十字交叉的两条街，称为新街。原先的青石板街称为老街。
芙蓉镇成立了镇革命委员会，成为一级地方政府，却又尚未和公社分家，机构体制还有点乱。镇革委会主任就是王秋赦。居民们习惯称他为王镇长。镇革委会下设派出所、广播站，还有几科几办。叫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派出所管理全镇户籍人丁，打击投机倒把，兼训练全镇武装民兵，侦破“反标”案件多起。广播站则在新街、老街各处都安了些高音喇叭，后又在各家各户墙上都装了四方木匣，早、中、晚三次，播放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以及镇革委的各种会议通知、重要决议，还有本镇新闻。本镇新闻内容丰富，政治色彩浓烈，前些年是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宣传本镇“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接着是宣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既定方针”。如今呢，还是同一个女广播员，操着同一口夹了本地腔的普通话，按本镇革委会定下的口径，在深揭狠批林彪、 “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批极左路线，讲十年浩劫；在宣传抓纲治国、新时期总任务，在号召新长征、“四化”建设。高音喇叭的功率很大，在声音的世界里占压倒优势，居统治地位，便是街道上的汽车、拖拉机、铁工厂的汽锤、造纸厂的粉碎机所发出的声音，都在它的面前黯然失色，退避三舍。新街、老街，街坊邻居们站在当街面对面地讲话都不易听见，减少了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有利于治安管理。
前进中自然会出现一系列的新问题。没有公路就没有汽车，没有汽车就扬不起滚滚浊尘。如今汽车、拖拉机从泥沙路面上一开过，满街黄蒙蒙的飞灰就半天不得消失，叫做“扬灰路”，系“洋灰路”的谐音。老街还好点。新街的屋脊、瓦背、阳台、窗台，无不落了厚厚一层灰。等到大雷雨天气才来一次自然清洗。新十字街没有下水道，住户、店铺，家家都朝泥沙街面泼污水。晴天倒还好，泥沙街面渗水力极强。一到落雨天，街面就真正的成了“水泥路”，汤汤水水四方流淌。那些喜欢雨天飞车的司机们，更是把泥块、泥水飞溅到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墙壁、玻璃门窗无不溅满了星星点点。也好，省钱又省事，免得居民们费布挂窗帘。据说镇长王秋赦和同僚们正在制订市镇建设规划，设想在新十字街两旁各挖一条浅浅的阳沟，好使污水畅通。有人提出要挖下水道。王镇长说：“下水道？阳沟不就是下水道？ 我们不是广州、上海，不要追求洋派！”而且做出了决议，一俟阳沟的设计图纸画了出来．经镇革委常委会议审议批准，即责成镇派出所集中全镇的地、富、反、坏、“四人帮”帮派爪牙出义务工，限月限日完成。
工厂和工厂之间也经常闹矛盾，起纠纷，还两厂对垒打过群架。工厂一般都是沿芙蓉河而建，抽水、排水方便，还有水路运输。还便于倾倒各种废料垃圾。但是造纸厂盖在离酒厂四里远的玉叶溪上游开初竟然谁也不曾想到有什么问题。相隔都有四里远啊，又是两条水路，两个厂的青年工人谈恋爱在河边溜溜达达，都要半天，谁还碍得了谁？可是纸厂一开工，排出的碱水白泡泡满河流了下来，汇流到芙蓉河里，哪里管什么四里二十里？酒厂酿出的粮白酒、二锅头带苦涩味，喊老爷。酒厂要求纸厂赔偿损失，纸厂要求酒厂迁移厂址。你们酒厂嫌芙蓉河水不好，我们纸厂可把玉叶溪水当宝。官司打到县委，县委责成镇委解决；官司打到地委，地委责成县委解决，县委又责成镇委解决。镇革委主任王秋赦也没有长三头六臂，他能解决？算老几？酒厂搬迁动辄上百万，一个小小芙蓉镇革委会有权印钞票？还是王秋赦害怕两厂打群架，出人命，才跑到县革委去哭丧，请来杨民高
书记、李国香副书记，组织两厂头头办学习班，提高思想。结果却又是按批臭了的孔夫子的“中庸之道”行事，由纸厂出财力，酒厂出人力，用水泥涵管从三里外的峡谷里接来清悠悠的山泉水解决问题。当然两厂头头还背着县里两位书记私下达成了一项谅解：今后纸厂干部到酒厂购买内销酒，次品酒，处理酒，享受酒厂干部的同等待遇。
至于绿豆色的芙蓉河，玉叶溪，古老温顺、绿荫夹岸、风光绮丽的芙蓉河、玉叶溪，如今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已经在议论纷纷。却还暂时排不上镇革委繁忙的议事日程。由于各工厂都朝河里倾注废渣废水，河岸上已是寸草不生，而且在崩塌。沿岸还一排排倾倒了各种垃圾，据说河床水面不要那么宽，可以适当扩大一些陆地面积。人家还搞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呢。各种纸张、纸盒，纸厂的烧碱白泡泡，据说偶尔还有不足月份的私生子，漂浮在平静的河面上。原先河里盛产“芙蓉红鲤”，如今却连跳虾、螃蟹都少见了。
