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野明神出阵”等等，显然是无稽之谈。元朝征日也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受到中国人民的种种抵制。这种抵制也是促使元军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
三、战后的衰落
抗元战争胜利后，幕府的统治转向衰落。同承久之乱时不同，抗元战争后幕府没有得到没收自政敌的土地，幕府无法使获有战功而纷纷来到镰仓要求恩赏的御家人得到满足，从而破坏了由“奉公”取得“恩赏”的这个幕府同御家人关系的基础。
御家人为弥补战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恢复自己的实力，就加紧侵占“公地”并通过大搞自13世纪中期开始采取的“地头请”和“下地中分”的办法蚕食庄园，加速了地头、庄官等既脱离“本所”、“领家”，又脱离幕府，形成独立的封建领主的过程。但是多数御家人却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了，开始把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卖出。幕府为了防止其政治军事支柱继续削弱，曾禁止御家人出卖土地给商人、高利贷者，但禁令并无多大效果，贫困的御家人仍设法偷偷出卖。于是永仁5年（1297）幕府颁布《德政令》，规定禁
止买卖、典当御家人的领地，非御家人和商人买得御家人的领地须无偿归还原主，并且此后不再受理有关向御家人贷款问题的诉讼。《德政令》引起了经济混乱，商人抬高物价，高利贷不再向御家人通融资金。所以令颁后还不到一年，幕府就不得不将它取消。御家人的贫困没落加速了御家人制度的崩溃。
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御家人不论是转为领主或贫困下去，为转嫁战争负担，都加强了对以“百姓名主”为主的农民的掠夺，致使农村荒废，饥谨频发，加剧了阶级矛盾，农民只得以逃散的方式来抵抗。
早在抗元战争前，“百姓名主”中就有一部分上升为武士。这样的武士是没有和幕府结成主从关系的非御家人。这些新兴名主，在货币经济较发达的近畿地方尤多。他们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就利用反抗领主的贫困百姓名主、逃亡的下人和所从等下层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用弓矢甲胃武装起来，对抗幕府和领主，阻碍年贡的征收，袭击年贡运送队，夺取年贡。统治阶级把这类武装集团称为“恶党”，视同盗贼。在先进地区，恶党暴动早就发生，例如公元1236年在大和，公元1248年在山城国都曾发生过。及至抗元战争后，即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农民处境更加恶化，“恶党”到处出现，它的活动已遍及北起出羽、陆奥，南至淡路的日本各地。还有一些不满幕府的御家人，例如一些地头和守护，出于他们反对幕府、蓄养自己实力的需要，往往把恶党拉到自己一边，有的甚至成为“恶党巨魁”。恶党的活动构成了对幕府统治的严重威胁。
四、得宗专制
在人民反抗日益激烈的同时，幕府内部的矛盾也加深了。迄今在御家人财产继承上通行析产继承制。幕府为防止御家人领地分得过细、带来御家人的贫困，遂改为长子（“（上物下心）领”）继承制，庶子由长子扶养。有一些御家人就以“（上物下心）领”为中心加强团结，形成强大的守护，甚至足以同北条氏抗衡，就象足利氏那样。于是北条氏加强了“得宗”（北条氏嫡长世袭制的家主）的专制统治。作为中央机关的“评定众”和“引付众”等要职皆由北条氏一族担当，置于得宗统治之下。地方守护之职也尽可能由北条氏一族任命。北条时宗借用防备元军来袭，从九州到山阴、山阳各地增加了出身北条氏一门的守护，至幕府灭亡前夕，全日本近半的30国守护之职都被北条氏一族垄断。得宗权力至北条时宗之子贞时（公元1271年一公元1311年）、孙高时（公元1393年—公元1333年）之时，进一步加强。得宗权力主要依靠家臣“御内人”行统治，赋予重要职务。“御内人”势力的增大引起“御内人”同“御内人”以外的御家人“外样”的尖锐对立，终于导致“御内人”代表人物内管领平赖纲同“外样”代表人物安达泰盛（公元1231年—公元1285年）之间的战争。在公元1285年的“霜月骚动”中，安达泰盛一派失败，安达氏一族及其一派的御家人被大量消灭。内战削弱了御家人的力量，并进一步加剧了御家人之间的矛盾。末代执权北条高时又恰恰是一个无所作为之辈，耽于游宴，荒废政事。至此，不论是外样御家人或非御家人，大部分武士的心都已离开了幕府，伺机反叛。而反叛所需要的只是一面能够把他们结合起来的旗帜了。
