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两口再也不可能夜夜消闲地钻在一个被筒里搂着睡觉——他们常常好几天都见不上一面。虎子几乎一直跟爷爷奶奶住；他们顾不上照管自己的宝贝蛋。
当然，他们如此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一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青！
眼下，农民孙少安尽管不会这样表达他的思想，但所有这一切他都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在农村这个天地里，他原来就不是平庸之辈；只不过在往日那漫长的年月里，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却又非做不可。
好，现在政策一变活，他终于能放开马跑了！
两个多月来，少安和秀莲尽管累得半死不活，但小两口心里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畅快。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已经在他们新家的小土炕上，扳着手指头反复计算过今年下来的光景。如果不出什么差错，他们将在年终还完贷款后，还有两三千元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制砖机和砖厂所有的财产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罗！
随着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国家迅速地转入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从农村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各类建筑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有些属于计划之内，有些是盲目上马。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建筑材料都成了热门货。木材在涨价，钢材在涨价，而砖瓦一直供不应求！尤其是宝贵的钢材，就象困难时期的营养品一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紧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种后门洞开，许多环节上都有不法之徒大发横财——报纸上不时报道有贪财的官员锒铛入狱！
孙少安开办砖厂，的确赶上了当口——他不愁他的砖没有销路。
但是，要把每一块砖变成人民币，还得要费一番周折喽！如果按当时通行的价格，那倒很省心——起先他就是这样把砖卖掉的。可是有一次，他碰见“夸富”会上和他住同屋的“冒尖户”胡永合，把他这种便当的买卖大大嘲笑了一番。
胡永合告诉他，现在的买卖人没他这号瓷脑！他教导孙少安说：脑筋放活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里吃上一顿，每块砖就能多卖一二厘钱！
孙少安大为惊讶。他先把这位“传教士”请到原西县国营食堂吃了一顿。这顿饭使两个买卖人成了朋友。三杯酒下肚，生意油子胡永合又给他传授了不少窍道。
打这以后，孙少安就“灵醒”多了。按胡永合的教导试了一回，果真灵验——原来一块砖最多卖三分八厘钱，这次卖了三分九厘。一块砖多卖一厘钱，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请一两个人吃顿饭能花几个钱！
当然，作为一个本份农民，起先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总有点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这样做也不行！有些公家人不仅不在乎这种请客送礼，而且还主动暗示或直截了当要你“出血”。这是一种“互惠”生意，既然公家人不怕，一个农民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土头土脑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职部门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为，才使他们成为“熟练的”生意人。他们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带着好烟名酒，从乡下来到城里，看起来动作迟笨，一脸忠厚，但精明地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开的“缺口”。
但和胡永合这样的生意人相比，孙少安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开什么大窍。他只会请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顿饭——这是一个得了好处的乡下人通常感谢别人的方式。
说起来，孙少安的身上也还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他现在身上的衣着装束，就今非昔比了。如今他只要外出办事，就会换上那套“礼服”；贴身一套红线衣，外面是一身廉价混纺毛料制服；足登“力士”牌球鞋；头上戴一顶深蓝的卡单帽，手里象其他生意人一样提着黑人造革皮包（也可斜着大背在身上）。当然，这身打扮在城里人看来仍然是个土包子，但在农村，就算得“洋”了。秀莲坚持要让他这样改头换面。少安自己也感觉到，到城里办事，一身老百姓衣服实在蹬打不开。穿着这身新衣服，开始时还怪有点别扭，以后慢慢也就习惯了……
现在，孙少安就是这么一副装束，坐在原西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
他正在这里请客吃饭——当然是为了销售他的砖。
客人是原西县百货公司的正副经理和这个单位管基建的干部。副经理我们已经熟悉了——跛女子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正是因为少平当年曾经在洪水中救过侯生才的女儿，这笔生意使孙少安多赚了不少钱。百货公司要新盖一座三层楼的门市部，需要大量的砖。有许多砖厂在竞争这个大买主。当主管基建的副经理侯生才知道少安就是少平的哥哥后，毫不犹豫把好处先给了他；并且每块砖出价四分——这比当时通行的价格高出二厘。侯生才的“理由”是，少安的砖好。当然，少安的砖确实也好，压力系数都在一百号以上（七十五号以上就是国家标准）。
为了感激慷慨的侯经理，少安就在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搞了这桌饭。从原西水平来说，这桌饭菜已经属最高层次了。桌上有山珍海味，还上了各种酒。少安殷勤地为那三个人夹菜劝酒，尽量使自己的风度象那么一回事；生活已迫使一个封闭的乡下人向外部世界开放。
吃菜唱酒的时候，孙少安无限感慨地想起，当年就是在这地方，他和润叶曾经一块吃过一顿饭。那顿饭是润叶请他的。那时，他是何等的窘迫与牺惶啊！谁能想到，今天他能在这同一个地方，铺张地请别人吃宴席呢？
他由不得想起了润叶——这几年，他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对于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陷入千头万绪矛盾中的农民来说，没有那么多闲暇勾起自己的浪漫情思。不过一旦想起这个人，他就会想起自己整整一段生活历史；不仅是当年他和润叶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和一家人曾经度过的那无比艰难的岁月……