有人解释说：污染和噪音，是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附属品。先进的工业国家，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无不如此。据前些年报纸上宣传，日本、美国的天空连麻雀都找不到一只了。英国则要进口氧气。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内地、边远山区的芙蓉镇，何以能另辟蹊径？而且也还没有到那种天空里找不见一只麻雀的田地，氧气大约也不缺。麻雀在芙蓉镇地方还是一种害鸟，每年夏初麦熟季节，社员们还要在麦田边扎起一个个的草人来吓唬呢。如果说科学、民主是一对孪生姐妹，封建、愚昧则是圣殿佛前的两位金童玉女。批斗了二十几年的资本主义，才明白资本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来还是个进步；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批斗了年纪轻轻的社会主义呢。
二 李国香转移
前些年，北京有所名牌大学，准备开设一个“阶级斗争系”，作为教育革命史上的一大壮举。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小巫不见大巫。阶级斗争早就是一门全国性的普及专业，称之为“主课”，而且办学形式不拘一格，学习方法多种多样，学生年龄有老有少。平心而论，我们的千百万干部又有几位不是从这所专门学校培养、造就出来的，或者说是在这专门学校里严酷磨炼、痛苦反省、刻意自修过来的呢？
前些年，北京有位女首长，险些儿步吕雉、武则天、慈禧后尘登基当了皇帝。女首长在“批林批孔”前前后后，十分强调培养有棱有角的女接班人。她说：“你们男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多了一条精虫？”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女首长恩泽施于四海，在各级三结合领导班子中体现出来。于是原公社书记李国香就升任为县委女书记。一个县委书记才多大一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设有数千个县市，各业各界这一级别的干部不下
百十万。好些她这种年纪、学历的女同行，都当过地革委、省革委的大头头，名字常上电台广播，照片常登报纸呢。甚至有一位官拜副总理，在日本医学界朋友面前出过“李时珍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没有”的笑话呢。还不都是同一所专业学校培养、造就出来的？修的不都是同一门“主课”？革命的需要，能怪某一个人？李国香是因为没有进过紫禁城，所以谁也不能断定她就不是块副总理的材料。
不过话讲回来，李国香这些年来能够矮子上楼梯，也是颇为不容易的。几次大风大浪的历史转折关头，她都适应下来了，转变过来了。她已经正式结了婚，爱人是省里的一位“文化大革命”初期丧妻的中年有为的负责干部。他们暂时还分居着。李国香还想在基层锻炼两年，进步快些。“四人帮”倒台后，她在全县三级扩干大会上，对极左路线、帮派势力罪行的控诉、批判，使许多人落了泪。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干部啊，公社女书记啊，竟然被揪了出来，黑牌加破鞋，投在五类分子、牛鬼蛇神的队伍里游街示众；在芙蓉河拱桥工地上搞重体力劳动，为了请求加三两糙米饭，在铜头皮带的威逼下不会跳“黑鬼舞”，就被勒令四脚走路，做狗爬……谁听了不怒火烧胸膛？丧尽天良的帮派体系黑爪牙们就是这样作践党的好干部、好女儿……当然，李国香的“左派整左派的误会”——帮派体系的“左”是打了引号的法西斯的极左，她的左是正统的革命的左，有着本质的不同。还有，李国香下令要用铁丝把新富农婆胡玉音的两只发育正常的乳房穿起来——这是对待当时的阶级敌人嘛，出于革命的义愤嘛，不能心慈手软嘛，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嘛。当然，这些她都不便在三级扩干会上控诉揭发。不值一提。跟“四人帮”帮派体系无关。而且在那种年头，谁又能没有一点过头的言论、过火的行为呢？连革命导师都是人，不是神，何况她李国香呢。