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想想他身上剩了四五十块钱，只能买几斤木耳，跑一回上海实在划不来。他只好望“海”而兴叹。
但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他在黄原和省城之间的铜城火车站碰见他丈人村里的金富。他和金富在这一线的各种车站常常不期而遇。王满银明白金富是干什么行当的，知道他身上有钱。他于是就低声下气开口向这个小偷借贩木耳的钱。“得多少？”金富很有气派地问。
“有个五百……来块就行。”
“那太多了！我只有一百来块。”
“也行！”
这位小偷慷慨解囊，给王满银借了一百块钱。金富有金富的想法。他知道王满银的妻弟孙少安是双水村的一条好汉，和他爸他二爸的关系也不错。和一个乡邻总比惹一个强。再说，二流子王满银还不起帐，他将来也有个讨债处——据说少安家现在发达起来了。
王满银拿了金富的一百块钱，很快托一位生意人朋友买好木耳，就立刻坐车去了上海。他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除不心怯，情绪反倒十分张狂，似乎想象中的钱已经捏在手里了。
到上海后，他一下子傻了眼。这里木耳价并没有“信息”传播得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只能卖十四六元。他又没拿自产证，一下火车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十三元钱。妈的，这可屙下了！
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仓惶逃出了这个冷酷的城市。
他从上海返回省城时，象神差鬼使似地，碰巧又在火车站遇见了金富。他只好给小偷还了一百块债，身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连原来带的几十块钱，也大部分贴进了这趟倒霉的生意中。
金富当时念老乡的可怜，引他在街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住的一个私人开的旅店里。
两手空空的王满银跟着这位小偷走进一间阴暗的小房子。
金富拉过一条枕巾把皮鞋擦了擦，然后在洗脸盆里撒了泡尿，对王满银说：“你做那屁生意能赚几个钱？你干脆跟我学几手，票子有的是！”
王满银畏惧地笑笑，说：“我怕学不会……”
“只要下苦功，就能学会！看，先练这！”金富说着，便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戳去。他一边示范，一边对王满银说：“每天清早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五百下。一直练到伸出手时，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这样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另外，弄一袋豆子，每天两只手反复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这些都是基本功。最后才练最难的；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你速度自然就快了；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你能夹出来，就说明你的功夫到家了……”
王满银坐在床边上，听得目瞪口呆。他绝对吃不了这苦，也没这个心胆。他摇摇头说：“我怕没本事吃这碗饭……”
金富一看王满银对此道不感兴趣，也就对王满银不感兴趣了，说：“我下午就走呀，马上得结房费！
这等于下了逐客令。王满银只好离开这个贼窝子，重新来到省城的大街上。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这会儿心里倒怪不是滋味。往年他总要年前的十来天赶回家里；而且身上也有一点钱，可以给两个孩子买点礼物。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血，他在心里也亲他们，只不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记不得他们的存在。只有春节，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
可是现在，别说给孩子买点什么，连他自己也没钱回家了。
王满银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遛达。他也坐不起公共车，在寒风中缩着脖子，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一直逛到两只脚又疼又麻才返回到火车站的候车室——他临时歇脚的地方。
因为临近春节，候车室一天到晚挤得水泄不通。他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而且一坐下屁股就不敢离椅子，否则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
