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已63岁。
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
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
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代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
＇1＇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
＇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
＇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
＇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
＇5＇让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669一670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6＇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24—37页，1987。第十五章 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
第一节 明治政府的成立
—、农民起义与市民暴动
德川幕府末期，农民反对幕府封建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至庆应年间（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斗争发展为暴动，并与市民暴动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1866年5月初，大阪近的西宫（今兵库县东南）发生了贫民捣毁米店、袭击武士的暴动。接着扩大到兵库、滩、池田、伊丹等市镇。5月中旬又扩大到大坂。参加暴动的1万多名大坂市民群众，在各条街上呐喊着袭击米店和酒店。群众斗争情绪激昂，不顾幕府的镇压，在街上张贴写给老中的匿名信说：“现在要么把我们消灭，要么就把米价降到3百文（1升时价7百文）。如这两件事都不能办到，就把全市化为焦土。”＇注1＇当他们被捕时，坚决果敢地向审问他们的大坂官吏指出：引起这次暴动的祸首就是将军。当时萨摩藩在大颐的藩吏木场传内曾把这情况详报在京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认为：“民心已离将军，幕府何足惧！”＇注2＇
从5月底到6月初，江户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市民暴动。5月28日，品川首先发生暴动，很快发展到芝、赤扳、四谷，又波及神田、本所，到6月5日暴动席卷整个江户。暴动群众在各条街上组成队伍行进，捣毁米店、酒店、当铺、洋货店和富商住宅。町奉行所（江户市政署）的大门被贴上“政治已经卖完”的讽刺性匿名信。幕府统治权力在几天里陷入瘫痪状态。
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相呼应。6月7日武藏川越的木匠要求降低米价，掀起“改革世道”的暴动。6月13日，秩父郡名栗村的农民要求降低米价和利息。烧掉典当土地文书、归还当品，发动了“改革世道”的起义。各村农民群起响应。14日，起义群众在饭能会会，捣毁四家米店。暴动很快席卷了青梅、川越等地。起义者打着“改革世道”、“为救日本穷民”的旗帜，拿着印有“国内各地太平”的灯笼，袭击、捣毁横滨商人的米店和高利贷专的住宅。在秩父大宫，农民捣毁官衙和监狱，释放囚犯，烧掉土地清册，砸毁枪支，把大炮扔到井里，并冲进当铺当场发还抵押品，销毁当票。几天之间起义席卷武藏、上野两藩，有10万多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同时奥州的信夫、伊达两郡（今福岛市附近）也爆发了“改革世道”的起义。据统计，公元1866年爆发农民起义106起，市民暴动35起“，是整个德川时代爆发起义次数最多的一年。起义地区北起奥羽，南至九州，遍及全国。
从公元1867年8月底起，全国各地爆发了“可好啦？！”的群众云动。运动首先从名古屋开始。当时名古屋地方发生了伊势神宫天降神符的传说，市民把它看成是一种“变天”的瑞兆。人们穿上华丽衣服，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吹笛打鼓弹三弦，成群结队地反复唱着“可好啦？！”“可好啦？！”的歌，狂舞街头。接着，这个运动席卷京都、大坂、江户、横滨等地。幕府各藩严加禁压无效。群众闻进地主富商宅院，迫使其摆出酒席；有的捣毁他们的家财衣物或把它散发给过路居民。群众把这种不愁衣食的日子称作“神代”。这个运动虽然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但具有市民暴动的因素。狂舞时的打扮与活动是无视幕府统治，反映群众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
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不仅震撼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其锋芒还指向西洋人。公元1866年9月，江户市内的贫民高喊：“我们这样贫困，就是因为洋人到来物价上涨。”他们还袭击了正在散步的美国公使。＇注4＇公元1867年11月，江户郊外德丸原的农民起义，不仅反对幕府征用民地开辟练兵场，而且袭击了与幕府勾结、横行霸道的法国军事教官。
公元1867年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次数虽比上年有所减少，但群众反对幕府的改革、要求变革现实的思想的成长及近代民主精神的萌芽，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第二次征长的失败
幕府为消灭倒幕势力；不顾财政贫困，以摄津、河内、播磨的年贡为担保，向大胶、兵库、西宫的商人赋课7百万两作为军费，在“万民怨愤”声中发动了第二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公元1865年5月，将军家茂由陆路从江户到大坂亲自指挥，以纪州藩主德川茂承为先锋总督，军舰炮击长州藩周防沿岸。
这次征长与第一次不同，幕府毫无胜利把握。当时萨摩藩已和长州藩订立同盟，不仅拒绝派兵，还同其他藩联名要求取消第二次征长战役。诸藩也对这次出兵感到不满。加之军队除一部分受过新式训练外，大部分是旧装备。长州藩军受大村益次郎“西洋阵法”训练，因此战争首先对幕府不利。其次，幕府军队还受后方之敌威胁。第一次吹征长战争后，大吸附近地区农民起义规模很大，大阪、江户还发生了捣毁运动。
