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强面对这个血淋淋的牲畜，不知如何是好。他猛然灵机一动，拉开桌子抽屉，把他自己平时用的药都拿了出来。
他先把止血粉撒在猫的伤口上，又拿了棉纱和胶布准备包扎，但胶布在皮毛上面粘不住，只好凑合着捆扎起来。
他把它放在一个棉垫子上，然后悄悄溜到厨房里，把几片止疼片拿刀背捣碎，在杯子里拿水调成汤，又带了几块熟肉回来。他把肉放在猫嘴边，猫只是呻吟般喵呜着，无心食用。他就拿小勺子给它喂药。尽管他给猫说，这是止痛药，但猫怎么也不喝。
他只好把杯子放在一边，束手无策地坐在猫旁边，陪伴着它。外面的风似乎小了，寂静中听见一片沙沙声。隔壁房间里，传来福军沉重的鼾声。
徐国强呆呆地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黑猫。此刻，这只猫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动物，而是他的亲人。他记得爱云她妈临终的时候，他也就这样呆在她的床边。动物和人一样，总有一天也要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时刻，他们是极需要亲人守护在身边的；这样，他们也许能镇定地度过这最后的时光。
亲爱的黑猫渐渐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受伤的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两只美丽、金黄色的眼睛。
老汉轻轻把它抱在怀里，用一只青筋突暴的手悲痛的抚摸着它。
黎明时分，老黑猫在徐国强的怀抱里死去了。
老汉用手掌抹去满脸泪水，抱起这个咽气的伙伴，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他看见，外面已经铺了一层寸把厚的雪。天阴得很重，空中仍然飘飞着雪花。风已经完全停了，空气中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温暖。
他把老黑猫安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那片棉垫遮盖住它，然后静静地立在栏杆边，望着风雪迷朦的城市和模模糊糊的远山，嘴里叹息着，胡楂子周围结上了一圈白霜……徐国强老汉一个上午没有出自己的房门。他盘腿坐在床铺上，沉默地抽了很长一阵烟。后来，他在床下找出一个小小的木匣子，用笤帚打扫干净，给里面垫了一些新棉絮。他要象安葬人一样安葬他的老黑猫。
中午前后，他的猫入“殓”了。他把那只猫经常饮水吃食的小碗和那个毛线蛋，都放在了“棺材”里；然后拿小木片把木匣子钉起来。
福军和爱云中午都不回家来，他自己也无心吃饭；于是就把这个小木匣装进一个破提包，又拿了一把挖炉灰的小铁铲，一个人静悄悄地出了门。
他踏着厚茸茸的积雪出了家属楼后边的小门，蹒跚着来到街道上。满天雪花象无数只纷飞的白蝴蝶。徐国强老汉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认识他的人热情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严峻地点点头。
他到离地委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沟里，在马路旁边瞅了个向阳的小山坡，用小铁铲在土崖根下掘个小洞，把那个小木匣放进去；然后用土掩埋起来，并且象真正的坟墓一样，弄起一个小土包。
殡葬全部结束后，他蹲在这个小土包旁边，又抽起了旱烟，雪花悄无声息地降落着，天地间一片寂静。他的双肩和栽绒棉帽很快白了。他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白皑皑的雪山和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一缕白烟从嘴里喷出来，在头顶上的雪花间缭绕。
徐国强老汉突然感到这个世界空落落的；许多昨天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好象一下子变得很遥远了。这时候，他并不感到生命短促，反而觉得他活得太长久。
毫无疑问，老黑猫的死对徐国强老汉的打击是沉重的。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这件事的残酷性。他也并不指望别人理解他，包括他家里的人。
几天来，他的情绪一直很低。他也不愿给别人叙说他的不幸。要是说出他为一只死去的猫而悲伤，也许别人会笑掉牙的。只是在星期天的饭桌上，爱云突然提念说：“这几天怎不见猫呢？”
“猫已经死了。”他对女儿说。
“死了？也是的，这只猫太老了……”爱云轻淡地说了一句，然后便去盛汤。晓霞只顾低头吃饭，福军一边吃，一边和旁边的一位干部说话。谁也没有再说起这只死去的牲灵。
徐国强勉强吃了一小碗米饭，连汤也没喝，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木然地立在门后边，泪水盈满了一双昏花的老眼。他好象听见房间的什么地方传来“喵呜”一声叫唤，赶忙把脑袋转了一圈。一无所有，是他的耳朵产生了错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每过一两天，徐国强老汉总要在临近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悄然地走出家门，穿过那条街道，来到那个小山湾里，在那个小土包前徘徊一段时光。人的感情有时候真是不可思议，他也许对人是冷漠的，但可以对一个动物怀着永远的眷恋。
又是一个黄昏，城市的灯火和山坡上的残雪闪烁着冰冷的白光。大地已经开始结冻，硬帮帮得象铁板一样。风呜咽着从远处的山口中吹过来，灌满了低洼中的城市。徐国强老汉象往常一样，穿着厚厚的挂面羊羔皮大氅，戴着栽绒棉帽，又来到掩埋着老黑猫的那个小山湾溜达。他现在已经没勇气走到那个小土包前；只是在那个山坡下面的公路边上来回走几圈。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专门来祭奠那只死去的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跑到这里来了；就好象他在这地方丢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尽管毫无指望再拾回来，但仍然还要反复寻找。
徐国强老汉在马路边上溜达了几圈，正准备返身回家去，却突然又听见了一声猫的叫唤。他心一惊，不由转过脸向山坡上望了一眼。除过一片昏暗，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摇摇戴栽绒棉帽的脑袋，知道他的耳朵又出了毛病。“喵呜！”
又是一声猫的叫唤声。这下老汉听真切了！这的确是一声猫叫，而且和他的老猫叫声几乎一模一样！
一股凉气沿着老汉的后脊梁一直窜到后脑勺上。难道他的老黑猫真的活过来了？他尽管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多少还有点迷信，心想是不是猫的魂灵在他附近叫唤呢？
当又听见一声猫叫后，他才发现这叫声是从公路前面传来的。
他怔怔地立在路边，看见前面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向他这边走来。
直等到这个人走到他面前，他才认出这是他的外孙女晓霞！
“你怎到这儿来了？”徐国强老汉走前一步，对外孙女说。晓霞从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一只小猫，举到他面前说：“外爷，我在自由市场上给你买了一只猫。你看，也是黑的！两只眼睛黄黄的，和你原来的那只一样，说不定就是老黑猫生的儿子呢！外爷，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到这地方来……”
徐国强老汉从外孙女手里接过那只小黑猫，弯下腰用脸颊在猫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伸出一只手在外孙女头上摸了摸，说：“咱们回家去吧……” 第二十七章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十六过罢传统的“小年”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涌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胸前的钮扣上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面印有“代表证”三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象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地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通常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越热闹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总结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
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
这真是时代变，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智向来反感这类大哄大嗡，但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张有智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工作。我们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动。
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在春节后”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待，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向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们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说：“我好象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个子能够上标准哩！”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徐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得来的去！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刘根民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刘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嗨，这就看怎样算帐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帐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象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有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