他就这样在省城一直滞留到春节。他一天只敢到自由市场买几个馒头充饥。有时候，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赖磨，用一分钱买两根大葱，就着馒头吃，算是改善一下伙食。
大年三十夜晚，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下来。除过少数象他这样的人外，只有不多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
这一晚倒好！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亲自推着煮好的饺子，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手里接过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时，还有一群记者围着照相，闪光灯晃得他连眼睛也睁不开（他并不知道，他和市委书记的这张照片登在了第二天晚报的头版上）。
这会儿，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喜得咧开嘴巴，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过了一会，他才发现他旁边有位妇女，也端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这女人吃饺子时，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别在胳膊上。王满银心想，她大概把他看成个小偷了。哼，我才不是那号人呢！
这妇女竟然搭讪着和他拉起话来。口音一听就是外路人！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位妇女是个生意人，是从广东来的。
同行遇同行，倒使两个人很快成了知音。这妇女告诉他，她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便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
“一只卖多少钱？”满银惊讶这妇女带这么多手表，看来是个大富翁——他想文化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有个洪常青，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嗯，这女人大概也是从南洋来的！
“南洋女人”告诉他，一只手表卖二十元。
“才二十元？”王满银顿时惊讶得张开嘴巴，连饺子也忘记吃了。他对“南洋女人”说：“要是在我们那里，一只起码能卖一百多块钱！”
现在“南洋女人”又惊讶得张开了嘴巴，她说：“只要一只能卖五十块，给我抽二十块红利！”
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一亮，把盘子推到旁边，说：“可惜我身上没钱，要么我一下都买啦！唉，我的钱……让小偷偷了，现在连路费也没有。你要愿意，干跪跟我到黄原去，肯定能卖大价钱！”
“一只能卖五十元吗？”那女人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六十元都能卖出去哩！”
“能卖五十元就行了。”
“为什么？”
“这表是香港走私来的，是玩具表，里面都是塑料芯……”
那女人冲王银满诡诈地笑了笑。
王银满又瞪住了眼。他问：“那能走多长时间？”“最长大概半年吧……”
“不怕！半年以后谁能找见卖表的人？你愿意，明天就跟我走！不过，你得先给我买一张到黄原的汽车票！”这女人立刻表示同意。
这真是狗屎到头上了——交了好运！王银满来了神，兴致勃勃地说：“虽然你是个女的，咱们也就算是拜识了，我就称呼你是干姐！”
“干姐？”“南洋女人”一时明白不了。
王银满解释了半天，那女人就乐意认了这个“非常关系”。
于是，大年初一，王银满带着他新结识的伙伴，坐汽车回到了黄原。然后这“干姐弟”俩就在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以每只六十五元的价格，开始出售这批香港产的塑料芯玩具手表…… 第二十九章
过罢正月十五的灯节以后，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淡了下来。人们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有些勤快的庄稼人，已经往山里送粪了；等惊蛰一过，农事就将繁忙起来。
兰花和两个孩子作梦也想不判，正月十八，王银满突然回家来了。不是他一个人回来，还带着一个操外路口音的女人。满银给妻子解释，这是和他一块作买卖的生意人，是从“南洋”来的。那女人也就嬉笑着对兰花说了许多话，可兰花一句也没有听懂。
厚道的兰花并没有因为丈夫带回个女人就乱猜想什么，她反而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地来的客人。在这个农村妇人的眼里“南洋女人”是个大人物，能进她的寒窑穷舍，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她热情地把那些留下的年茶拿出来，款待丈夫和这位女宾。