公元1866年6月7日，幕军从安艺、石见、小仓三方面开始攻击。另有幕兵、松山藩兵开往周防的大岛登陆，但被击退。战区内农民本对幕府不满，乘机反抗。石见国（今岛根县）农民首先起义，银山代官弃职逃走。起义农民协助长州军打败幕府军，追击幕府败兵。同年8月，滨田藩、小仓藩和川越藩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袭击了当地豪农、豪商和村吏。
农民起义军和市民暴动搅乱了幕府征长军的根据地，使幕府军腹背受敌而败。长州藩军虽兵力很弱，四面迎敌，但因得到起起义农民及市民的支持，士气旺盛，到处获胜。
正当幕府军接连战败之际，将军德川家茂于公元1866年7月20日在大坂病死。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想依靠法国的军事援助挽回败局。但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及幕军根据地小仓被长州军占领，参战各藩都要求撤兵，第二次征长终以幕府失败告终。
群众起义和征长战争的失败，动摇了幕府统治。将军庆喜为摆脱危局，在法国公使罗休（L．Roches）指导下进行重大改革：一，军事上废除旧机构，征募农民、市民建立新式步兵，聘用法国军事教官团，开办军官学校，着手建立近代常备军。并向法国借款6百万美元，购买军舰、兵器，以北海道的矿山作担保。二，政治上改革老中制度，分幕府为五局，各老中分掌一局，由首席老中统辖全国政务，以期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机构。三，经济上设立法国和日本合办的公司，垄断生丝输出和建造铁路等。然而这时幕府已完全丧失民心，群众斗争加剧，幕府改革，只是挣扎而已。
三、武力倒幕
公元1867年长州及萨摩藩的倒幕派为推翻幕府，朝着“举兵倒幕”方向迈进。其他各藩也有主张武力倒幕的志士活跃，土佐藩板垣退助（公元1837年—公元1919年）就是突出的一个。板垣以乡士和上层农民为主组织了类似奇兵队的军队，公元1867年5月，在中冈慎太郎的策动下，他在京都会见了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公元1827年—公元1877年）。按照两人的协议，板垣不顾土佐藩主的意见，决定率土佐志士参加倒幕同盟，并进行
起兵准备。由于宫廷内佐幕派的中心孝明天皇在公元1866年12月25日病故，15岁的太子睦仁（即明治）于1867年1月即位，宫廷的形势非常有利于倒幕派。以岩仓具视（公元1825年—公元1883年）为首的宫廷倒幕派，在宫廷中积极进行倒幕活动，并和远在九州大宰府的三条实美＇注5＇取得联系。于是，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为代表的萨长倒幕派领导核心正式形成。
木户、大久保和西乡，并称“维新三杰”，是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木户孝允（公元1833年—公元1877年）出身长州藩士，在幕末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曾与高杉晋作等一起主持长州藩政，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公元1867年木户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一起拟定举兵倒幕的计划，发布“王政复古”命令，建立了明治政府。明治维新后，木户孝允历任新政府的征士、总裁局顾问、参议等职，位居领导核心。他积极极提倡推行“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公元1871年，木户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出访欧美12个国家。回国后成为明治政府领导层中最开明的人物之一，在日本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与木户齐名的大久保利通（公元1830年—公元1878年）出身于萨摩藩士，幕末曾参与藩政改革，是武力倒幕、“王政复古”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明治维新后历任参与、参议、大藏卿、内务卿等职。1871年与木户孝允同为岩仓使节团副使出访欧美各国。回国后，反对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留守政府的“征韩论”，主张“内治优先”。此后掌握了明治政府的领导权，积极推行各项资产阶级改革，镇压士族叛乱，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1878年被士族分子暗杀。
西乡隆盛（公元1827年—公元1877年）出身下级武士，最初作为尊王攘夷派的志士参加反对幕府的政治活动，后来转变为武力倒幕派的主将。西乡有军事天才，公元1869年1月3日作为军事顾问和参谋长，指挥了鸟羽、伏见之役，消灭了幕府的军事实力。同年5月又只身赴江户，与幕府大臣胜念舟会谈，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以不流血的方法使幕府投降。新政府建立以后，历任参议、陆军元帅、陆军大将、近卫军都督等要职，参与新政府的各项资产阶级改革。但西乡在最后阶段思想消极保守，同情被明治政府逐步取消特权而不满的多数下级武士，反对强制剥夺土族兄弟的4f权，终于辞官还乡。1877年武装叛变，发动了西南战争。最后败死于鹿儿岛的城山。
以上述维新三杰为核心的倒幕派，一致主张武力倒幕。支持武力倒幕的有萨、长与其他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以及部分京都贵族（公卿）和地主资产阶级。
四、“奉还大政”
公元1867年10月，以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公元1827年—公元1872年）及其后藤象二郎（公元1838年—公元1897年）为代表的妥协派，提出了一项与武力倒幕相对立的“奉还大政”的方针。支持和倾向这项方针的有幕府的部分官吏以及萨摩安艺（今广岛县）等藩的上级武士。山内和后藤两人提出妥协方针并非偶然。1867年6月，后藤象二郎和坂本龙马同船从长崎去京都时，扳本曾向后藤提出建立新国家的八条基本方案，即“船中八策”＇注＇。可是后藤接过这个方案后，按照自己的妥协思想加以纂改，即主张幕府将军把现在握有的统治权名义上奉还天皇，而在天皇之下设立一个由将军担任议长的“列侯会议”来掌握实权。不同意武力倒幕。山内等的“奉还大政”方针即以此为前提。他认为这是使德川氏奉还大政，将他从灭亡中挽救出来、思义两全的良策。＇注7＇与此相反，土佐藩的军务总裁、已加入武力倒幕同盟的板垣退助则强调提出：“奉还政权之名虽美，却属空话。德川氏既然在马上得天下，如不在马上把它夺回，就不能打倒数百年来的霸业。”＇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