他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则，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其他人的情况眼下仍不景气。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年纪，还得象小伙子一般出山劳动。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也是很艰难的。
孙少安的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他内心里刹那间升起一股羞愧之情：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尽什么责任。他太混帐了！一天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顾上去关照一下——他们严格地说还没有长大呢！
孙少安勉强陪着笑脸吃完了这顿饭，把三位客人送出了国营食堂。
他决定立刻到中学去找妹妹——他要给她留下五十元钱。
是呀，亲爱的妹妹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她已经长成大姑娘，尤其在穿着方面应该象个样子了。本来，他想自己到商店给兰香去买几件衣服，又怕不合身，就决定到中学去把钱送给妹妹，让她自己去挑拣着买一身好衣裳。
孙少安提着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急匆匆地往中学赶去。在此之前，他已经打问好去石圪节的一辆顺车；给兰香把钱送下，就得赶紧搭车回去——他已经出门几天，心里惦记着家里那一摊场。秀莲一个人顾不来啊！
兰香正在上自习。他把她从教室里叫到外面的大操场上。他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妹妹的情况。
兰香说她什么都好着哩。
他于是就掏出那五十块钱来给妹妹。
可兰香却不接这钱。她不知为什么眼里突然涌上泪水，说：“我有钱哩……”
“你哪来的钱！”少安见妹妹不接钱，有点生气。“我二哥每月给我寄十块……”
孙少安一下子呆了。
呀，他没想到弟弟一直给妹妹寄钱！
他的喉咙顿时象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
他有些声软地说：“你二哥给的是你二哥的，这是大哥的，你拿上给你买一身时新衣裳，你看你这身衣裳都旧了……”兰香抠着手指头，突然扬起脸用泪蒙蒙的眼睛望着大哥，说：“哥，我知道你的心哩。现在分了家，你们那面有我大嫂哩。我不愿叫你作难。你不要给我钱。我不愿意大嫂和你闹架，我手头宽裕着哩……”
孙少安的眼窝发热了。
他接着又硬把钱往妹妹手里塞。兰香却调转身，手抹了一把眼泪，跑回教室里去了……孙少安手里捏着五十块钱，呆呆地立在空荡荡的中学操场上，一颗伤痛的心象是泡在了苦涩的碱水里。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原西县中学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原西县回到石圪节公社的……孙少安在石圪节下车后，便神情恍惚地向双水村走去。
一路上，那无声的哽咽不时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象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啊！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从这条路上往村子里走。那时的痛苦一切都是因为贫困而引起的。可现在，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
生活啊，这是为什么？贫穷让人痛苦，可有了钱还为什么让人这么痛苦？
过了罐子村，在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孙少安实在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公路上转入一块庄稼地，找了一个四处看不见人的土圪崂，一下子扑倒在土地上，抱住头痛哭起来！山野悄无声息地倾听他的哭泣。
落日将要沉入西边的万山丛中，圆圆的山包顶上，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温暖的桔红。有一群灰白的野鸽从蔚蓝色的天空掠过，翅膀扇起一片嗡嗡的声响。不远处的东拉河边，传来黄牛的一声低沉的哞叫……好久，孙少安才从地上爬起来。他拍掉衣服上的灰土，又抹下头上的布帽擦去了脸上的泪痕，然后无精打采地卷起一支旱烟棒，蹲在地上静静地抽起来。他脸色灰暗，看上去象刚刚生了一场大病。
拐过一个山峁后，他猛地立在了公路边上。
他看见了他的砖厂！那里，制砖机在隆隆响着，六七个烧砖窑的炉口闪耀着红光；滚滚的浓烟象巨龙一般升起，笼罩了一大片天空。
一股汹涌的激流刹那间漫上了孙少安的心头。他疲惫的身体顿时象被人狠狠抽打了一鞭，立刻振作起来了。
是的！不论怎样，他还得在这条新闯出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他的心不能乱！这么大的事业，如果集中不起精力，搞倒塌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决不能松劲！他还应该象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孙少安迅速地卷起了一支旱烟卷。
他鼻子口里喷着烟雾，扯开脚步匆匆地向他的砖厂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妻子，已经立在一堵蓝色的砖墙旁等待他了。 第四十二章
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
托马斯·曼爱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什么时候开始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一般而论，这件事对他们为说，出现得是有点过早了，因为他们都才十九岁。不过，仔细一想，也有情可原。可为他们一同出生在高家村，从光屁股一块玩到懂得害羞的年龄，一起背着书包上村小学，又一起背着铺盖卷进城上中学，直到眼下高中毕业，并且报考了同样的大学和专业。现在他们正处在一种焦躁不安的等待中。十几下抽的朝夕相处，加上这几年洪水一样的爱情电影的熏陶，少男少女心灵中那根神秘的琴弦终于被拨动了，并且弹出了第二组不那熟练的、然而是异常美妙的和音。
大年是前村高仁山二小子。他和他那老实巴结父亲一样，带着一身淳朴的、倔强的憨气，就像黄土里长出来的一株高粱。当然，这种人往往有一种别人很难比得上的品质，那就是非常有耐力，能经受得住摔打。这一点也像田野里的高粱。如果各位有机会大旱之上，到中国北部的山地里一走，就会看见，当许多植物被烈日烤晒得蔫头聋脑时，吸有高粱却倔强地挺着它的腰杆，并且会在秋后捧出一穗红艳艳的颗粒来。
就说大年的父亲高仁山吧，虽然岁数已经不小，但硬是一个人强撑着，用辛勤的汗水供两个小子上学，非让他们求得“功名”不可，大小子前年考大学名落孙山，已经收心务农了。可他并不灰心，继续向乡亲们发誓，要把他的大年送进大学门。大年这孩子虽然并不特别聪敏，倒也像他父亲一样的股牛劲，靠着勤奋，学习一直也还是很出众的。
小丽却是另外一种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得像一只小山羊。她虽然也是土生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