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武士。
三、正长起义与嘉吉起义
15世纪初、中期的农民起义主要集中在当时日本封建统治的中心京都和奈良地区。首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于正长元年（公元1428）；这一年发生了全国性饥谨，瘟疫蔓延，“人民多死亡，尸骸充斥各国”。＇注27＇幕府和领主们毫无救灾表示，相反，足利氏一族为争作刚死的将军足利义持的继承人而争战不休，把更大的灾难加给人民。8月，起义由近江的陆上运输工人（“马借”）发难。9月，京都东南醍醐寺领地农民揭竿而起，山科、鸟羽、西冈的农民群起呼应，起义烈火越烧越旺。手持伐木刀、木棒、铁锹、镰刀和长枪的起来者们在战斗中采取迅速集中、分散的灵活战术，屡次挫败貌似强大的官军。起义者到处索回借据和抵押品，宣布废除债务关系。10月，京都市内也发生了要求取消债务的起义。起义者占领了寺院，袭击了酒屋和土仓，夺回抵押品，烧掉典当契据，一下解决了用“强诉”方式难以解决的问题。历史上称起义者这种以自己的双手解除债权债务关系的作法为“私德政”。与此同时，来自木津的运输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几千名起义者逼近奈良。统治阶级不得不假借大庄园兴福寺之名发布“德政令”，内容是：典当物品归还三分之二，无
条件废弃5年以前所有欠债借据，勾销1年以前的年贡欠账。大和神户乡的农民为歌颂这次胜利，在一块石雕上刻下如下铭文：“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以后，神户四乡无任何债务关系。”＇注28＇这块雕着佛像的巨大花岗岩迄今仍保存在奈良市区的柳生町。
对于被称为“正长一揆”的这次农民起义的胜利，统治阶级惊恐万分。兴福寺的大乘院僧正寻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大凡亡国之基莫过于此。日本开辟以来此为土民蜂起之始也。”＇注29＇这次起义还波及播磨（兵库县）、纪伊（和歌山县）、和泉、河内、界（均属大阪府）和伊贺、伊势（均属三重县）各地，迫使各地统治者均发出“德政令”。正长起义之后，各地起义迅猛展开，此伏彼起。永享元年（公元1429年）播磨国再次起义，要求减轻年贡，并且提出“国内不许有武士（守护的武士）”＇注3…＇的战斗口号，一度打败了守护赤松满佑的军队。
当起义迫使各地统治者发出“德政令”而起义队伍纷纷解散之后，幕府立即反扑，不承认起义者以实力赢得的取消债务这一胜利果实。永享2年（公元1430年）足利义教发布《政所壁书》（政所告示），严禁以偿还部分本钱为条件取消债务的要求，对受到打击的洒屋、土仓采取复兴的方针。＇注31＇
人民进攻力量的加强，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嘉吉元年（公元1441年），足利义教企图剥夺播磨守护赤松满佑的领国，反被杀死。就在这时，从8月末起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袭击京都及其周围、要求“德政”的起义。近江国和山城国的万名农民把京都团团包围，占领了位于通往京都的7条道口的神社和寺院，每天轮番出击市内，同幕府军作战，要求幕府发“德政令”并警告说，如果不接受要求便烧掉这些寺院。经半月的战斗，幕府终于不得不发布“德政令”。据统计＇注32＇，公元1428年至公元1441年发生起义23起，1442至1466年发生35起。这35起大多数以京都、奈良地区为中心，其中公元1454年和法院1457年以京都为中心要求“德政令”的起义，规模较大且获得成
第四节 室町前期的文化
一、朱子学与《神皇正统记》
朱子学在镰仓时代就传入日本了。当初将朱子学带到日本的是俊艿（公元1166年—公元1227年）和圆尔辩圆（公元1202年—公元1280年）两禅僧。圆尔之后在日本积极传播朱子学的有宋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元僧一山一宁。镰仓时代朱子学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学问加以研究，而且它是依附禅宗传入日本的，只是作为禅僧的一种文化教养，作为传播禅宗的一种辅助手段，主要在禅僧中间流行，停留在兼学的程度上。至南北朝时代（公元1333年—公元1392年），情况便不同了。义堂周信（公元1325年一公元1388年）从《四书》的价值来谈新旧两注的不同，把儒学作为政道的一种参考，为足利义满讲《中庸》、《大学》、《鲁论语》（鲁国所传的《论语》）。他对义满说，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明德、正心、修身为先。义堂之后歧阳方秀及其弟子云章一庆、翱之惠风等大力宣扬朱子学，朱子学不但在关东，在全日本已取得了稳固的地盘。