兰花和两个孩子兴奋得象重新过年一样。“南洋女人”从提包里抓出大把的奶糖，撒土坷垃一般撒在炕席片上，让猫蛋和狗蛋吃。王满银让这两个娃娃学城里人的样，叫这女人“阿姨”。只是“阿姨”说的话，娃娃们一句也解不开。
王银满带回一个“外路”女人的消息，一天内就传遍了罐子村。村中的大人娃娃就象看“西洋镜”一般轮番涌进兰花家那孔破窑洞，稀罕地来看这个说话象绵羊叫唤的女人。
看完稀罕以后，罐子村的精明人都不出声地笑了。他们知道王银满和这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也有人羡慕地巴咂着嘴，对他们村这个二流子油然生出一种“敬意”；哈呀，这家伙本事不小，竟然挂回来个外路货！
不用说，兰花立刻成为全村人同情或耻笑的对象。
但这个迟钝女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全村人突然挤到她家来所造成的热闹气氛，使她更加高兴起来，觉得她男人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她和孩子们脸上也有了光彩。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怜的女人才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晚上，兰花忧愁地把丈夫叫到院子里，和他商量，让这位“南洋女人”睡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就这么一孔破窑洞，得开口向别人家借个地方让这女人休息。象样一些的人家他们不敢开口；穷家薄业的人家又怕委屈了客人。
但王银满无所谓地说：“借什么地方呢？就睡在咱们炕上！”
兰花听满银这么说，又惊讶又难受，她一年没见男人，这一晚上对她是多么宝贵呀！她问丈夫“那你到什么地方去睡呢？”
王银满倒惊讶起来：“我也在家里睡呀！”
“那……”
“那什么哩？”
兰花尽管心里不畅快，也只好就这样忍受了。
晚上睡觉时，兰花本指望这位尊贵的客人自己能提出异议，但她却心安理得睡在她为她铺好的被褥里了。“南洋女人”睡在靠锅头的地方，中间隔着两个孩子“兰花紧挨孩子，王银满睡在靠窗户的边上。这个编排还算“合理”。熄灯以后，兰花躺在被窝里，胸膛里象塞进去一把猪鬃。她多么希望钻到丈夫的被窝里去，可羞耻心使她连动也不敢动。她敢怎样呢？后炕头睡个生人，稍有动静，人家就能听见。唉，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勾命鬼呀！她躺在黑暗中，开始痛恨起这个女人。
前半夜她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瞌睡终于压住了骚动的欲望。她睡着了，但还能听见自己的鼾声。
突然，沉睡中的兰花觉得她的脚被什么碰了一下。她的心立刻缩成一团。黑暗中她微微睁开眼，看见丈夫光身子象狗一样从她脚底下慢慢往后炕头爬去。她牙齿拼命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喊出声来。
她狠狠踹了一脚那个爬行动物！
王银满立即调过身子，悄悄摸着爬进了自己的被窝。
不一会一只求饶的手伸进；她的被窝，企图抚摸她。她用指甲在这只手上狠狠掐了一下。那只手象被蜂蜇一般，猛地缩回去了。兰花忍受着煎熬，终于等到了窗户纸发亮。
她起身穿好衣服，没等孩子睁开眼，就一个人溜下坑，出了门。
她象受伤的母牛一般，几乎是小跑着转到公路上，在黎明中出了寂静无声的到罐子村，向石圪节公社走去——她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女人”。
当兰花气喘吁吁地进了公社院子的时候，公家人刚刚吃完了早饭。公社干部过春节后大部分还没有回来，只有文书和主任涂治功。
兰花一进徐治功的办公室，就鼻子一把泪一把向主任叙说起了她的苦情。
徐治功几乎一直笑着听这位农村妇女说完她的不幸。他喷了一口烟，说：“现在这社会，这号事不算事！我们管不了”
“你们连坏人也不管了？”兰花瞪着红肿的眼睛，问徐主任。
“那你写状子告嘛！”徐主任仍然笑着说。
“我不识字。”兰花难住了。
“那你找个人写嘛！”
“你给我找个人……”
“这又不是我的事！”徐治功不耐烦地说，“我把这号事也管了，其它大事谁管呀？”
“你不找个人，我就住在你这里不走！”创伤深重的兰花也不顾一切了。
“咦呀，你给我耍起了赖！”徐治功叫道。
“我就不走！”兰花说完，竟然放开声嚎了起来。
心烦意乱的徐治功只好把公社文书叫来，对他挤挤眼：“你去给她代写个状子！”
文书对主任会意地点点头，便劝说兰花不要哭，跟他到隔壁窑洞写状子。
兰花立刻顺从地跟文书别了隔壁；接着又向这位年轻的公家人叙说了一遍“南洋女人”和她丈夫的长长短短。不一会，徐主任过来了，声色俱厉地对文书说：“你带两个民兵，立刻到罐子村去，把王银满和那个女人捆到公社来！”文书马上站起来，说：“我这就去！”
兰花瞪大眼，喊叫说：“怎连我男人也绑呀？”徐治功说：“怎不绑你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