第六节 镰仓时代的文化
一、净土宗与净土真宗
镰仓时代，佛教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战乱频繁、社会关系激变中更加走向没落的京都贵族中间，充满了对“末世来临”的畏惧和寻求解脱的苦闷。广大农民在坚持反抗封建主的现实斗争的同时，不少人也对来世抱有幻想。适应这种思想要求，法然（源空，公元1133年—公元1212年）发展了前代以来流传的佛教净土思想，使它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派，即净土宗。他告诉人们，任何人在佛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只要“专修念佛”，即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依靠佛力就能“往生极乐”——“他力本愿”，而不必去搞那些为特权阶级所专用的建寺、造佛、念经等繁琐的宗教仪式。
法然的弟子亲驾（公元1173年—公元1262年）生活在东国（关东地方）农村达20年之久，对东国农民，对那些在佛教看来从事“杀生”因而有严重“罪恶”的东国渔民、猎人的疾苦有所了解并寄以同情。于是他在“往生极乐”问题上针对法然的“善人正机说”（“恶人尚且往生，况善人耶”），提出“恶人正机说”（“善人尚且往生，况恶人耶”），意思是说，被封建统治阶级和佛教诬为“恶人”的劳动群众才是最容易进入“极乐”境地的人们。他较为彻底地排除了一切清规戒律，认为人们即使不出家，不素食，过娶妻生子的世俗生活，只要念佛，依靠佛力也能“往生”，从而开创了净土真宗（即一向宗，简称真言）的教义。这是广大被压迫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有如思格斯在论述早期基督教运动的性质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注23＇净土真宗在亲鸳在世时极兴盛，关东、奥羽一带就已拥有10万信徒，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也有少量商人、工匠和下级武士。
二、时宗与日莲宗
以人民群众为主要传教对象的新宗派除净土真宗外，还有一遍（公元1239年—公元1289年）创立的时宗和日莲（公元1222年—公元1282年）依法华宗开宗的日莲宗（即法华宗）。时宗也是属于净土宗而主张“他力往生”的一个宗派，在农民中拥有许多情徒。日莲宗则有所不同，它宣称只要人们反复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能即身成佛，全民信仰此宗则整个国家就能成为佛的净土，而其余各宗皆不能。公元1260年日莲曾向幕府献所著《立正安国论》一书，书中描绘出人民涂炭、社会凄凉的情景，批判幕府政治，进言须按正法（法华经教义）施政，否则必将招致人心思乱、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严重后果。由于触怒了幕府，他被校流放两次，但仍不屈不挠。日莲宗这种不仅来世，即使现世也能得救且造福国家的教义当然也是幻想，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争取现世幸福的迫切要求。日莲宗主要在城市商人和部分武士中间流传。
三、禅 宗
武士中间广为流传的佛教新宗派是禅宗。禅宗早在中国唐初就已传日，但只是到了镰仓时代荣酉和道元（公元1200年—公元1253年）从南宋分别传来它的分派临济宗和曹洞宗之后才大盛。禅宗宣扬“自力本愿”；即人们“成佛”要靠自己的主观力量。它认为，客观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主观世界“内心”才是真实的，人人内心都有“佛性”，宣传人们只要除掉内心的“妄念”，达到“空心”境地便可“成佛”。
掸宗推祟的修炼方法也极简单，认为只要坚持坐禅其思就能消除“妄念”成佛。这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注24＇的简单修炼方法很适合缺少文化武士的口味。但坐掸却要求严格，要坐掸者修炼出山崩地裂无所惧的胆力。用禅宗的话说，就是要达到“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注25＇的程度。武士驰驱沙场，都得视死如归，掸宗这种说教正符合封建统治者鼓励武士为自己效忠的需要。因此，幕府对禅宗倍加推祟，派出许多入宋僧、入元僧学禅，并请来诸如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宋禅僧传教，北条时赖、时宗等人以师事之，带头皈依，形成武士热心参禅的局面。这里必须指出，日本武士道的形成与禅宗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