“建武中兴”失败后，朱子学被南朝统治者用作同室町幕府和北朝皇室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记述从“神代”至南朗后村上天皇即位（公元1341年）的历史著作《神皇正统记》中，著者北田亲房仿照朱烹《通鉴纲目》的宗旨，大力宣扬“大义名分论”，笔诛“乱臣贼子”。他还按朱烹唯心主义理气之说，对由来已久的“国土生成”和“天神出现”等神话加以演绎，为所谓“肇国悠久”和“皇位神圣”说赋以哲学“理论”，并通过所谓“神器授受”说论述皇统的继承，为南朝正统说提供根据。《神皇正统记》大大发展了神国思想，为所谓独特的日本“神国国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这个“国体论”到明治以后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人民、进行侵略的思想武器。
二、民间文艺
民间文艺创作的最大成就，是作为戏剧完成的“能乐”和“狂言”，以及作为戏曲完成的“能乐”的“谣曲”和“狂言”的乐曲。“能乐”是一种使用“能面”（能乐用面具），由谣、舞蹈、伴奏所构成并伴以谣曲演出的乐剧。“能乐”的前身是民间流行的“猿乐”和“田乐”，起源于中国唐朝的散乐，进入镰仓时代又采用了歌舞乐曲，逐渐变成戏剧的文艺形式。至室叮前期，经过大和“猿乐”的观世座（剧团）的著名演员观阿弥，尤其他的儿子世阿弥（公元1363年—公元1443年）的努力，使“能乐”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艺形式。世阿弥还统一了散在各地的民间艺术，集当时日本歌舞之大成，创造了日本民族戏剧。他的《花鼓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艺术理论著作，奠定了日本的民族艺术理论基础。他的《能作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创作方法的著作。他一生创作的“谣曲”至少有90多种，其中有些是历史故事、传说，歌颂英雄武士、高僧，为足利义满和武士们所欣赏。但也有不少是揭露社会矛盾的，有些今天尚在演出。
当时在能乐剧歇幕时总是穿插演出“狂言”。如果说能乐在颇大程度上是属于武士阶级的戏剧，那么狂言便完全是一种优秀的民间文艺。遗留下来的300多篇“狂言”，用的是当时的口语，表演形式生动活泼，内容完全是对当时统治阶级人物的尖锐批判和辛辣讽刺，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能乐”和“狂言”的发展，给后来“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三、文学艺术
室町时代贵族文学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只是若干贵族文入完成了《日本书纪》、《万叶集》、《源氏物语》等一些古典著作的抄写本和注释书而已。此时禅僧的五山文学十分兴盛。五山有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之分，公元1386年足利义满整顿五山制度，将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京都五山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这里的五山僧人学习中国语，入山为僧必须考中国语，及格后方能出家为僧。所以他们都精通汉文学，写了许多汉诗、日记、语录、文章，杰出的作家辈出，如虎关师栋、义堂周信等。除五山汉文学外，武士文学作品较有价值的是《太平记》一书。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记述从“建武中兴”和南北朝大约50年间战乱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
以及各阶级的动态和思想。