她也是富有七情六欲的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县委常委分下工来，由她负责落实全县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右派分子改正，地富摘帽，改变成分。女同志总是细心些，适宜于做这项工作。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理所当然。为无辜死去的同志申张正义、恢复名誉，为存活下来的亲属子女安排生活、工作，义不容辞。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改正，这也不难理解，本来都是国家干部，讲了几句错话、写了点错文章也不是阶级敌人嘛，今后吸取教训、加强思想改造嘛，注意摆正和党组织的关系就行了嘛。搞“四化”，提倡科学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尚是可以利用之才，为何不用？
就是对于给农村的地、富摘帽，地富子女改变成分这一项，李国香怎么也想不通，接受不了。今后革命还有什么对象？拿谁来当活靶子、反面教员？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今后农村工作怎么搞？怎么在大会小会上做报告？讲些什么？阶级斗争是威力无穷的法宝啊，丢掉了这个法宝，就有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丢失了手里的拐杖。难道真的到了四十几岁，在政治运动的大课堂里学到的一套套经验、办法，浑身的解数，过时了？报废了？还得像小学生那样去从头学起，去面壁苦吟，绞尽脑汁，苦思苦熬地啃书本，钻研农业技术，学习经济管理？对于这个问题，她连想都不愿意想，毫无兴趣，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念头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变了，修了，复辟了。她白天若无其事，不动声色，晚上却犯了睡觉磨牙齿的毛病，格格响。
李国香是从自身的经历、地位、利益来看待问题的。地委副
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杨民高，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外甥女的不健康的思想动向，危险苗头。在一个深夜，做了一次高屋建瓴式的谈话：
“怎么？对党的路线、政策怀疑了？动摇了？这次就转不过弯来了？不行啊！根据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历来的教训，适应不了每次伟大的战略性转变的干部，必然为党、为时代所淘汰。这种例子，这种人，你还见少了？县委分工你主管落实政策，你不能个人意气，不能以个人感情代替党的政策，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我们是下级，是细胞，不是心脏、大脑。就是万一将来又说错了，也是错在心脏、大脑。我们离心脏、大脑远着哪。我们只是执行问题，责任不在我们。关于地富摘帽及其子女改变成分的问题，叫摘就摘，叫改就改嘛。万一将来又叫戴，就再给戴嘛。过去叫抓，是革命的需要。今天叫放，也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生是党组织的人，死是党组织的鬼嘛……”
舅舅就是舅舅，水平就是水平。对斗争规律烂熟于心。只有学会了在政治湖泊里游泳的人，才有这种自由。要不然，舅舅怎能当上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李国香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还没有赢得这种自由，还是个“三成生、七成熟”的干部。所以她还只是个县委副书记。但她终归会完全成熟的，会学得一手在政治湖泊里自由游泳的好本领。
杨民高书记对李国香同志这次没能敏捷、及时地跟上形势、服从路线的转变，感到懊恼、担心。不识时务，不辨风向的死脑筋！作为上级，加上骨肉情分，他想得比较远，考虑也颇周全：县委机关里，对外甥女和王秋赦的暧昧关系，近来又有些风言风语。小李子和省里的丈夫继续分居下去，也不是长策。应当跟省里那位“外甥女婿”把利弊摆摆，上下一齐活动，通过组织部门先把小李子再提一下，调到省里去算个正处级。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