四、早期武士道思想
佛教各新宗派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早期武士道思想的形成。武士道是随武士阶层的抬头而出现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经平安时期酝酿，到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的统治思想。其内容见于《吾妻镜》等史书及《平家物语》等军记、史谈之中。这种道德观同宫廷贵族思想不同，它是以中世家长制（“恕领制”）为中心的一种主从间道德规范。最早是由平安时代构成武士团的家长和“家子”、“郎党”问通过主君恩赐家臣以封地和身份（“御思”），家臣则对主君矢志忠节（“奉公”）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幕府时代，在镰仓将军、执权同御家人之间，这种观念有进一步的约束性，主从关系比父子、夫妇关系更重要，违反这种关系要受严罚。
武士道的内容就是以这种家臣对主君的“忠节”为核心，要求武士具有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以清廉自许，鄙视平安贵族优柔文弱的习气。武士道的内容都来源于儒家的“德目”，而对这些方面的培训，又借助佛家唯心主义说教的力量。例如净土宗否定现世、鼓吹欣求彼岸乐土的思想，对培养家臣为主君效死的精神起作用；实践禅宗的所谓极严肃的修业作法，有助武士进行认真习武和勇敢杀伐的训练。
早期武士道在抵制平安贵族的颓废风气方面有其积极意义。早期武士道不同于晚期，因它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甚至“武士道”这一词汇也还未出现，只是以具有狭义的“战争道德”含义的“士道”、“战之道”等词出现于武士之间。及至江户时代，武士道被赋予宋儒理学理论之后，才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
五、文学、史学与医学
镰仓时代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充分表现出贵族文化的衰落和武士文化的兴起。贵族作品在数量上虽仍占优势，但主题思想却都和时代背道而驰。例如镰仓初期被藤原俊成及其子定家选辑在《新古今和歌集》中的贵族和歌，大都带有没落阶级的感伤情调。鸭长明（公元1151年—公元1213年）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公元1283年—公元1350年）的《徒然草》等随笔作品，更充满着贵族对现实社会不满而无可奈何地要从佛教的无常观那里寻求安慰的思想。天台长老慈圆（慈镇，公元1155年一公元1225年）为了劝谏上皇，用假名文字写成历史著作《愚管抄》，只能用佛教的宿命论（末法思想）观点来说明贵族阶级的没落和武家兴起的历史趋势。
具有代表性的武士文学是战记文学。同贵族文学不同．9这类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生动地描写了在同公卿贵族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士的思想情感。《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入《源平盛衰记》等都很有名，而以平家兴衰为题材的《乎家物语》尤为突出。这部作品原是琵琶法师，＇注26＇在群众中间说唱的“平曲”；后经出身于贵族但同情武士的西行加工整理而成‘贯穿故事的主导思想是佛教的无常观，但由于作者和听众对于变革社会寄以强烈关心，所以故事里生动地描绘出内战时期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作品格调优美，韵律勾称和谐，文风也很有特色。
14世纪初，幕吏们受幕府统治者之命写成一部有关镰仓武士发家的历史著作《吾妻镜》（又作《东鉴》）51卷，内容包括公元1180至公元1266年间幕府和皇室方面的编年体日记和记录，现部分残缺。本书曾被认为是镰仓时代史和武家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医学方面，不少僧人对医学造诣很深，从事医疗和著述。完成的30余部医学著作中，以荣西的《吃茶养生记》2卷与棉原性全的《顿医抄》50卷、《万安方》62卷最为著名。这三部著作不只反映了隋、唐、宋的医学成