随着农民、町人力量的不断壮大，民间文学兴起，出现了新的创作形式，如后来被称做“御伽草子”的通俗易懂的短篇小说和“连歌”。它们中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有的是鸟兽虫鱼草木拟人化的童话，这些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人民性。“连歌”是几个人、十几个人一起在相互联咏中不断创作联句的一种诗歌体裁。这种体裁起源于和歌上下句的两人联咏，在平安时代已经出现，到镰仓时代发展成50句100句的联句，开始打破贵族的垄断而推广到武士和人民群众中。至室町前期便脱离和歌而独立，在人民群众中形成连歌热，用来歌颂自己的劳动和表现对统治阶级斗争胜利的喜悦。14世纪中叶，二条良基辑成一部优秀的连歌集 ——《菇玖波集》，奠定了连歌兴盛的基础。
这时期绘画艺术的显著特点是“大和绘”走向衰落，而仿宋元画风的水墨画风靡一时。奠定日本水墨画基础的是掸僧如拙及其弟子周文，而使其获得完善发展的则是周文的弟子雪舟等杨。雪舟游学明朗，从当时中国名画家李在和、张有声学得泼墨技法。他的卓越成就在于吸收了中国绘画的长处，结合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在继承发扬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色地创造出自己的民族风格，丰富了日本的文化内容。因而他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被誉为“古今之画圣”。他的水墨画选题颇广，有优美的山水画，有栩栩如生的花乌画，还有逼真的肖像画。主要作品有《育玉山》、《山水长卷》（长达52尺）《四季山水图》等。
建筑方面最著名的是公元1397年足利义满建造的金阁。它是临池而造的三层楼阁，其式样采取结合形式，即第一层寝殿式，第二层佛堂式，第三层禅宗式。这种结合形式可以看到公家与武家文化的结合和平安文化与镰仓文化的统一。
第五节 农村自治体的形成与农民起义
一、农村自治体（“物心”）的形成
南北朝时代封建主集团的混战，破坏了生产，摧残了劳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农民同封建主阶级矛盾尖锐化。
早在镰仓末期，先进地区的农民就开始以名主为中心团结起来，加强了对庄园领主和在乡领主地头斗争的力量。南北朝时代，乘多数武士离开农村忙于混战之机，农民更加强了这种团结，壮大了力量。起初，农民们在发生某些重大事件时都来到村民信仰的中公神社处集会（“寄合”），商讨应付办法。久之，这种集会便定期召开，做出决议共同行动。农民依靠这种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同封建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或以武力阻止封建主军队进入村庄为非作歹，或以集体签名方式向庄园领主“强诉”，要求减轻年贡，兔除直营地上的劳役和罢免凶恶的庄官。如被拒绝则集体“逃散”，即撤出庄园，拒绝为领主耕地，直至迫使领主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建武元年（公元1334年）若狭国太良庄农民就曾要求罢免领主代官（代理人）肋袋彦太郎，列举其暴行13条，署名者59人。他们交饮神社之水，宣誓坚持团结，写成慷慨激昂的誓词。＇注24＇在某些地区，团结起来的农民还成功地拒绝了领主代官进入庄园，规定向领主交纳年贡之事由农民集体承担。这种办法叫做“地下请”或“百姓请”。＇注25＇至15世纪，以“百姓请”的形式交纳年贡的村庄增多起来。
这种在斗争中自发形成的农民结合的组织叫做“物心”（音so）＇注26＇，有“物心”的自然村叫做“物心村。“物心”有自己的规章，违者受罚，逐渐形成为带有农民自治色彩的组织机构（自治体）“物心”在其发展过程中，除肩负组织农民向领主作斗争的任务外，还掌握了处理用水和“入会地”（公有的山野）等农村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权力。原来“连一滴”都是由庄园领主垄断的灌溉用水，已由农民来管理了。其结果是，公元15世纪以来出现了利用一条河水、生活在一个盆地或需要共同利用“入会地”的几个乃至十几个自然村的“物心”的联合组织。这种联合组织往往超越郡的界限；“物心村”主要是在近畿地方，尤其是在近江、山城、奈良各地，还有尾张、美浓、伊势、东海、北陆等农业发达的先进地带形成较快，而在关东、东北、九州各地则形成很慢。“物心”的基本群众是“百姓名主”（自耕农、佃农）和“名子”（农奴或小佃农），而被称为“番头”、“沙汰人”、“乙名”的领导者则往往是强大的名主。这些强大的名主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幕府、守护和庄园领主的压迫，另一方面作为中间剥削者又压迫和剥削农民，是农民的对立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